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
余一中
2001年11月29日晚，两位年轻的同行朋友分别从哈尔滨和南京给我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一则消息：“你的作家朋友阿斯塔菲耶夫去世了，详细情况你可以在因特网上查到。”尽管我对这一消息将信将疑——6年前我在他家乡见到他时，他还是那样的健壮，后来他还多次在俄罗斯国内外旅行。他……怎么可能呢！——但我还是急忙登录了因特网，几乎所有俄罗斯的著名网站上都有这样的字句：“1月29日凌晨，杰出的作家维克多·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他的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一时间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稍后，我的意识里凸现的是这样一个念头：以后再不会有年逾古稀的外国老人、作家兼朋友在我去探望他时亲自到火车站接我了。
我了解阿斯塔菲耶夫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阅读他的作品开始的。由于极左路线的缘故，我们被与世隔绝了十几年。那时，关于包括俄罗斯现当代文学在内的苏联文学，如果不算我“文革”中在“破四旧”的书堆里找到并读过的《不单是靠面包》（弗·杜金采夫著）和《征途上的战斗》（加·尼古拉耶娃著），我知道的就只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科切托夫等人的作品了。对于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苏联和俄罗斯作家、作品，我几乎一无所知。为了改变我的知识状况，使我尽快进入当代苏俄文学和文化语境，我的导师余绍裔先生给我开了一个长长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书单，里面就有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
《鱼王》中对俄罗斯大自然的抒情性描写，对“人民”中各色人物惟妙惟肖的刻画，对苏联官方时髦宣传话语“不经意”的抵制，使我隐约感到了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与他的文学同行们的区别：他塑造的正面形象中没有别洛夫和拉斯普京将农民理想化的民粹主义倾向，也没有邦达列夫、普罗斯库林等人诠释官方的意图；而与巴克兰诺夫等人的主人公相比，则多了浓郁的诗意。大概正是出于这隐约的感觉，后来我又读了阿斯塔菲耶夫的《牧童和牧女》、《最后的致敬》等作品。原先隐约的感觉在得到一次次阅读的证实之后，变成了一种明晰的对阿斯塔菲耶夫作品的强烈喜爱。
1986年初，莫斯科的《十月》杂志刊登了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悲伤的侦探》。当时，我被苏联改革时期的文学深深吸引住了，自然也特别关注阿斯塔菲耶夫的这部新作。这位老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描绘了苏联外省小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揭示了苏联社会全面停滞的根源：“我们国家……不需要说大话的人和老爷。就是战争和说空话的人把我们……都搞空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阿斯塔菲耶夫对俄罗斯性格的探讨极大地动摇了阿·托尔斯泰等苏俄作家在我脑子里培植的“俄罗斯性格”（也即苏维埃性格）的概念，使我体会到：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御用文人们几十年来精心炮制的所谓俄罗斯苏维埃人的性格实质上是沙俄国家三大支柱（东正教、沙皇专制、驯良的民族性）的现代翻版（宗教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奉行个人崇拜的官僚体制、驯良的民族性）之产物。小说明显的片段性、强烈的对话性以及充满着诙谐的反讽、戏拟，一反昔日苏联长篇小说的老套，使我感到惊奇：长篇小说竟可以这样写！惊奇之余，我同出版社和作家本人进行了联系，决定翻译《悲伤的侦探》一书。就这样，我和阿斯塔菲耶夫开始了直接的接触。
在翻译《悲伤的侦探》时，我遇到了几个语言上的难题。在问遍周围的同行和俄罗斯籍语文专家却又得不到确切答案的情况下，我只好写信向阿斯塔菲耶夫本人求助。过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收到了这位作家通过邮局寄来的回信。他在信中告诉我，我寄到《十月》杂志编辑部的信已转到了他的手中，他很高兴他的书将在伟大的中国翻译出版。接着，他对我提出的疑难词句做了平易而详尽的解释。本来，有关翻译的事情好像应当结束了，但是十几天后，当一个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我任教的南京大学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带来了阿斯塔菲耶夫写给我的第二封信。信中除了把我的疑难问题又解答了一遍外，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得知我们的一个作家代表团将于近期访问中国，包括访问南京，于是我就请我的同行把这封信带给您，因为我担心那封信在邮路上丢失，而这类事——很遗憾——是经常发生的。”与阿斯塔菲耶夫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尽管是书信形式的，却让我感受到一个大作家对译者劳动的尊重，一个智者对素昧平生的他人的体贴和关怀。
1988年秋，我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进修时，一些俄罗斯朋友经常向我通报当时著名作家们的活动情况。有一天，当我得知阿斯塔菲耶夫要参加莫斯科的一个慈善晚会的消息后，我按时来到了晚会地点，想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见见我爱戴的作家，因为他的家远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他又很少到莫斯科来。但是老作家并没有出现。几天后，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他一般是不参加这类活动的，关于他要参加晚会的消息大概是活动组织者想要提升人气的宣传罢了。
