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包玉刚被任命为上海银行业务部经理，以他的精明才干，把业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年以后，他又被提拔为副总经理。当时的包玉刚只有28岁，在上海金融界已是赫赫有名。就在很多人都认为包玉刚前途不可限量时，他却出人意料地递交了辞呈。
其实，包玉刚在刚刚被提升为上海银行副总经理之时还是豪情满怀，想一展身手的。遗憾的是，那时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的金融问题已经根深蒂固，通货膨胀，钞票贬值，物价飞涨，导致老百姓哄抢物资，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坑蒙拐骗，整个社会一片乌烟瘴气。
当时有人打趣说：“上午拿到手的钞票，到下午就贬值一半。”更有甚者这样形容：“你走进一家面店吃面，要先付钱，不然等到面端上来时，价钱已翻了一倍。”总之，人们对钞票贬值的恐慌，简直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
当时中国的金融业已经回天乏术，包玉刚在重庆时构思的多贷款、多赚钱的“初级银行学”也派不上用场。面对此种局面，包玉刚越来越感到壮志难酬，对金融事业也越来越失望，便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
看到国统区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状态的政治经济局面，包玉刚决定离开上海，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新的发展之路。然而，天下之大，下一步要去哪里呢？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呢？
包玉刚思索良久，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样的画面：灯火辉煌的太平山下，繁忙的维多利亚港，往来不息的商船。对，就是香港！当年他在去昆明赴任时曾经路过的地方。中国香港虽然并不大，但当时它是英国殖民地，不会受国内战乱的影响，而且它又是自由港，是商人们梦寐以求的天堂。“就到香港去，在那里闯出一番新天地！”下定决心后，包玉刚便开始着手筹备去香港发展的事宜了。
1949年3月，包玉刚带着妻子女儿飞赴香港，与先前抵达的父母以及兄弟姊妹团聚。
虽然同为贸易、金融中心城市，当时的上海却比香港繁华得多，连街道也比香港的干净。在上海，自己虽然算不上什么大银行家、大企业家，但也是堂堂上海市银行的副总经理，在政商两界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如今来到香港，人地生疏，前途渺茫，包玉刚未免觉得有些狼狈。但即便是在压力、焦虑、责任、迷茫重重压向他时，包玉刚那份坚定的信念依然没有动摇。无论如何，就算是只为了自己的家人，也要在香港闯出一片天地！
到香港之初，一家老少的衣食住行，大事小事无一不让包玉刚操心。虽然包兆龙来港前，把家里包括产业、房子、家具、古董等一切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现金或银两，再加上历年的积蓄，算起来也有数十万元，但是，他们是绝对不会坐吃山空的，生计终究是头等大事。
在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百年间，贸易一直是香港地区的命脉。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大好河山的那些日子里，香港地区也未能幸免，沦陷时间长达三年零八个月。日本人投降后，香港地区商人迅速从蛰伏的状态中释放出来，恢复了活跃的贸易往来。而且，此时中国内地已经解放，正是百废待兴之时，迫切需各种物资援助，于是怀着对内地重新开放的希望，包氏父子决定先做一些收益较快的进出口贸易。他们和几位从上海来的银行旧同事，集资开创了一家“新联贸易公司”。
那时候，香港的写字楼奇缺，找一个办公的地方都不容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位于皇后大道中一家华人行中租到一个月租两百多块钱的小写字间，几个人在里面甚至转不过身来。
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包玉刚开始跟外资银行打交道。开始他的账目往来是由美国人经营的花旗银行经手的。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花旗银行被迫关闭并撤离了香港地区。包玉刚便把生意账目移到素有香港地区“金融总督”之称的汇丰银行。那时，香港的英资财团根本瞧不起中国人。包玉刚不管这许多，直接冲进了汇丰银行。当时的包玉刚在香港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他直闯汇丰，自然受到了主管桑达士的冷遇。表面上看，这位英国绅士举止优雅，谦和有礼，但实际上，他的神态和语气并没有掩饰住对面前这位年轻的中国商人的傲慢与不屑。
尽管心中憋着一股气，但是包玉刚的目光中却充满了坚定。也许是被包玉刚镇定自若、充满自信的气势所震慑。桑达士终于开始了和包玉刚的正式交谈，而且，双方很快就产生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
这次接触可以说是包玉刚经商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包玉刚来说，正是这次交谈促使他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建立了一种牢固的依存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桑达士也成为帮助包玉刚事业走向顶峰的关键人物之一。
桑达士指派专业人士对新联贸易公司的账目和运作进行了详细的审核，发现这个公司虽然小，运作上也存在一些不太规范的地方，但第一年仍然有一百多万元的利润，于是决定接受这个公司的业务。新联贸易公司也搬到了皇后大道中与汇丰银行总部相连的一座大厦，拥有了一间面积比原来大4倍的写字间。几个人终于可以在办公室进出自如，公司门口也挂上了黄铜牌子。
不过，包玉刚是胸怀大志之人，一个小小的贸易公司，又岂是他的人生目标？实际上，一个大计划正在包玉刚心中正酝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