在此，还应强调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感年事已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后继有人，代代相传。他们高度重视新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选拔和培养，提倡退休制，按干部“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人进班子。为此，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经过全面考察，反复比较、精心选拔，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一代即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完成了新老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功交接。
邓小平深谋远虑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④他和其他老一辈领导人，全力支持新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工作，树立他们的权威。为此，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领导人，主动退休，先后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批德高望重，深受全党、全民、全军爱戴的领袖人物，健在时主动离职，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罕见的。
党的十六大，选举产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新旧中央领导集体的更替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这次更替不再使用“第几代”，“核心”的提法。这一变化反映了我们党自身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正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了坚强的、前后相继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把它作为制度确立下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连续又发展，既坚持又与时俱进的重要保证。
2006年，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对“改革”往事进行严肃思考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决策完全正确。” 吐出了肺腑之言。⑤
三
由上可见，苏联解体只是难以为继的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突破斯大林模式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适值建国六十周年，欢庆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之际，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发，战胜前进中各种困难的信心。这应该是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反思中，得到的启示吧！
注释：
①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版，第494页。
②参见闻一：《苏联为何会解体 苏联共产党为何会垮台？》，北京日报，2007年09月04日。
③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1页。
⑤参见《环球人物》，2006/05/08。
论青年伯恩施坦“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观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曾瑞明
【摘 要】 《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的伯恩施坦曾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赢得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声誉，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的思想深处也隐性地生长着排斥因素。青年伯恩施坦只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部分观点，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因而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有着极其浓厚的“疑问性”特征。在“疑问”的导引下，伯恩施坦马克思主义观内的修正主义种子逐渐发芽生长。
【关键词】伯恩施坦 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
在两位创始人相继辞世后，马克思主义队伍内发生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当属伯恩施坦的背叛。定性为背叛，当然包含着承认他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提。但是，即使谁都无法否认，伯恩施坦在主编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10年间是公认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大部分批判者仍然认为他自从加入社会民主党后就是一个带着修正主义企图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此，有些人在分析伯恩施坦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主观原因时，总显得过于简单，无法深入到伯恩施坦思想的内在矛盾中讨论问题。既然伯恩施坦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为什么能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主义派的一致赞誉，能得到恩格斯的最高规格的信任？这个问题仅仅从伯恩施坦善于伪装上找答案显然片面了些。党内的赞誉和恩格斯的信任只能是基于伯恩施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良好表现，即他在实际工作中所表达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观点。透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查找的更重要方面，应该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的伯恩施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所言说的究竟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搞清楚了这一点，才能把握伯恩施坦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深层次原因。
一、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思想准备和客观条件
1872年4月，22岁的银行职员伯恩施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开始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人生。促使伯恩施坦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直接原因，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丑恶现象的道德反感。因为职业便利，他能够接触到资本家谋取暴利的勾当，并促使他从纯粹道德方面对资本主义作了腐朽性判断。同时，一种激进主义的道德冲动导引他走向信仰社会主义。但是，这名社会民主工党的新党员实际上是不会满足完全在道德层面上理解和实践社会主义的，因为他不仅积极投身于党的实际工作（主要是宣传鼓动方向的），而且还读了一些社会主义著作，在理论上虽然兴趣不是很大但还是通过读书有所提高。1872年秋天，欧根·杜林的《国民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教程》一书出版了，尽管伯恩施坦早已读过他的《国民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但由于“他在这本书中坦率地表示信奉社会主义，他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我的意”，更为重的是，伯恩施坦认为随着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概括性论断“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运动目前所达到的水平的要求了”，而杜林的著作可以弥补社会主义理论的缺陷，因此，“对这位失明的学者的兴趣大为增加”。①在伯恩施坦看来，杜林用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是继续了马克思，所以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杜林最使我称心的，是他对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强调”。②不过，伯恩施坦对杜林的热情并没有保持很长时间，在认识到杜林反社会民主工党的真面目后，特别是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后，伯恩施坦的思想终于离开杜林进一步靠近了马克思主义。1878年伯恩施坦成了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赫希伯格的文学秘书，此后同赫希伯格在一起工作了3年，思想上也受到一些影响，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参与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批判性箴言》（以下简称《回顾》）这篇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反对的论文。伯恩施坦后来曾多次为自己辩解，开脱他与《回顾》的直接关系，说自己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署名而且对这篇文章只贡献了不多的几行字。在遭到批评后，伯恩施坦也意识到《回顾》表述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与此同时，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社会影响常常地吸引着他，因此，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成为他当时的追求。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为了表达对《回顾》的忏悔，伯恩施坦曾敦促赫希伯格去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能得到两位老人的原谅；这个想法落空后，伯恩施坦又自己来到了伦敦。
1880年1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奥古斯都·倍倍尔带着伯恩施坦来到伦敦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次被倍倍尔称作“伦敦的卡诺沙之行”的拜访，促使伯恩施坦在思想上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角色转换。但是，这种转换只是形式上的，也就是仅仅在自我意识上对自己作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定位。从伦敦之行后伯恩施坦的表现、倍倍尔的信任以及恩格斯对他的态度转变等情况看来，伯恩施坦最起码表达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愿望。同时他也明白，还必须通过具体的实际工作和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才能付其“实”。
总体上说，伯恩施坦准备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在主观条件上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有了良好的甚至是强烈的愿望；二是在此前的学习中通过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些零散的初步了解；三是还是没有从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完全走出来，也就是说，在年轻的伯恩施坦思想深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地坪还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
伦敦之行后不久，他接到编辑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任务。通过编辑工作，伯恩施坦努力将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分析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在思想内容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尽管在方法论上离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一直存在差距，伯恩施坦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的表现还是获得了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的认可，为他博得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声誉。
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各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他有最好的老师。恩格斯不遗余力地教导他，通过书信手把手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灌输给他，像给学生批改作业一样肯定他的正确认识，指出错误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为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现实问题和点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作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引导。能得到恩格斯如此精心的指导，伯恩施坦具备了成为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重要条件。其次，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导人，虽然在理论上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他们具有非常丰富的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在重大问题上能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是这两个人，既是伯恩施坦在工作上的领导，也是非常器重他的师长。特别是倍倍尔，带着他来到伦敦打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认识之门，实际上也为他辅设了最重要的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成长之路；同样是倍倍尔，坚持让伯恩施坦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并在受到质疑时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再次，伯恩施坦很早就得到了当时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考茨基的友谊，他们在苏黎世共同工作、共同研讨的经历，帮助伯恩施坦较快地缩短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距离。最后，伯恩施坦有最好的实践基地和实践方式。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遭受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打击时期最重要的宣传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伯恩施坦的工作在这个非常时期一直处于德国工人运动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前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指示会在他这里发布、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的争论在他这里交锋、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会将声音传到这里，德国国内和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越来越重视《社会民主党人报》。因此，伯恩施坦实际上有最好的实践舞台，而且他也一直在恩格斯和倍倍尔等人的指导或帮助下努力承担着这一高尚的使命，所提交的成绩也很突出。上述四个因素，让伯恩施坦迅速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的赞誉就是最好的合格证。但是，正是因为思想方法论上的缺陷，伯恩施坦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