在苏联进修的一年里，我没有见到阿斯塔菲耶夫。倒是后来，在我居住的南京，我和阿斯塔菲耶夫不期而遇了。1990年11月11日，在一个苏联作家代表团与南京的苏俄文学研究者的座谈会上，我一下子就认出了阿斯塔菲耶夫：几年前他送给我的照片早已把他的容貌刻在了我的脑子里。见到我后，他也非常高兴，因为在中国他每到一地都要打听《悲伤的侦探》的译者余一中在哪里，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这名外省的俄语教师。所以对他来说，我们的相遇也带有意外的色彩。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和阿斯塔菲耶夫前前后后交谈了十几个小时。俄罗斯与苏联的历史和现状、俄苏文学发展中的种种现象、他自己的创作，等等，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我记录在《阿斯塔菲耶夫访谈录》（2）中。分别时，老作家对我说：“我居住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现在还没对外开放。不过，它很快就会成为开放城市的。到那时，如果您再到我国来，我一定请您到我家做客。”
1994年12月，我再次到了莫斯科，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待我的活动步人正轨之后，我给阿斯塔菲耶夫写了一封信，向他讲述了我在莫斯科的情况和我的时间安排。他在回信中告诉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现在已经是开放城市了，他可以兑现邀请我的诺言了。1995年2月初，阿斯塔菲耶夫突然给我发来一封电报：“我刚刚写完一部中篇小说，想休息一段时间，并在这段时间接待您。来做客吧。”
接到电报后不久，我就坐上火车，向着西伯利亚出发了。我的同车旅伴中有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他们都是到西伯利亚去寻找报酬优厚的工作的。除了和他们聊天外，我就是重读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被诅咒和被杀死的》。当时正值中俄边贸活跃、大批倒爷涌向俄罗斯的岁月，当旅伴们看到我只知读书、绝口不谈生意时，竟然惊奇地说：“没见过中国人不做生意的！”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我和我周围的旅伴也都“混”熟了。当列车驶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站时，旅伴们热情地把我送到车厢门口。车窗外的月台上站着老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他脖颈上围着一条红围巾，挺立在寒风中，显得格外醒目。旅伴们看看我，低声问道：“是来接您的？”我点点头。列车停稳后，旅伴们和我一起下了车，围住了阿斯塔菲耶夫。我和老作家互相问候、拥抱之后，我的旅伴们也纷纷怀着敬意同阿斯塔菲耶夫打起招呼：“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我爱读您的书！”“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我们都尊敬您，爱戴您！”“祝您健康长寿，维克多·彼得罗维奇……”
列车开走以后，我和老作家朝站外走去。我说，按中国的规矩，老人是不用到车站接比他年轻得多的人的。阿斯塔菲耶夫说：“我不知道中国的规矩，但您是我请来的客人，我就要来亲自把您接到家里。”从月台到站外的停车场只有短短两百多米的距离，但是迎面走过的二十几个人——其中有铁路工人、车站值班员、民警和平常的路人——都认识阿斯塔菲耶夫，都怀着敬意同他打招呼，向他问好。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车站的见闻，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俄罗斯和独联体的民众对老作家的深厚情感以及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
阿斯塔菲耶夫的家住在离市中心约20公里的一个小区里。坐在汽车里，老人告诉我，他的夫人因病正在住院，因此生活上我只好将就点了。但是，当我们的车子驶近他家的楼房时，他的夫人玛利亚·谢苗诺夫娜正踏着雪地步履艰难地往家里走着。我们下了车。阿斯塔菲耶夫问妻子回家来干什么。玛利亚·谢苗诺夫娜回答道：“你和中国客人，两个男子汉，能安排好生活吗？我想了想，觉得我还是出院的好。”
阿斯塔菲耶夫一家在一幢普通的住宅楼里占了一套普通的住宅。老作家把我安排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在后来的一周中，这房间就成了我的书房兼卧室。在这里，我阅读他刚刚写完、尚未发表的中篇小说《真想活啊》的手稿，翻阅批评家们关于他的创作的评论著作，浏览书橱中摆放着的历史、风俗、语文等各类图书以及世界各地出版的阿斯塔菲耶夫的著作，摘抄一些我认为重要的资料。有时，老作家会走过来问问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要不要休息一会儿。这时，我一般都婉言拒绝：我想尽量少麻烦主人。但是，每当老人主动提议一起休息一下或者出去散散步时，我就会和他聊上一阵，或者和他一起穿上大衣，沿着叶尼塞河的河岸漫步。而这时我们谈论的中心话题就是他的近期创作。
