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禅与印度禅的不同。在未说印度禅之前，我要将我们中国宗教的情形略作叙述。我们古代宗教是很简单的。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虽然已有很高的文化，在道德、伦理、教育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各方面，我们已有很高的水准，但是宗教方面却非常简单。当时只相信一个“天”，或许是高高在上的天，或许是上帝。这苍苍之天与主宰的上帝，是第一个崇拜的对象。其次是崇拜自然界的大力量。认为日月天地都有一种神的存在。第三是崇拜祖先。第四是在宗教崇拜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在佛教传入以前，我们的祖宗没天堂与地狱的观念，宗教原是非常简单的。印度教传入以后，他的宗教不但表“天”，而且有三十三重天；不但有地狱，而且有十八层地狱，甚至有十六乘十六、再乘十六层的地狱，一层比一层可怕。这样复杂的情形，的确可以满足人民对于宗教的欲望的。结果，我们原有简单的宗教，与它比较以后，就不免小巫见大巫，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佛教中人把印度看作西天，看作极乐的世界，都是由于对佛教的崇拜。
中国和尚看到这样复杂的宗教，便想到：是不是有法子找出一个扼要的中心呢？于是，头一个运动就是把佛教的三个大部门“戒”“定”“慧”中的“定”特别提出。“戒”就是规律，有五百戒，五千戒，是很烦琐的。“定”就是禅示中的“禅”，就是怎样控制心，也就是“定心息虑”。“慧”就是智慧，是理解。中国佛教徒将佛教三个大部门中的“定”拿出来，作为佛教的中心，包括“戒”“慧”以及一切在内。因为打坐的时候，可以控制人的呼吸，然后跟着呼吸控制到身体，然后控制心灵的活动，到了欲望来的时候，或且想到人生许多快乐的事情，就要靠“智慧”来帮助。譬如说：想到男女爱情的时候，要想到她并不是漂亮的，而是一袭漂亮的衣服中，一块皮包着206块骨头，以许许多多的骨节接连起来的，以及肉和血等；到了死了以后，流出了血、脓、蛆。一个漂亮的女人也不过是很难看的一堆骨、血、蛆。这样一想，什么欲望都没有了。这是以“慧”助“定”，来控制“不净观”。还有是以“空观”来控制的，譬如说：两个人互相咒骂。挨骂了，生气了，要懂得“空”的哲学（佛教的根本哲学），把一切看作地水火风的偶然凑合。“骂”是一种声浪，是地水火风暂时凑合发出的声浪，分散了便归乌有。骂的人和被骂的人，都是这四大凑合，如果都是“空”，没有他，没有我。作如是想，便不会生气了。
把“禅”包括“戒”“定”“慧”，而以“禅”为佛教中心，是把印度佛教简单化的第一时期的方式。
不久，仍旧觉得这个“印度禅”还是烦琐的。如坐禅要做到四禅定的境界，要做到四无色定的境界，最后要能达到最高的目标——六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能游行自在，能见千里外的事物，能闻千里外的声音，能知他人的心思，能知过去未来，等等。这些烦琐的所谓最高境界，拆穿西洋镜，却是荒唐的迷信。于是进一步的革新到“净土”的“念佛”法门。
5世纪初期，庐山高僧慧远，开始接受印度中亚细亚传入的《阿弥陀佛经》。不要一切烦琐的坐禅仪式，只要你心里相信，有“净土”的存在。“净土”是天堂，天堂里有四季不谢之花，有八节长青之草，琉璃世界，有无量寿，有无量光。
以后慢慢演化到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即崇拜的意思）。只要你念千万遍，在临死前你必能看到净土的美丽世界，必有人来接引你到这美丽的世界里去。
5世纪中叶，苏州有一个道生和尚，他对中国古代老庄的思想，特别有研究。他头一个提出“顿悟”的口号。不要念经，不要坐禅，不要持斋拜佛，以及一切烦琐的步骤，只要有决心，便可以忽然觉悟。这与欧洲宗教的重大改革，由间接地与上帝接触，变为直接的回到个人的良知良心，用不着当中的媒介物一样。到过苏州的人，都知道虎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这个顿悟的学说，是以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提出的一个改革。我们看看道生的书，就可以看出他有很浓厚的道家的思想了。
