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克街福尔摩斯寓所的壁炉前，我和他静静地坐着享受着无言的时光。突然，他说：“老兄，生活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美妙一千倍呢，那些日常存在的事情，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如果我们可以手拉着手飞出这扇窗，翱翔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降落在每户人家的屋顶，揭开瓦片，窥视着别人家里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就可以知道，那些奇怪的巧合、密室谋杀、闹别扭或者令人惊奇的事，每天都在不断发生，它们给人们带来匪夷所思的结果。而这些就足够使得那些老套的，一看到开头便能知道结尾的小说失去它们的销路了。”
我接道：“也许吧，可我并不十分相信。那些人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案件，都十分单调枯燥，庸俗老套。警察的报告也是公事公办，毫无趣味可言。”
福尔摩斯说：“要运用你的选择和判断，这样才能产生切实的效果，警察的报告里是不会出现这些的。他们的重点是审判法官的陈词滥调，而不是那些整个事件都不能缺少的细节。你我都明白，人们总以为司空见惯的东西就是最自然的。”
我摇摇头，然后笑着说：“我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想法。当然，由于你的身份和地位，那可是三大洲每一个不知所措的人的非正式咨询师和得力助手啊，你有机会接触到任何异常离奇的人与事。可是在这里……”--我拿起一份晨报--“我们来做一次实验吧，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篇报导：《丈夫虐待妻子》。大半栏篇幅都在介绍，可我几乎不用看就能猜出里面说的是什么事。毫无疑问，这里还涉及了另外一个女人，什么午夜狂歌、拳脚相向、伤痕累累以及那些个同情心泛滥的姐姐妹妹啊房东太太啦等等。恐怕就连最拙劣的作者也写不出比这更浅陋的东西了。”
他拿过报纸，大概地浏览了一下，开口道：“亲爱的华生，看来你的例子并不支持你的论点。这是关于邓达斯家分居案的报导，当时我还研究了和此案相关的一些细节。报导中的这位丈夫是个绝对的戒酒主义者，也没有感情纠葛；他之所以被指控，是因为他养成了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在每餐结束的时候，他总是摘下假牙，扔向他的妻子。这样你还会认为，一般讲故事的人有能力编造出这样的情节来吗？来点鼻烟吧，华生，根据你举的这个例子来看，是我赢了。”
说罢，他把他那个旧金鼻烟壶拿出来，壶盖的中心还镶嵌着一颗紫水晶。这些光彩夺目的东西和福尔摩斯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及简单的生活方式是极为不协调的。于是，我爱评论的毛病又犯了。我指着它，疑惑不解。
“哈，”他说，“我都记不得咱们有几个星期没见面了。这不过是波希米亚国王为了答谢我帮他解决了艾琳·艾德勒那件案子，作为酬劳送给我的纪念品而已。”
“那这个戒指呢？”我又指着他手上那枚璀璨耀目的宝石戒指问道。“这个戒指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因为我帮他们破的案件非常微妙，所以即使是对你--连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忠实诚恳地记录下来的朋友，我也不大方便透露。”
“那，现在你手头上还有什么案件吗？”我凑到他旁边，很感兴趣地问他。“还有大概十一二件吧，可是没什么十分有趣的。尽管这些案子都很重要，但是却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情节。我发现反而是那些平常的、不重要的事件倒是有观察和慎重分析的余地，这样就十分有趣。往往犯人的罪行越大，案子也就越简单，因为一般说来，罪行越大，动机也就越明显。在这些案子中，除了从马赛来的要我办的案子有些复杂以外，其他的就没什么特别的了。不过我想应该有个十分有趣的案子送上门来了。如果我不是大错特错的话，现在委托人已经快到我的家门口了。”
说罢，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向下俯看着阴暗而萧瑟的伦敦街道。我站在他的身后，越过他的肩膀向外看去。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个女人，身形高大，围着一条厚厚的毛皮围脖，她的宽边帽子上还插着一支醒目的、卷曲的羽毛，帽子仿佛以德文郡公爵夫人那爱卖弄风情的姿态，被歪戴在头的一侧。她在这样盛装之下，却神情紧张、迟疑不决地时不时望两眼我们的窗子，与此同时身体还不停地前后摇晃着，手指紧张焦躁地拨弄着手套的钮扣。突然，她就如同游泳者从岸上纵身跃水那样，下定了决心，快速地穿过马路，几分钟后，我们便听到了一阵尖利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随手将烟头扔进壁炉里，说：“我以前看见过这种征兆。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通常是表明发生了桃色事件。她很想寻求别人的帮助，但是又很害怕将这样微妙的事情告诉别人。可是即使是桃色纠纷也要加以区别。当一个女人觉得自己的丈夫做了背叛自己的事的时候，她就不会摇晃了。这种情况下，她们通常的表现是着急得仿佛把门铃线都给你拉断了才好。现在的这个女士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她卷入了一桩恋爱事件，因为她看起来并不愤怒，而是充满了不解和忧伤。好在她能亲自登门拜访，我们的疑问也能得到解答了。”