1990年阿斯塔菲耶夫访问南京时，他的关于士兵的长篇小说还没有问世。1995年，我拜访老作家时，他的长篇小说《被诅咒和被杀死的》的第一部《鬼坑》和第二部《滩头阵地》都已出版，并在俄国流传开来。我在莫斯科时的那个冬春之交，好几家广播电台正巧在连续广播这部小说。我听着长篇小说的联播，觉得阿斯塔菲耶夫仿佛就在我的身边，用他特有的低沉、悲痛的语调讲述着俄罗斯国家和人民所经历的史无前例的战争磨难。显然，播音员在体会作品的思想内涵、把握作品的语言艺术甚至揣摩阿斯塔菲耶夫的情感和语调方面确实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我从电台播音员低沉、痛苦的语调谈到了我所体会到的小说基调：悲剧性。我说，《被诅咒和被杀死的》一书具有作家的其他作品中所没有的强烈的悲剧性。阿斯塔菲耶夫肯定了我的看法，他说：“不仅战争具有悲剧性，就连战前的生活也具有悲剧性。对这种悲剧性，我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我认识到人的巨大潜能、民众的伟大力量、我们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而俄罗斯的宿命却扼杀了这些潜能、压制了这些力量、剥夺了这些权利时，我对我国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也就有了充分的认识。”
确实，长篇小说里有许多悲剧性的事件。《鬼坑》里严酷得毫无人性的军规竟然把两个违反一般纪律的新兵处死了。《滩头阵地》里的师政治部主任竟然在突击营与敌人鏖战的时候霸占着通往前线的唯一一根电话线，大念《真理报》社论，并声称这是前线胜利的保证。在小说结尾处，为全师官兵所不齿而不光彩地死掉的师政治部主任的坟墓，在几十年后因修水库被迁到了一处向阳高坡，竟然被青少年当作英雄的陵墓瞻仰。这类悲剧性事件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事件发生的当时，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消除与美国作家海勒笔下荒谬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相类似的陋习和教条，正是克服俄罗斯社会生活悲剧性事件的关键。
《被诅咒和被杀死的》一书是在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沉寂了好几年的背景下发表的。我觉得，它与许多同类小说的不同点就在于，它把战争当做战前和平时期的继续、当做战前和平时期苏联和德国社会、内政、外交的必然继续来描写。在这一方面只有瓦·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和它相似。对我的这一看法，老作家是这样说的：“你的理解是对的，我对历史过程的这种处理，得益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在他的史诗中就是这样做的：战争与和平交替存在，互为继续。不过，我和格罗斯曼是有区别的。由于出身、教育、所处环境的原因，他不可能知道我所知道的社会底层所体验的日常的艰辛、痛苦、无权，所经常遭遇的委琐、残忍、狡诈，等等，因此他的作品中也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确实，格罗斯曼出生于十月革命前的工程师家庭，在19世纪20年代相对自由的莫斯科大学里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后来又长期在科研单位工作。他的社会见闻当然不可能和阿斯塔菲耶夫的一样。在《被诅咒和被杀死的》一书中，有晚上奸污“富农”女儿、白天却慷慨激昂号召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政客；有因为政治运动而从殷实人家沦为孤儿，四处流浪，勤劳而又懒散，机智而又狡诈，勇敢而又残忍的苏军兵痞；有经历过汉堡街头政治“洗礼”，推崇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兼国防军士兵。这些都是以前的苏俄文学作品中所不曾表现过的，是俄罗斯战争小说在人物、题材方面的创新。阿斯塔菲耶夫用白描、黑色幽默、社会精神分析等手法和方法剖析了这些丑恶、肮脏的人物。正是这种对丑恶现象的无情审判引起了一批读者和作家、批评家的责难。我在莫斯科时就听著名的战争题材作家格纳图林说过，他在读了《被诅咒和被杀死的》以后，曾写信给阿斯塔菲耶夫说，阿氏的小说有失真实，因为其中写了太多的阴暗面，而他，格纳图林，作为阿氏的同龄人就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
阿斯塔菲耶夫告诉我，他确实收到过格纳图林的信，并作了答复。他在给格纳图林的信里说，格纳图林没有看到过、没有经历过这么多阴暗的东西，这很好；但他是确确实实看到了、体验到了，他就要把它们写出来，告诉大家，让大家一起来根除这些阴暗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些丑恶的东西，俄罗斯的事情，包括卫国战争，肯定会做得好得多。这也就是阿斯塔菲耶夫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目的。阿斯塔菲耶夫告诉我，在他写过这封信之后，他们这两位前线老战士出身的作家互相理解了。而许多素不相识的前线老战士也不断给阿斯塔菲耶夫来信，称赞他是他们的代言人，勇敢地说出了最严酷的战争真相，说出了苏联军事机器和整个制度的弊端和不合理性。
我想，阿斯塔菲耶夫的《被诅咒和被杀死的》作为讲述卫国战争的史诗性作品，和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相通的：两位作家都认为要再现各自时代的伟大战争，只描写英雄气概和光辉胜利是不行的，还必须描写不利和失败，因为人民和民族的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只有在不利和失败时才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强烈。
我和阿斯塔菲耶夫还谈到了他的新作《真想活啊》。我认为，中篇小说在表现以下三方面的题材上又有了发展：所谓消灭富农运动对俄罗斯经济、道德的摧毁性破坏，空洞浮泛的豪言壮语对所谓苏维埃人精神的腐蚀，摇身一变成为今日政客的苏联官僚复辟昔日体制的企图。
老作家告诉我，小说中再现的消灭“富农”运动中的草菅人命、淫荡、残忍，都是他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过的。在俄罗斯，人的价值的普遍贬跌就是从那时起成为“正常现象”的。小说中写到的关于老战士做报告的情况，也是老作家的切身体会。战争结束后，苏联官方就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鼓励老战士到青少年中去做报告，而所谓的报告都是按照既定的模式炮制的宣传说教。报告人不能讲战争的真实情景，不能讲人性中丑恶成分的表现，不能讲政策的错误和军事的失败；只能讲苏军的英勇顽强、赫赫战功和领导人的英明伟大。一些没有独立人格和深刻思考的老战士迫于生活就去按规定的模式作报告、讲战斗故事。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在他们反复讲述的故事中哪些是他们的真实经历，哪些是他们受人鼓励、借助想象编造出来的谎言了。阿斯塔菲耶夫感到庆幸的是，他的妻子对说大话的人特别反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她的不断提醒，他才没有变成一个夸夸其谈的人。
