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谈话是从陆立之的小时候开始的。对于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采访，我和我的同事，通常都会用这样的问题作为开端，我借用了挪威作家古尔布兰生一部著作的名字，将这个问题称为“童年与故乡”。一方面这样的问题更容易把老人带入回忆的情景中，逐渐忽略掉我背后一直虎视眈眈的摄像机，话题也不沉重；另一方面，这问题本身也有意义，可以让我们、让未来的研究者去了解镜头前的这个老者是“从何处来的”，会为解释他后来的很多行为提供有效的信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对进入拍摄后受访者的状态进行观察了解的机会，以便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尽快找到与受访者交流的最佳方式。
陆立之在镜头前兴致勃勃地讲了半个小时，这中间我没说几句话，却发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重复，一个是跑题，一个是不按时间顺序讲，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应该说，这样的问题在高龄受访者中很普遍。我要做的，就是耐心听，即使重复跑题了也不马上打断对方。过于迅速的反应有可能会破坏掉老人讲话的节奏和其固有的意识流动，让他陷入一种不知所措，大脑突然“死机”的状态。而且在老人跑题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有新的线索和故事浮现出来，这常常是对我们耐心的意外奖赏。只有当我意识到这样的重复和跑题不会再有新鲜的信息浮现时，才会在老人停顿的时候去引导他，使之回到正常的讲述轨道上来。
对陆立之我就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当我开始逐渐介入他的讲述，试图把其从跑到天边的自语中拉回来时，我发现，他可以跟从我的指引，重新回到对眼前事的回忆中。这让我大喜过望。一件事一件事地讲，一点一点地往前推进，采访者适当的介入和引导，当第一天下午，我们完成了对陆立之的头两个小时的采访后，我们之间的最佳交流方式也建立起来了。
五
每天上午一小时，下午一小时，对陆立之的采访按这个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中间，滁州市政协的领导来过，滁州日报的记者来过，他们和我们寒暄，请老人和我们吃饭，给陆立之拍照，这算是给我们单调重复的采访增加了一些热闹。凑热闹的还有宾馆对面街道上夯实地面的施工机械，它们发出的巨大声响常常让我们不得不停下工作。
来访的人中有人问我：“他说的是真的吗？”
其实这问题从采访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陆立之的经历中最有历史价值的是他前半生的经历，因为有这样经历的人本就稀缺，活到今天并且还能讲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他对上世纪20-30年代中共早期活动、莫斯科中山大学生活以及对托派组织的回忆和讲述都可称弥足珍贵。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年代久远，其他相关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他所呈现的许多故事和细节又多不见诸文字和相关史籍的记载，堪称孤证。如果老人通篇信口开河，那么我们所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的价值甚至这次采访的价值是不是都会大打折扣？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地给自己寻找着答案。老人的身份是确凿的，这点我坚信不疑。在托派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中，有三处提到他，1929年秋，他们曾经在从莫斯科大学回国时同乘一条轮船。里面还两次提到陆叛变托派组织，到南京自首的事。他与刘仁静的关系也是没问题的，在陆立之保存的照片中，有刘仁静晚年生活的照片，他与刘的合影，他参加刘的葬礼的照片。此外，从40年代的报刊里，也能找到陆曾发表的文章。他的一生脉络清晰可辨。同时，他去世不久的哥哥陆久之的经历也可以与他互为参照。至少，陆立之不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
而在陆讲到一些重要的史实时，我都会在采访中或者休息时多问几句，比如这是您亲身经历的吗？这是您亲眼看到的吗？或者，这是您从哪儿知道的？搞清楚信息来源，会为以后的研究者解除掉很多不必要的困惑。再有，就是当事件呈现出来而我将信将疑时，我会鼓励他呈现更多的细节，细节越多，辨别事件真伪的线索越多，对研究者的帮助就越大。
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很清楚，做得再多，我也无法保证老人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可靠的。我所从事的口述历史的采集工作也不应承担为受访者讲述史实背书的义务。对材料进行辨析、考证，决定是否采纳，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材料做扎实了，给未来的研究者提供尽量多的线索和可能性。想明白这点，我也就不再纠缠老人讲述是真是假的问题了。