话音刚落，敲门声就响了起来。我们的男仆穿着号衣进来报告，说是一位名叫玛丽·萨瑟兰的小姐来访。紧接着，这位女客就出现在男仆那矮小身体的后面，就仿佛是跟随在领港小船之后扬帆而来的一艘华丽的商船。福尔摩斯大方而又斯文地请进了这位小姐，并随手关上了门。他微微鞠躬，请她坐在扶手椅上。片刻之间，福尔摩斯就以他一贯的心不在焉的神态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他突然说道：“你眼睛近视，还要打那么多字，难道不觉得很费力吗？”她回答道：“最开始的确很费力，但是现在不用看键盘也知道字母的位置了。”突然，她领悟到了福尔摩斯这句问话的含义，感到十分的惊讶，抬起头来，仰视着我们。她那宽阔而温柔的脸上充满了害怕和诧异。她叫道：“福尔摩斯先生，您是不是从哪儿听说过我，不然，您怎么知道我的情况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不要惊慌，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某些情况的。可能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得能够了解到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否则，你也不会来请教我吧？”
“是的，先生，我是通过埃思里奇太太才知道到您的。警方和所有人都认定了她的丈夫已经死了，也决定不再去找了，但是您却轻轻松松就找到了他。哦，福尔摩斯先生，我多希望您也可以这样帮助我。虽然我并不富裕，但是除了打字这份工作所得的微薄薪水外，我还继承了一笔遗产，每年都有一百镑的收入。只要您能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我愿意全部拿出来作为酬金。”
福尔摩斯问道：“你为什么这样急切匆忙地离开家，来到我这里呢？”他做了一个惯常的动作，将双手指尖顶在一起，自然地放在胸前，眼睛凝视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那迷惘而又急切的脸上再一次出现了十分惊讶的神情。她说：“是的，我是临时决定来见您的。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温迪班克先生--也就是我父亲--对这件事的毫不在意，这太让我难以接受了。他既不肯报案，也不肯来找您。直到今天，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只会不停地说：”没事，没事“，这真让我恼火，于是我就套上外套，立即赶来您这儿了。”
“你父亲？”福尔摩斯说，“是继父吧？因为你们不同姓。”“没错，他确实是我的继父。尽管我叫他父亲。但是真是可笑，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而已。”“冒昧地问一下，你的母亲还健在吗？”
“哦，她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我的父亲去世没多久，她就再婚了，而且这个男人比她年轻了将近十五岁，这一点让我很不开心。我父亲生前在托特纳姆法院路经营管子生意。他死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企业，之前这个企业一直是由我母亲和领班哈迪先生继续管理经营的。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出现就说服我母亲卖掉了这个企业，因为他是个以推销酒品为职业的旅行推销员，看起来地位很优越。他们靠出卖商誉和利息，一共获得了四千七百镑。可是我知道，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得到的会远远超出现在所得的金额。”
我本来以为福尔摩斯会对这位女士毫无头绪的叙述感到不耐烦，岂料，他却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动不动。
他问：“你自己那部分收入是得自这个企业吗？”
“啊，先生，当然不是。它和这个企业完全不相干，是我那居住在奥克兰的伯父奈德去世时留给我的。这笔遗产其实是新西兰的股票，利率是四分五厘，股票价值二千五百英镑，但是规定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所说的非常感兴趣。既然你每年都可以提取一百英镑，再加上你自己工作所挣的钱，不但温饱不成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去旅行，享受更加优质的生活。据我所知，一位独身的女士每年收入六十英镑左右，就可以生活得相当好了。”
