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交替更新以及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曾经历过不同的阶段：管制贸易战略，进口替代战略，会保障面临巨大压力，环境和资源逐渐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因素；就外部经济而言，国际收支出现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加入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2004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同时外贸依存出口导向战略，混合贸易战略等，并且特定的发展战略模式在特定的阶段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当前我国的外贸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即内外失衡同时并存。就国内经济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挑战，经济高增长背后存在严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例如，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投资低效，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人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度逐步提高，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条件逐步恶化，对外贸易摩擦急剧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的不断融合，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失衡并存的局面虽然从短期看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但长期的内外失衡有悖于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为此，在深入理解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与外贸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回顾并梳理发展经济学的外贸发展思想和发展中国家外贸发展战略演变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我国原有的外贸发展战略体系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外贸战略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提出建立适应现实需要的外贸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在内外均衡框架下对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是对国际经济学内外均衡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外贸发展战略理论三者的有机结构。通过理性认识和实证分析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状况以及传统外贸发展战略的绩效，明确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调整的着眼点和立足点，为政府科学干预对外贸易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理论说明，对于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2文献综述（理论渊源和研究现状）
1.2.1国外相关文献回顾
（1）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目标实现问题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开放经济下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理论也相应产生。最早提出开放经济下政策搭配思想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51年，他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一书中提出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概念，并专门研究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指出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的矛盾会经常出现，要解决开放经济中出现的内外均衡的矛盾，就必须采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并进行适当的政策搭配。
在米德的《国际收支》发表以后的1952年，荷兰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J. Tinbergen，1969年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将米德的思想模型化，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模型，证明了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丁伯根法则”。丁伯根法则指出：要实现若干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若干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但丁伯根的分析只是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的数目关系，并没有具体政策工具和指派原则。
1962年罗伯特·蒙代尔（R.Mundell）提出的关于政策指派的“有效的市场分类原则”（principle of effective market classification）弥补了这一缺陷。蒙代尔分析指出政策调整的方向依赖于他的“有效的市场分类原则”，即每一个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具有相对更有影响或更强效果的目标变量。如果是正确的指派，则模型是稳定的，经济调整到宏观经济的均衡点，相反的政策指派，经济将处于不稳定状态。根据这一原则，蒙代尔区分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影响内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应服务于内部经济均衡目标，而货币政策则应服务于外部均衡目标。蒙代尔的有效市场指派原则也是一个非常简化的模型，它只是说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实行内外均衡目标时的指派和搭配问题，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政策的指派和搭配问题是不同的，而且随着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增加，指派和搭配问题会更加复杂。在资本完全流动和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均衡的效果更强，而财政政策没有效果，在固定汇率制下恰恰相反，这是蒙代尔分析的一个重要结论。弗莱明在同样的假定条件下得出和蒙代尔类似的结论，这就是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Mundell-Fleeting Model）模型。
1963年，斯旺（T.Swan）和索尔特（W.salter）提出了以支出增减型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和支出转换型政策（汇率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模型。1968年，奥特兄弟（David J.Ott and Attiat F.Ott）的研究证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别用于调节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区分并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而1970年怀特曼（Marina V.N.Whitman）则强调了政策搭配的复杂性。
20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进入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主要国家之间的汇率波动频繁并且幅度较大，外部均衡的目标就从维护国际收支均衡演变而成了维持汇率水平的稳定，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了汇率水平的决定上。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在 Mundell-Fleming 模型的基础之上，融入价格刚性和理性预期的分析，解释了汇率过度波动的原因，完善了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学理论，被称为“蒙代尔一弗莱明一多恩布什传统”（ Mundell-Fleming-Dornbusch Tradition ）。
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各国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各国政府不仅需要保持国内经济内外部均衡的统一，还必须开展国家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于是以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国际市场的平衡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学产生了。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伯、杰弗里·萨克斯、菲利普·拉恩以及克鲁格曼等人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在对蒙代尔一弗莱明一多恩布什模型的发展方面，1991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伯金斯（J.O.N.Perkins）将蒙代尔政策指派法则运用于一般性的经济政策分析，建立了一个三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经常帐户平衡）—三工具（财政支出、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而奥布茨弗尔德（Maurice Obstfeld）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1995）则致力于为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学理论创建一个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2）发展经济学的外贸发展战略理论研究
虽然发展经济学的真正兴起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了相等丰富且轮廓鲜明的经济发展思想，可以说它们的研究对象就是当时的“发展中经济”。在古典经济学中最早对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经济分析主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思想，这一原则体现在他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absolute advantage）之中。斯密认为，两国间的贸易基于绝对优势，当一国相对另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有更高效率（或有绝对优势），但在另一种商品生产上效率更低（或有绝对劣势），那么两国就可以通过专门生产自己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其中一部分来交换其中有绝对劣势的商品，这样，资源可以被最有效的使用，而且两种商品的产出会有很大增长。斯密认为，自由放任、自由贸易可以使世界资源利用效率最高，使世界福利最大化。后来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大师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了更加系统的自由贸易理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他认为，即使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劣势（即无绝对的优势），仍有可能有互利贸易。一个国家可以专门生产、出口它的绝对劣势相对小一些的商品（这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相对大的商品（这是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由此定下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对外开放与发展问题的基调——自由贸易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瓦尔拉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形成，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对国际贸易进行分析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随之产生，其中贡献最大的应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伯尔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各国劳动生产率（他们认为这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并没有解释这种差异的原因。赫克歇尔和俄林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建立了“资源禀赋/要素比例贸易理论”（factor-proportions or factor-endowment theory），扩展了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假定有土地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认为在所有可能造成国家之间相对商品价格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原因中，各国的相对要素丰裕度即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s）是国际贸易中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因和决定因素，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简而言之，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应当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资本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被称为“静态的插曲/间隙”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也没有作出什么新的改变。无论是要素察赋，还是劳动生产率差异基础上所形成的国际分工，都需要以各国之间贸易的完全自由为条件，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甚至这种交易成本会抵消国际分工产生的成本下降。因此，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本身的自然逻辑就是各国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
不过，在主流经济学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时也有意见相左者：古典学派之前的重商主义及其维护者极力主张“奖出限入”，德国历史学派认为，一国应根据自己所处历史环境和状况制定经济政策，具有代表性的如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张。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自由贸易持相反的观点，在他看来，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重要多少倍，因此对那些尚不具备某种产品生产能力的国家，应该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因此，可以说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论在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贯穿了经济学发展过程的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