老作家表示，目前最使他不安的是俄罗斯社会的持续动荡，而最使他担心的则是政客们关于回到往日的僵死体制中去的蛊惑宣传，因为政客们又在呼唤人民“拿起武器”，“不怕流血牺牲”，“同人民的敌人战斗到底”，说是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光辉的明天”。阿斯塔菲耶夫认为，他们是在搞动乱、走老路，想要回到“灰色的昨天”去。“但是俄罗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俄罗斯再不能流血了。”老作家这样说。政客们的这些活动和老作家的思考在《真想活啊》里都得到了表现。
中国和俄罗斯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我们的谈话中，阿斯塔菲耶夫常常从俄罗斯的话题转到中国的话题上来。因为1990年他访问过中国，所以他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过颇为深入的思考。他赞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赞扬中国80年代以来的巨大建设成就。就在我拜访他的1995年的初春，他几次在俄罗斯的主要报刊上发表文章和访谈，赞颂“像蚂蚁般勤劳的中国人民”，赞颂古老而又富有青春活力的中国文化。
我记得，他在访问南京时曾对我说过，他的《最后的致敬》一书中原来有许多正面评价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地方，但因为小说发表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所以那些话全被书刊检查人员给删掉了。由此，我断定老作家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并不只是从他访问中国开始，而是有其更深远的源头。有一次，当阿斯塔菲耶夫带着我乘车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老城区游览时，他告诉我，在城里住着一个中国老人，他的年纪比老作家还要大得多，一辈子卖蔬菜种子为生，他做生意非常讲究公平、诚信，卖出的种子都是质量上乘，他因此在克市居民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老作家说，我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从像他那样诚实的中国老人那里来的。
在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被诅咒和被杀死的》中，一名来自西伯利亚的战士在困难时刻喊道：“上帝和33个中国人和我们在一起！”我问老作家这一“典故”的出处。阿斯塔菲耶夫说，他也不知道，但这句话在西伯利亚曾经非常流行，这是不容置疑的。估计故事出在俄国近现代史的某个动乱时期，这33个中国人英勇善战，为保卫西伯利亚某地的居民创造了特殊的功勋，所以人民才一直记得他们，即使在他们的具体业绩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时候。
阿斯塔菲耶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老人。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小书房里，打开了录音机。房间里响起了一个宽厚、雄浑而又抒情的男中音，唱的是一曲我熟悉的俄罗斯咏叹调。我们屏息听了一会儿，老人突然问道：“余，您听出这是谁唱的了吗？”我摇摇头。老人不无得意地笑着说：“没听出来？这就是我啊。”接着，他向我谈起了他童年对唱歌、绘画、写作等的爱好。对于他的许多爱好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他深感遗憾。唯一使老人感到安慰的是，他的写作爱好，他编故事的本事总算得到了发展，他也因此成了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说，《真想活啊》中的主人公“大吹”科里亚沙就是他自己的投影。
阿斯塔菲耶夫是一个乐于助人的长者。晚上，他的朋友们经常在他家的客厅里聚会。他们一起交流信息，商讨事情。有时，老作家会接到素不相识的人的电话。不管是朋友们委托他做的事还是陌生人请他做的事，只要他认为正确并答应去做了，那他就会立即行动起来，又是打电话，又是找人，尽快地把事情办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州各个村镇的人都会来求他相助。他的作家朋友们告诉我，老作家在奥夫相卡的家几乎成了他们州的“麦加”，连戈尔巴乔夫、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人物也都来拜访过他。
老作家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他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做他自己编排的那套体操。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健康的他竟会在6年后去世。一天，他那12岁的外孙女波莉娜问他：你又不用控制体重和体形，做什么体操呀？老人只是笑笑而已。事后，阿斯塔菲耶夫对我说：“她的妈妈几年前去世了，我伤心极了。我和老伴都已年迈，得多留些钱给她和她哥哥维佳啊。”老人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女悲痛和隔代抚养孙辈的无奈溢于言表。好在波莉娜和15岁的维佳都很懂事，给了阿斯塔菲耶夫夫妇很大的安慰。维佳待人有些腼腆，但却彬彬有礼。波莉娜常常会跑到我的房间里来，嘴里用俄文叫着“余叔叔”，要我给她写“神秘的中国字”看，说“奇妙的中国话”听。