“福尔摩斯先生，您要相信，哪怕我的收入比这个数目小得多，我也能生活得很好的。不过，您可以想到，只要我还在这个家里住一天，就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当我们三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是我来负责全部开销的。当然，这些只不过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都会取出我的利息交给母亲，而我只依靠打字所得的工资就足够生活了。您也许知道，每打一张就能挣到两个便士，一天打个十五到二十张，生活就没问题了。”
福尔摩斯说：“你已经把你的情况向我说得差不多了，我也大致了解了。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华生医生，你在他面前不用拘束，和平常一样说话就好了。现在请你把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情况，以及你们的关系都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她紧张又羞涩地摆弄着外套的镶边。她说：“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以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是送票给他。后来，他们也没忘记我们，还会把票送到我母亲这儿来。温迪班克先生不喜欢我们去参加舞会，他甚至不喜欢我们去任何地方。有时候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十分生气。可是那一次我铁了心一定要去。这是我的自由，他凭什么阻止我？他说，我父亲生前所有的朋友都会出现在舞会里，我们与那些人结识并不合适。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去参加舞会。但是我有一件紫色长毛绒礼服，我几乎都没有把它从柜子里拿出来穿过呢。最后，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为了公司的事去了法国。于是，我和母亲就跟着从前在我父亲那里当领班的哈迪先生一起去参加舞会了。正是在这场舞会上，我遇到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猜，温迪班克先生回国后，知道你去了舞会，一定特别恼火。”
“啊，不是，他的态度还不错。我还记得他冲我笑笑，耸了耸肩膀，还说试图阻止女人做她喜欢的事情是没用的，女人总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懂了。你在这场舞会上遇见了一位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是的，先生。那天晚上我和他相遇了。第二天他就到我家来拜访，想看看我们是否都安全地回了家。后来，我们也同他见过面……福尔摩斯先生，我的意思是，我同他散过两回步。但是后来我的继父从法国回来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没法再来我家找我了。”
“为什么？”“您知道，我的继父不喜欢这样。只要他能做得到，就会极力拒绝任何客人的来访。他老是说，女人应该安分地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可是我常常跟我母亲说，一个女人最需要的就是拥有自己的生活圈，可我却没有。”
“那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后来是怎么做的？他有没有设法来看你呢？”“继父在那个星期之内又有事要去法国，霍斯默来信说，在我继父离开之前最好不要见面，这样会更加保险。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可以互相通信。每天我都能收到他的信。我总是一早就把信取回来，不让我继父知道。”
“当时你和那位先生订婚了吗？”
“啊，我们订婚了，福尔摩斯先生。第一次散步归来后，我们就订婚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他在莱登霍尔街的一家办公室当出纳员，并且……”
“哪家办公室？”福尔摩斯打断了她的话。“哦，先生，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并不知道是哪一家办公室。”“那你知道他家住何处吗？”
“他就住在办公室。”“你居然连他的地址都不知道？”“是的……我只知道在莱登霍尔街。”“那你每次都把信寄去哪里呢？”
“他告诉我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就行，他自会领取。他说，如果寄到他的办公室去，其他同事会嘲笑他和女人通信的。于是，我提议说我也按照他的做法，用打字机来写信，但是他又不同意，因为他说，读着我的亲笔信就如同和我见面一样亲切，而机打的信，就好像在我们之间隔着一部冰冷的机器似的，这样感觉不好。福尔摩斯先生，这不恰恰证明了他是多么喜欢我吗，即使是这些小事情他也考虑得很周到。”
福尔摩斯说：“是的，这些小事最能说明问题了。长久以来，我一直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小事情是最重要的。你还能想起关于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细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