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现代法律文化是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
法治是以其所必要的社会文化作为其存在依据的。文化的力量在社会主体的法律行为选择的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以文化动力和文化阻力两种方式影响着法治的进程。美国匹兹堡大学的L·S·温伯格和J·W·温伯格认为：“法律文化基本上是人们对法律、法律机构和对法律判决的制作者的各种观念、态度和期望。”学者刘作翔认为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法律活动所创作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是社会现象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础，既是以往人类法律活动的智慧凝结物，也是现实法律实践的一种文化状态和完善程度，是由社会的特定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上层建筑的总称。一国的法律文化表明了法律作为其社会调整器的发展程度和状态，表现了社会上人们对法律、法律机构以及司法工作者等法律现象和法律活动的认同、价值观念、信仰、知识等水平。现代法律文化就是指以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本位，强调控制国家公权力的一种法律文化形态。现代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社会基础，因为法律规范能否实施以及法律制度的优劣等，关键还是取决于人们关于法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法律文化因素。一个社会能否实行法治，其先决条件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养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是否实现了法律的社会化。从构建法治国家来说，法律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代替的，现代法律文化的精神与现代法治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竞合的。
§§§第三节 法治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法律和经济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原理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献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一切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观念的、现象的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论的观点在经济关系中找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相应的经济基础服务。“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里的物质的生活关系主要指社会的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包括法律和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经济基础是法律的决定力量，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建立在相应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基础之上的。任何法律总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受制于、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说：“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马克思指出：“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律。”“立法者应当把自己看成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条件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必须反映经济条件的要求，统治者在进行立法的时候，不能背离经济条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Napoleonic code（《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18世纪并在19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造旧社会关系一样。”因此，法律总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基础，法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恩格斯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在阐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能对经济产生反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因素并不是社会发展惟一的和全部的因素。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包括法律和制度——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在各种社会发展的能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经济需要始终是决定性因素。恩格斯说：“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经济关系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论述了经济对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基础作用，论述了法律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反作用的重要性及其反作用的形式和效果。
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安排及制度变迁纳入经济学科，阐释了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对制度的构成或制度结构的剖析，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前提。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正式约束（Formal Con-straints）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再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制度构成的第三部分是实施机制。人们判断一个国家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这个国家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了实施机制，那么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新制度经济学又把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宪法秩序、制度安排即各种法律和制度、规则性行为规则。以诺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分析，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虽然起重要作用，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包括所有制、分配、机构、管理、法律政策等。“以往，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诚然，欧洲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稍后有一些人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近来，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毫无疑问，以上每一种因素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作用……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我们所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他们认为，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更多财富的保证，若社会群体发现现有制度已不能促进发展，就应当酝酿建立新制度，否则，经济就会处于停滞状态。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也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发展与否取决于制度安排。进而，一国的竞争力归根结底与一国的制度安排有关。当许多发达国家一直徘徊不前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大相径庭的经济结果，绝非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拥有各异的资本或其他资源。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各种各样的制度——不同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而那些在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国家则缺少这些制度，一个国家的制度的质量在根本上决定了其经济成效。
制度经济学在最直观的意义上把法律范畴引入经济学中，从而编织了法律与市场这两个不同空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交易。它反对传统经济学局限于纯粹的经济因素的研究，主张应联系所有的非经济因素（政治结构、制度和态度等）来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尤其强调法律因素的特殊作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从制度因素的角度对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解释，打破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大都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或从扩大投资的角度，来解释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传统。根据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制度具有以下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