六
陆立之的身体之好出乎我的意料，尽管在采访进行到第五天时他出现了轻微的感冒症状，让我很是担心，甚至开始考虑是否先终止这次采访。但第二天，老人家就几乎好了。很快，我们的采访就突破了一周，开始接近尾声。
对采访，总体上我是满意的，老人对刘仁静事迹的讲述，对五卅运动、“四一二”事变、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对托派组织的成立统一，对抗战时期上海孤岛里军统的活动等的讲述，细致而生动，充满了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一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出入其间，也是鲜活可亲的。我们希望他能重点讲的，他基本上都讲了，一些我们事先准备没有涉及的内容，他也在不经意间讲了出来，应该说这次采访的收获是沉甸甸的，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同住一家酒店，每天都在一起，除了采访，我们还常会拉拉家常。渐渐的，我们与两位老人之间有了些工作之外的感情。二老年纪大，吃不了硬的东西，一日三餐，基本上就是喝粥，或者是阳春面，小馒头。于是采访多少天，我们就一起吃了多少天的阳春面、小馒头。以至于我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不碰这几样食品。
陆与现在的夫人王师正是半路夫妻，王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年轻时应该很美。她后来也投身军统，与陆40年代相识结婚，1949年后一起被抓，一起劳改，一路辗转，晚年一起落户安徽。陆年轻时颇风流，结过不止一次婚，但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吃了几十年苦的，却是这位看上去与他不大般配的大家闺秀。我们每天采访时，陆在摄像机前讲，王就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他。
七
采访越是接近尾声，我内心由一个问题产生的纠结就越严重，这是在我看到《双山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后产生的：
在莫斯科的孙大中，彩莲以“美丽的小麻雀”出名的，因之不断为一些国民党大官们的贵介公子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们，甚至深恶他们，终于和一个并非公子的陆某结了婚。
文中“美丽的小麻雀”叫黎彩莲，被王凡西称为“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1936年因肺结核去世。陈独秀当年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过对黎去世的深切悲伤。而上面提到的“并非公子的陆某”就是现在每天坐在我对面接受采访的陆立之。
我的纠结主要来自下面这段文字：
反对派统一以及大破坏后，她的丈夫陆某变了节，投向南京政府。那时彩莲正在红十字会医院内产子，惊闻此讯，忍痛弃子逃出了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
在危难之时抛下在医院待产的发妻去自首，在什么年代这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他讲到去南京自首这一节时，陆立之没有跟我讲这个情节，我要不要在采访结束前点明这件事。
这件事的难处在于，陆的夫人有天在走进采访间前对陆立之说：“黎彩莲的事就不要讲了。”而这句话恰巧被我的同事摄像小吴听到了。而每天陆的夫人都会听他的采访，当着两位老人，这个问题变得重如千钧，让我始终无法启齿。
有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貌似无意地提起了王凡西和郑超麟的回忆录，问陆立之是否看过，他迟疑了一下，说，“看过”。我又问：“您觉得里面写得内容真实吗？”他想了想，说：“基本上还是真实的吧。”我没再继续往下问，他也没接着往下说。
整个采访持续了十天，比我们计划的多了三天，陆立之，这个目前中国唯一在世的正牌托派，第一次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在摄像机前系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2009年2月27日采访结束时，我特意问了一下摄像，一共录了多少盘磁带，他告诉我，四十二盘。后来我知道，那是1238分钟——20个小时零38分钟。
我最后也没有向陆立之提出关于黎彩莲的问题，我想那段往事一定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翻腾。我不愿意面对一个年过百岁的羸弱老人在镜头前的尴尬和辩解，或者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应，这对我们都是一件太残忍的事。
这可能有点遗憾，那就遗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