从5世纪末叶到6世纪初年（470-520年），是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渡海东来，在中国传教时期。传说他到广州是梁武帝时代。经我考证，不是梁武帝时代来的，而是刘宋明帝时来的。有人说他到中国九年就回国，或死了。实际他是由宋经齐梁，在中国居住了五十年之久。他是印度人，年轻时就有很多胡须，所以冒充一百五十岁。他到中国创立一个宗派——楞伽宗，认为用不着佛教许多的书，只要四卷《楞伽经》就够了。这是印度和尚把佛教简单化的一个改革。他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样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众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睡则卧于破烂的古墓中。自达摩建立楞伽宗，其中有很多“头陀苦行”的和尚。（头陀是佛教苦修的名称，即自己毁坏自己的意思。在唐代的诗文中，常可看到描述和尚苦修的情形。）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下诏召请一个楞伽宗的有名和尚神秀到京城来。他那时已九十多岁了。他是全国闻名的苦修和尚。他由湖北经洛阳，到两京时，武则天和中宗、睿宗都下跪迎接；可见其声望之大。他在两京住了六年就死了（706年）。在那个时期里，他成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死后，长安城万人痛哭，送葬僧俗，数逾千万。当时的大名人张说给他写碑，叙述他是菩提达摩的第六代。神秀死后，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受帝后尊崇。这个时期，是楞伽宗的极盛时期。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忽然有一个在河南滑台寺的南方和尚神会，出来公开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指明达摩第六代是慧能不是神秀，慧能才是弘忍的传法弟子。而慧能和神会是主张顿悟的，有人对神会和尚说：“现在是神秀、普寂一派势焰熏天的时候，你攻击他，你不怕吗？”神会回答说：“我为天下定宗旨，辨是非，我不怕！”那时神会和尚已经八十多岁了。从公元734年到755年，这二十多年间，神会敢出来和全国最崇敬的湖北神秀和尚挑战，说出许多证据，攻击为帝王所尊重的宗派，并且为人佩服。这是为他可以举出弘忍半夜传给他老师的袈裟为证的缘故，那时神秀已死了，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死于739年）、义福（死于732年）又先后死了，没有人和他反辩。反对党看他的说法很动人，却害怕起来，于是告他聚众，图谋不轨。经御史中丞卢奕提出奏劾，皇帝乃将神会贬逐南方。最初由洛阳贬逐到江西弋阳，以后移到湖北武当、襄阳、荆州等地。三年中贬逐四次。可是反对党愈压迫，政府愈贬逐，他的声望愈高，地位愈大！
公元755年，安禄山造反，由河北打到两京（洛阳、长安），唐明皇狼狈出奔，逃往四川。他的儿子肃宗出来收拾局面。由郭子仪、李光弼两将军逐步收复两京。这时神会已经回到洛阳，正值政府打仗需款，他就出来帮助政府筹款。当时政府筹款的方法是发行度牒。但是推销度牒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人做和尚；二是必须有人花钱买度牒和尚。这都需要有人出来传道劝说。神会既有口才，且有甚多的听众，遂由他出来举行布道大会，推行“救国公债”。结果大为成功，善男信女都乐意舍施，购买度牒。皇帝以神会募款有功，敕令将作大匠日夜加工，为神会兴建寺院。不久，神会圆寂，时在上元元年（760年），神会年九十三岁，敕谥为“真宗大师”。神会死后六年（德宗真元十二年），皇帝派太子主持一个委员会，研究禅宗法统问题。经许多禅师考虑的结果，承认神会为七祖，也就是承认他的老师慧能为六祖，解决了这个法统之争。而神会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胜利。
这七十年来，在没有正式承认神会为七祖以前，社会上的知识阶级，已经受到神会的影响，杜甫的诗有“门求七祖禅”的话。那时虽未正式承认七祖，已承认七祖禅了。在神会最倒霉的时候，杜工部的朋友王维，应他的请求作了《能大师碑》，明认慧能为弘忍传法弟子，得了“祖师袈裟”。王维所写的这个碑，后来被收在《唐文粹》中。杜王二人的文字都可以证明当时社会里已有这个新禅宗的看法。
当神会说法时，曾经有人问他：“菩提达摩是第一祖，由菩提传到慧能是第六祖，那么在印度又传了多少代呢？”关于这件事，现在文件中发现所谓二十八祖，固然是个笑话，就是神会的答复，也是一个大笑话。他说：“在印度传了八代。”传一千多年，只传八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不懂梵文，把菩提达摩和达摩多罗两个人弄成了一个人，所以说出八代。究竟有几代？说法不一。有说二十四代，有说二十五代，有说二十六代，有说二十七代，甚至有说五十一代的，这都是他们关起门捏造出来的祖宗。这些材料，都不可靠。我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是要说他的老师慧能。半夜得到的袈裟究竟是第几代传下的，这是一个不能解决、无法审问的千古疑案。