按说，阿斯塔菲耶夫家的经济条件并不算不好。单是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他就得到过数万美元的文学奖金，这在当时的俄罗斯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但他们家的生活，包括伙食，却和俄罗斯普通百姓家庭一样简朴。在阿斯塔菲耶夫家，吃饭都叫做“喝茶”，其饮食之简单由此可见一斑。玛利亚·谢苗诺夫娜解释说：“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觉得，应当教会外孙和外孙女过简朴的日子。”
在阿斯塔菲耶夫家的日子里，我同他夫人谈话的时间可能比同他本人谈话的时间还多。从她那里，我得到了许多关于阿斯塔菲耶夫生平创作的消息，增进了对他们夫妻的了解。玛利亚·谢苗诺夫娜告诉我：阿斯塔菲耶夫是一个可靠的好丈夫，他的家庭责任感很强，也很乐观、勤奋、有头脑。他们像两个同病相怜的苦命人一样在战争刚结束时走到了一起，互相搀扶着度过了大半生。她还说，当年丈夫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她用打字机誊写出来的。后来，当阿斯塔菲耶夫的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她曾经有过一种危机感，她这个邮局的普通职工和丈夫的差距正在拉大，有一天他们将会分道扬镳的。于是，她开始学习写作。她写的都是儿童读物。算起来，她至今已经出版了十几种作品，她也是不错的儿童文学作家了。然而玛利亚·谢苗诺夫娜说：“我知道，我的书无法和维克多·彼得罗维奇的相比，但是我通过学习和写作提高了自己。我还坚持为丈夫誊写书稿。到目前为止，维克多·彼得罗维奇的作品都是经我打字后投寄出去的，包括您现在读的《真想活啊》。所有这些都保证我能够不断地提高自我，跟上他的发展，知道他在做什么、想什么。我顺便也能知道，他发表了哪些作品，有多少稿费收入。”从玛利亚·谢苗诺夫娜的话里，我看到了他们琴瑟和谐的关系，也看到她作为妻子的聪明和勤勉。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我离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前一天傍晚，阿斯塔菲耶夫和我沿着叶尼塞河的河岸散步。他指着远处河畔的一群闪烁的灯光说：“那儿就是我的故乡奥夫相卡村。现在天气太冷。下一次，你挑一个暖和的季节再来，我带您到奥夫相卡去。”
第二天一早，我和阿斯塔菲耶夫一家道了别，并告诉他们，我将独自到克市去同当地的作家罗·索恩采夫、爱·鲁索科夫等会合，他们说好了要送我上火车的。但是老人执意要亲自把我送上车。当我在火车上坐定之后，他舒了一口气说：“您是我请来的客人，现在把您安顿在车上了，我才算放心了。”
回国后，我在同阿斯塔菲耶夫的通信中得知，他曾带着波莉娜飞经中国的上空去泰国旅游，他后来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快乐的士兵》等作品，而对那些夸夸其谈的地区级的“人民领袖”，他总是怀着疏离和批判的态度。这也构成了2001年主管部门拒绝给他发放补加养老金的原因。然而拒绝向俄罗斯“社会的良心”阿斯塔菲耶夫发放养老金的丑闻激怒了俄罗斯社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两家大企业很快决定通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社会基金会向老作家支付每月7 000卢布的补加养老金……
阿斯塔菲耶夫去世已经多年了。在这几年间，俄罗斯举办了多次大型的阿斯塔菲耶夫作品研讨会，设立了好几处阿斯塔菲耶夫纪念馆，出版了阿斯塔菲耶夫的遗作……事实说明，阿斯塔菲耶夫和他的作品一起仍然活在俄罗斯的民众之中。
我们中国读者也还在阅读他的《鱼王》、《牧童和牧女》等作品。
在我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位大写的作家和亲切的朋友。我还会在一个温暖的季节去奥夫相卡再次拜访阿斯塔菲耶夫。准确地说，是拜谒他的坟墓。
温馨的回忆 友谊的见证
——我认识的拉斯普京和索尔仁尼琴
任光宣
从1989年初第一次踏上俄罗斯国土起，至今我去这个国家已有20多次，几乎跑遍了广袤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在莫斯科、彼得堡、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以前属于苏联的基辅、明斯克、塔林、维尔纽斯、里加等城市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然而我绝大多数时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住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主楼里，最长一次时间多达一年半之久。莫斯科和莫斯科大学为我结识俄罗斯各界人士和广交朋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会。我结识了包括科学院院士、大学教授、影视明星以及出租车司机、楼道值班员等各行各业的俄罗斯友人，当然以文化界人士居多。仅在俄罗斯文学界，我就结识了爱国派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B.加尼切夫、自由派俄罗斯作家协会第一书记C.瓦西连科、俄罗斯文学杂志《十月》主编A.阿纳尼耶夫等人。（3）与这些俄罗斯文学界人士的交往和接触，我牢记在心中，它们既是我亲切而温馨的回忆，也是中俄两国知识分子之间友谊的见证。
我与俄罗斯文学界每位友人的交往，都能引出一段小小的故事，我在这里只想写一下我与作家拉斯普京和索尔仁尼琴的交往，这并非因为他俩是享誉世界的当代俄罗斯作家，而是因为我与拉斯普京的交往非同一般，与索尔仁尼琴的一面之交却引出一段戏剧性的故事……
我与拉斯普京的交往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时候，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就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对这位来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的作家刮目相看。此后，我密切跟踪拉斯普京的每一部新作，并产生了研究他的文学创作的兴趣。
