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诸葛亮对射君（身份不可考）称赞刘禅，射君又将这件事告诉了刘备，刘备很高兴。“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刘备遗诏）意思是连诸葛亮都称赞刘禅“智量甚大”，比想象中聪明，我还有啥可担忧的？表示鼓励。诸葛亮不会阿谀奉承，刘备不会不识人，陈寿也不会弄虚作假，所以，刘禅绝不是像传统观念中那么无能。
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事实上：“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
纵观历史，刘禅就任蜀汉皇帝共计41年，是三国时期所有领导人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其中，诸葛亮辅佐刘禅11年，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还在贤臣的辅助下做了30年的皇帝。在那个群雄割据的动乱时代，能执政这么久，刘禅肯定有其过人之处。
刘禅继承帝位时，年仅17岁。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于是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所有的事情刘禅都“按丞相说的办”。对于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
后来刘禅年纪渐长，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让刘禅顺利“转正”，彻底摆脱“见习”皇帝的命运。可是，诸葛亮仍紧握大权。诸葛亮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刘禅没有工作经验，没有治国经验，所以才总揽全局。这让人不禁要问，刘禅现在是没有经验，你不给他实践的机会，他哪儿来的经验，他不是永远没经验吗？
诸葛亮带兵出外征战，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特派心腹董允为侍郎，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诸葛亮对刘禅的口气和语感，简直犹如一个严峻的父亲在冷酷地调教不懂事、不听话的孩子。
对这些，刘禅一让再让，不想引起国内的政治混乱。诸葛亮发动北伐战争，刘禅虽然不赞成，但还是为诸葛亮鼓劲加油。可以说，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充分领会并严格执行了刘备的教导以及对长辈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团结了内部领导班子，保持了领导集团的稳定，这样最终得实惠的还是老百姓。难怪有人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可见刘禅具有一个政治家宽容大度的胸怀。
刘禅不仅对诸葛亮宽宏大量，对其他大臣也是如此。比如魏延叛乱被杀，刘禅对于魏延没有一概否定，而是下旨：“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魏延作为其父亲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信任程度犹胜于马超，怎么会忽然叛乱？说白了，魏延的智慧不比诸葛亮的差，不过是刚愎自用，人际关系不好，诸葛亮逝世后，诸葛亮利益集团没人制服得了，所以被杀。刘禅以“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来证明其志，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智慧。毕竟阵前叛乱，可不是能以仁德和“念前功”就可以“赐棺椁葬之”的。
刘禅生活腐化时，学者谯周和老臣董允上书劝谏，刘禅最多也就是无可奈何，而不是一怒之下大开杀戒。后主刘禅可能是中国历代帝王里对大臣动刀较少的一个了，这点非常难得。
刘禅不仅有容人之量，而且头脑清楚，知人善用，有很强的分析能力，绝对不是弱智。刘禅专用诸葛亮来治国，就是他聪明的地方，虽然诸葛亮有穷兵黩武的问题，但是他治理蜀国的措施确实给蜀国带来了发展。所以即便在孔明死后，刘禅仍然继续延用诸葛亮的措施，甚至重用诸葛亮所选拔的人。
诸葛亮急于北伐，刘禅此时头脑非常清楚，他非常清楚魏蜀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又不好直接反对，只能规劝诸葛亮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执意北伐，没有听从刘禅的劝告，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立刻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
在人事任免上，刘禅也表现出过人的一面。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废除了丞相制。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祎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军政及内政大权不再同一人一把抓。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则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自摄国事”。任官封爵，要刘禅同意；人事任免，要刘禅同意；出兵征讨，要刘禅同意，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刘禅同意。刘禅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这一系列举措，能是一位智商低的人想得出和做得到的吗？
《魏略》中还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曹爽与司马懿争权被杀后，夏侯霸害怕受到株连而入蜀，刘禅亲自出迎。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为老将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原来，刘禅之妻乃张飞女，而张飞之妻又为夏侯渊的从妹，所以刘禅才这么说。之后，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刘禅对夏侯霸的这一套怀柔拉拢的手段，即使其父刘备在世，大概也不过如此，足见刘禅绝非平庸之辈。
作为三国中实力最弱的一国君主，刘禅有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绝对不是昏庸低能之辈。
历来各方专家对后主刘禅的评价一直囿于暗弱无能、贤愚不辨，其中最大的一个诟病就是不战而降、苟且偷安。
“乐不思蜀”一个词语让刘禅彻底被定格为一个反面人物，被认定是个没皮没脸的窝囊废，从而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话说曹魏兵围成都，刘禅心里很清楚，要是抵抗，士兵的伤亡一定会很大，而且很有可能招致曹魏屠城，让百姓遭殃。为了保全子民，刘禅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开门投降。刘禅投降后，北上到达洛阳，被封为安乐公。这样一来，刘禅多了一个卖国的骂名，却保全了百姓的生命财产，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对于刘禅不战而降，实乃“全国为上之策”。刘禅这样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与“打肿脸充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所不能同日而语，他没有为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
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刘禅自家生命，而且蜀地百姓的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的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某个西方的著名文学家说过：“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在刘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
刘禅降魏后，司马昭在一次大宴蜀国君臣时，特意令人奏起了蜀地音乐，以观察刘禅的反应。蜀国旧臣听后无不现出悲戚之容，只有刘禅一人不悲反笑，开心得不得了，活脱脱是一个缺心少肝、苟且偷安的皮相。司马昭当时就跟人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后来司马昭又去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马上回答：“此间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这个成语从此诞生。说完这个话以后，刘禅带来的一个旧臣就跑去找他说：“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实在太没心肝了，下回司马昭再问你，你就说，先人的坟墓在蜀国，我没有一天不想，然后把眼睛闭起来。”果然，不久司马昭再次问刘禅，说想念蜀国吗？刘禅说：“啊呀，先人的坟墓都埋在那儿，我没有一天不想。”司马昭说：“不对啊，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你说的，像你某个大臣说的。”刘禅马上把眼睛一睁：“哎，对啊，就是他说的，就是他教我这么说的！”乍一看，刘禅的确是一副没皮没脸的嘴脸，而且无耻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可细细一想，刘禅不如此回答又能如何？
司马昭若想杀刘禅，可谓易如反掌，身为阶下囚的刘禅，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想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就必须让司马昭觉得他懦弱无能、不足为虑，而“此间乐，不思蜀”正是刘禅所释放的一个烟幕弹，给司马昭留下了“禅无忧矣”的印象，成功地保住了性命。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堪称上上之策。在这个问题上，刘禅实在是一个能称得起大智若愚的智者。
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意接受失败的英雄，似乎只有干得轰轰烈烈的人才是英雄。刘禅投降后在洛阳的一段表演，为他博得了“全无心肝”的臭名，从此“扶不起的阿斗”的帽子就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
历史也好，现实也罢，你越是正着看，越看越是雾里看花，糊里糊涂；假若你颠倒过来，倒也能看出个一二来。在魏蜀吴三个集团中，刘禅领导的蜀国一直处于弱势，然而41年来，刘禅能知人善任，公司稳固发展，重现实轻面子，使百姓免受战争涂炭，要是阿斗真的扶不起，又怎能做到这点？
综上所述，蜀汉皇帝刘禅有容人之量、头脑清楚、知人善任，而且，乐不思蜀并不等于没皮没脸，所以，刘禅并非烂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