最后，我们看一看，神会革命胜利成功的禅宗是什么？为什么要革新？为什么要革命？从我在巴黎发现的敦煌材料，和以后日本学者公布的材料（这两个材料比较起来，我的材料前面多，日本的材料后面多）看起来，我们知道神会的学说主张“顿悟”。“顿悟”是一个宗教革命。藉个人的良知，可以毁掉种种烦琐仪式和学说，即所谓“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缕一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人也是这样，“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于心。只要发愿心就可以“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恒沙妄念，一时顿尽”。
神会学说的第二个主张是无念，“不作意即是无念”。一切“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槃，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譬如：商朝的傅说和周朝的太公，一个是泥水匠，一个在水边钓鱼的人，一时机会来了，一个贫苦的人一跳而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担负国家的重任，这叫做世间的不可思议事，出世的宗教也有不可思议事。所谓顿悟，就是一日豁然顿悟。中国有一句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不着苦修！这是神会积极的思想。
消极方面，神会是反对坐禅，反对修行的。他说：“一切出定入定的境界，不在坐禅。”“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祸福善恶，皆不离妄心。”凡是存着修行成佛的思想，就是妄想。“众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神会的这种宗教革命思想，在当时所以能很快的成功，不是神会一个人打出来的，神会只是当时的“危险思想”的一部分。但神会的功劳特别大。因为神会是宗教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和财政家，可说是个革命家；他懂得用什么武器打击敌人，使他的宗教革命运动得到成功。
总结一句话，禅宗革命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一种革命运动，代表着他的时代思潮，代表8世纪到9世纪这百多年来佛教思想慢慢演变为简单化中国化的一个革命思想。这种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是最值得我们参考比较的，就是在《唐文粹》这部书中，有梁素《天台通义》的一篇文章，痛骂当时的危险思想；说这样便没有佛法，没有善，没有恶了。从这反对党的说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危险思想，的确是佛教中一种革命的思想。
还有一种材料值得我们注意的。9世纪中叶（841年），宗密和尚搜集了一百多家禅宗和尚《语录》。可惜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散失了，只存留一篇序文，长达万字，讲到从8世纪到9世纪中的多少次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宗密把当时佛教宗派分为禅门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二是泯绝无寄宗，三是直显心性宗。二、三两宗，都是革命的，其中包括社会许多人士，在宗密和尚的《禅源诸诠集都序》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神会以外，还有许多革命思想的宗派。现在佛教中，还有一部《圆觉经》。这部经大概是伪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这只有一卷的经，他却作了很多的注解，叫做《圆觉经大疏钞》。这里面有很多禅宗历史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