我曾经为国内出版的3部《俄罗斯文学史》教材撰写了拉斯普京专章，写过几篇评论他的新作的论文，翻译了他的获奖小说《下葬》，组织编译了《拉斯普京作品精选集》（与刘文飞合译）一书，给研究生开过有关拉斯普京创作的专题课。我还与他互通过几次电话，尤其是在2002年拉斯普京曾托人把自己最新出版的两卷集赠给我，并且在赠书扉页上签了他的名字……但是，直到2003年12月以前我与拉斯普京尚未见过面，因此，与这位著名的俄罗斯作家见面是我的一个久藏在心中的愿望。
在介绍我与拉斯普京见面以前，我想谈谈我翻译拉斯普京的小说《下葬》引出的故事。
1995年年底，我在俄罗斯文学杂志《我们同时代人》（1995年第8期）上发现了拉斯普京的新作《下葬》，这是拉斯普京在苏联解体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小说开始的一段就把我吸引住了，女主人公马舒达的悲剧命运牵着我，让我一口气把小说读完。凭着艺术直觉和多年的阅读经验，我认为这是拉斯普京创作的一个“划时代”作品，因此决定将它译出介绍给中国读者。小说译完后，我把译稿投给《世界文学》杂志，不久就去俄罗斯出访了。
1996年10月的一天，我去《我们同时代人》杂志社采访该刊副主编A.卡金采夫。当我们谈到拉斯普京的新作《下葬》时，卡金采夫高兴地告诉我，这篇小说手稿是拉斯普京亲自送到他手中的。他连夜读完后，在编辑部讨论发稿会议上建议立即在《我们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卡金采夫还欣喜地告诉我，拉斯普京在上周因《下葬》以及其他几个短篇小说获得了首届“莫斯科——彭内”国际文学大奖（1996年）。拉斯普京这次是经过了激烈的竞争最后才成为该奖项得主的。卡金采夫认为拉斯普京获奖在情理之中，因为小说《下葬》不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杰作，而且标志着“一个新的拉斯普京出现了！”我听后窃喜，于是顺便把《下葬》译成中文一事告诉了卡金采夫，并告诉中译本不久就会刊登在中国的《世界文学》杂志上。卡金采夫十分高兴中国读者能够很快看到拉斯普京的获奖作品《下葬》，他还称赞了我的文学鉴赏力。说实在的，我对他的赞扬感到汗颜，因为我翻译《下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篇小说会获得国际文学大奖，而只是出于我对拉斯普京作品的喜爱……
我与拉斯普京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12月在莫斯科举办的“A.索尔仁尼琴：艺术创作诸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但此后，我俩见面频率很高，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
2003年12月18日下午，是研讨会大会发言的第二个板块。我和拉斯普京的发言都被安排在这个板块里，拉斯普京发言在我的前面。他的发言题目是《30年之后》（20世纪70年代初索尔仁尼琴的政论文），他在发言中指出，政论文这种文学体裁有很强的时效性，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但是索尔仁尼琴在37年前，即他被当局驱逐出苏联之前撰写的政论文，至今依然保持着其生命力，这就是至今索尔仁尼琴的政论文的力量所在。拉斯普京认为，索尔仁尼琴的政论文回答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提出的、并至今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社会有识之士的问题，那就是“谁之罪？”、“怎么办？”等问题。索尔仁尼琴的回答很简单，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自我克制”，二是“不要靠谎言生活”。拉斯普京在发言中列举出当今俄罗斯和世界上存在的种种邪恶，他认为这就是有些人缺乏自我克制、失去理智造成的，是一些人靠谎言生活的结果。因此他呼吁人们要牢记索尔仁尼琴的教导，回到人类生活的理性和真理的轨道上。
会议茶歇期间，我主动走到他跟前，在互相问候之后，就像老朋友一样攀谈起来。我告诉他，我和我的朋友刘文飞把他1995年以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译成中文，汇集成一本书，即将由中国一家权威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听后十分高兴，并感谢我们所做的工作。当我对他的新作《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问世表示祝贺时，他客气地说：“先不要说什么祝贺，还是先看看我的作品。”拉斯普京的这种谦虚和低调的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3年12月23日，也就是“A.索尔仁尼琴：艺术创作诸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没几天，我与拉斯普京又见面了。那是在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办的一次专门讨论拉斯普京的新作《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的圆桌会议上。我在俄罗斯作家协会大楼的门口见到拉斯普京，我是打的去的，恰好他也刚从出租车下来，我问他：“您怎么也打的而来，难道作协不派车接您吗？”他苦笑说：“这年月谁顾得上我呀，况且还是自己打车来方便。”
那次圆桌会议有两点让我感到有意思。一是会议主席既不是俄罗斯作协负责人，也不是评论家或作家，而是俄罗斯文学基金会主席C.雷科钦。看来，雷科钦为这次圆桌会议出钱了，因此他就有权当会议主席，看来钱的作用还是大大的。二是圆桌会议的议题人拉斯普京没有坐在主席台中央或者比较显眼的位置，而坐在主席台的最边上，我想这不可能是会议主席的有意安排，很可能是拉斯普京自己要这样的，这再一次显示出他的一贯谦虚、低调的做人风格。那次圆桌会议对拉斯普京的小说《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的讨论十分热烈，B.邦达连柯、K.科克舍尼奥娃、A.沃龙佐夫、A.肖洛霍夫等爱国派著名评论家都参加了讨论。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圆桌会议上，一位东正教神甫与邦达连柯吵了起来，神甫在发言中认为邦达连柯想利用拉斯普京这面旗帜，他呼吁人们要提高警惕。邦达连柯插话说：“这是讨论拉斯普京小说的圆桌会议，不是批判我的会议，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找机会单独辩论，哪怕几个小时都行。”说完后，邦达连柯愤愤离开了会场。邦达连柯离场后，那位神甫继续对邦达连柯、普拉汉诺夫、利蒙诺夫等人进行抨击，认为这些人是利用东正教兜售自己的思想货色。他指出，在俄罗斯唯有拉斯普京是真正懂得东正教思想的俄罗斯作家。然后，他转身向拉斯普京深深地鞠了一躬，同时说：“您要警惕，不要与邦达连柯之流同流合污！”这是俄罗斯爱国派作家和评论家内部探讨作家创作的会议，可争论却如此激烈，分歧又如此严重，更甭说爱国派与民主派两个文学阵营之间存在的思想鸿沟了。
第三次见面是在拉斯普京的莫斯科寓所。到拉斯普京的寓所拜见他，看看作家生活和创作的环境也是我的一个夙愿。我在2003年3月曾经有过一次这种机会。那次，我随北大副校长出访俄罗斯，到达莫斯科后，我与拉斯普京通话，他在电话里曾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由于公务繁忙，第二天就要离开俄罗斯，所以只能婉言谢绝了他的邀请，错过了一次到他的寓所拜见的良机。2005年1月，我随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出访俄罗斯，参加莫斯科大学建校250周年庆典活动。我知道拉斯普京一般是在莫斯科过冬的（春、夏、秋他住在自己的家乡伊尔库茨克郊外的别墅）。莫斯科大学250年庆典结束后，29日晚上，我与拉斯普京通电话，问候他近日的身体情况如何。2004年年末，他正准备启程来中国北京参加“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3”的颁奖仪式，不慎摔了一跤，摔断了肋骨且伤了脾，医生建议他手术，他拒绝了而采取保守疗法，医生禁止他在两个月内离开莫斯科，更甭说出国了。这样一来，他的中国之行只好作罢。这次我本来想在电话里打个招呼，问候一下他的身体情况，但他却热情地请我去他家做客，我当然有些喜出望外。我第二天晚上要乘飞机回国，因此我们在电话中约定第二天上午去他家，我问他早晨几点去合适？他调侃地说：“我想您不至于早晨8点就来吧！”我说：“那当然不会，我估计10点钟以后。”我们就这样约定了。
第二天早晨，我与俄罗斯作家协会外联处处长奥列格等人在莫斯科大学楼门前集合，然后驱车前往目的地。我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冷，大雪飘飘，马路上堆起厚厚的积雪。拉斯普京住在莫斯科市中心阿尔巴特步行街后面一座比较高级的楼房里，楼下有门卫把守。这是当年他当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时，苏联政府分给他的一套住宅。我们的车缓缓地在厚厚的积雪上行驶，绕过了莫斯科中心新阿尔巴特大街，司机把车停在停车场。我们头顶雪花，脚踏积雪，向阿尔巴特步行街后面走去。
拉斯普京在楼门口迎接我们。他与夫人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他的会客室。谈话伊始，拉斯普京就问我可以在他家呆多长时间，因为他知道我今天要回国，时间很紧，怕影响我下面的活动。拉斯普京首先问了我此次来莫斯科的目的，当他知道我们北京大学代表团来参加莫斯科大学建立250周年校庆活动的时候，他说，莫斯科大学的校庆值得搞，因为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教育的一面旗帜，莫斯科大学校长维克多·伊凡诺维奇·萨多夫尼奇是好样的，他在俄罗斯如今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抓教育，帮助莫斯科大学渡过了许多难关。他还认为，一个国家应当抓好两样东西，一个是教育，另一个是经济。遗憾的是，俄罗斯如今的经济完蛋了。
而后，他请我们到他的客厅喝茶。俄罗斯人喝茶一般要配上一些茶点，但他家的这次茶点复杂化了，桌上吃的东西很丰盛，除了伊尔库茨克薄饼外，还摆着贝加尔湖的鱼、香肠、黑白面包、黄油、沙拉等。因此，这根本不是茶点，简直就是一顿正餐。拉斯普京告诉我们，他妻子斯韦特兰娜·伊凡诺夫娜今天一打早就起床了，本打算去商店采买些东西，但外面一尺深的积雪，无法出门，因此她只好烙出一大摞家乡伊尔库茨克的薄饼招待我们，可以看出拉斯普京夫妇的好客和对我们这次来访的重视。
斯韦特兰娜·伊凡诺夫娜快70岁的人了，但眉清目秀，风韵犹存，尤其是保持着青年妇女的身材，这在上了年纪的俄罗斯女性中是比较少见的。斯韦特兰娜说，她与拉斯普京结婚已经44年了，是拉斯普京的原配夫人，这时拉斯普京幽默风趣地补充：“我觉得好像已经有144年了！”从这句话可见感觉到他们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关系。
拉斯普京家的客厅没有什么家具摆设，同样体现出拉斯普京夫妇朴实、简洁的生活风格。客厅最显眼的东西是一架特大的管风琴，谱架上摆着一沓乐谱，看得出这不是一架闲置的乐器。我去过许多俄罗斯人的家庭，他们家庭里一般都有一两件乐器，其中以钢琴为多，但在俄罗斯人家中看到管风琴还是第一次。因此我不由地要问问这件乐器的情况。拉斯普京说这是他女儿的心爱乐器，女儿天天下班后弹它。他还特意介绍这是俄罗斯乐器师的一件手工制品，并让我们看了这架管风琴的编号为32号。看着这个乐器，我脑海中不由得回想起我1989年第一次到莫斯科，在“苏维埃之翼”俱乐部听苏联一位著名管风琴大师演奏巴赫管风琴作品的情景：那是一段多么美妙、动人的音乐啊！大厅里坐满听众，没有丝毫的喧哗，仿佛整个空间都充溢着优美的和声，无法给其他声音留下空间……
拉斯普京的书房也十分简朴。有一堵墙全是书柜，里面摆满了各种精装书。墙上有一张照片。背景是俄罗斯北海，拉斯普京坐在一个小船的船头，目光深邃地望着远方，很有一番意境。墙上还挂着另一幅画，那是拉斯普京在伊尔库茨克郊外最早建成的一座木舍，木舍很简朴，但很有纪念意义，拉斯普京说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许多作品就是在那个简朴的木舍里完成的。如今，作家在那间木舍附近又建起一座新农舍，于是把旧木舍赠给自己的一位亲戚，但他对那间旧木舍感情很深，因此请了一位画家把旧农舍画下来挂在书房，作为对故居的怀念和那个时期创作的回忆。书桌上摆着一尊基督像和圣母像，从这种摆设就不难理解作家的作品中的宗教成分和他对基督、圣母的敬仰了。基督像和圣母像前面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拉斯普京说他的电脑只是当做打字机用，电脑的其他功能他一概不会。看着他那个小小的笔记本电脑，我心中暗暗地说，我们真应当感谢它，但愿作家用它的键盘敲出更多的新作！
谈话中间，奥列格说，任光宣教授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俄罗斯作品评奖委员会的5位委员之一，并且请我介绍一下小说评奖情况。我简短地向他介绍了2004年的颁奖仪式的情况，对他不能来北京参加授奖仪式表示遗憾。在我的简短介绍之后，拉斯普京对中国给他的小说《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授奖表示感谢，并对他那次未能到中国参加授奖仪式表示歉意。他说，十分感谢中方对他的这部新作的重视和厚爱。他提高声音说，中国是到目前为止翻译这部小说的唯一的国家，只是在中国给小说《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授奖后，俄罗斯的电视台、电台和各大报纸（包括自由派报纸《莫斯科共青团员》）才开始报道和评介《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因此拉斯普京说，是中国人让俄罗斯知道了我的这部小说，在这以后他才收到了来自俄罗斯各地新老朋友的祝贺。
小说《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在中国获奖一事引起了拉斯普京的谈兴，他的话多了起来。他说去年夏天他去雅典做了为期4天的游览，主要参观了那里的教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目前正在把自己参观的印象写出来。此外，他早就有一个计划，想重游自己的几位已故好友阿斯塔菲耶夫、诺索夫、舒克申等人的家乡，他称之为“告别之游”，但是过去一直没有时间。这次，等春暖花开，他就要启程，打算边走边写些回忆文章，纪念自己的老友，否则时间隔得太长了，他怕忘掉与他们交往的一些细节。
拉斯普京说，阿斯塔菲耶夫和舒克申在世时，他与他们过从甚密。阿斯塔菲耶夫是位好作家，很有才华，写过一些好作品，但是他晚年得宠于叶利钦，去世后为他建造的纪念馆有十几座，建立这么多有必要吗？这是俄罗斯混乱的一种表现。诺索夫同样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可诺索夫纪念馆却一座也没有。拉斯普京说，要利用这次他造访诺索夫故乡的机会，呼吁地方政府建立一座诺索夫纪念馆，作为对这位好友的怀念。
拉斯普京说，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他可以理解阿斯塔菲耶夫晚年去另一个阵营，成为叶利钦自由化的支持者，但是他不能容忍的是，阿斯塔菲耶夫把脏话和骂人话搬进小说《该诅咒和该杀的》之中。他说，在生活中说几句脏话是可以的，但是绝不可以用脏话玷污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是神圣的。在这点上舒克申做得很好，在日常生活中舒克申很能说脏话，阿斯塔菲耶夫比不上他，但舒克申的作品却很干净，这表明一个作家有良心。
后来，我们就俄罗斯文学的现状、俄罗斯文坛两大派的论争、俄罗斯文学以及俄罗斯国家的前景等问题交换了看法。拉斯普京对俄罗斯文学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对俄罗斯国家的前景十分担忧，我知道这是他近十几年的一贯观点，恐怕这也是他这些年来内心一直郁闷的原因。
我原先打算在拉斯普京家呆一个小时左右，结果那天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
最近一次我见到拉斯普京是在北京，在2006年5月22日召开的“中俄作家论坛”会上。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B.加尼切夫率领一个由十多位俄罗斯作家和评论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拉斯普京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会议上先后两次发言，第一次发言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迟到的感谢，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在这次大会发言中提到了拉斯普京2004年12月因病未能来华参加颁奖仪式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发言结束后，把一大束红色鲜花献给拉斯普京，表示对他的敬意。拉斯普京在答谢中幽默地说，尽管他是男人，但他也是爱花的，虽然很少有人给他献花。他说，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最大一束鲜花，恐怕也是得到的最后一束鲜花，因为他觉得自己来日无多了。这些话说得虽然令人伤感，但是从我与他的接触和对他的了解来看，这是他的真话。
在这次“中俄作家论坛”上，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B.加尼切夫宣布我为俄罗斯作家协会荣誉会员，拉斯普京在会议茶歇时向我表示祝贺，我俩合影留念，这是我与他在中国的第一张合影。
第二天，也就是5月23日，在俄罗斯大使馆隆重举行俄罗斯首届高尔基奖颁奖仪式，我和高莽、张建华被授予马克西姆·高尔基奖，以表彰我们为研究、翻译和普及俄罗斯文学所做的工作。会后，拉斯普京又像昨天一样走到我跟前，对我获奖表示祝贺，一个享誉世界的大作家向我这样一位普通的中国教师获奖表示祝贺，这令我十分感动。我俩光顾说话，俄罗斯作家和其他与会的中国人都已离开使馆大厅，我与拉斯普京几乎是最后走出大使馆的。分手时我预祝他在中国的访问成功，并且祝他健康长寿和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他说我下次有机会去俄罗斯别老是呆在莫斯科，希望能去他的故乡伊尔库茨克做客……我想，我一定找机会去伊尔库茨克拜访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