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同志在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当中显得有点特别。她有很多文学书。屠格涅夫的、契诃夫的、梅里美的。都保存得很干净。她的衣着、用物都很素净。白床单、白枕套，连洗脸盆都是白的。她住在一间四白落地的狭长的单身宿舍里，只有一面墙上一个四方块里有一点颜色。那是一个相当精致的画框，里面经常更换画片：列宾的《伏尔加纤夫》、列维坦的风景……
她叫沈沅，却不是湖南人。
她的家乡是福建的一个侨乡。她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滨海的小城里。母亲死得早，她是跟父亲长大的。父亲开机帆船，往来运货，早出晚归。她从小就常常一个人过一天，坐在门外的海滩上，望着海，等着父亲回来。她后来想起父亲，首先想起的是父亲身上很咸的海水气味和他的五个指头一般齐，几乎是长方形的脚--常年在海船上生活的人的脚，大都是这样。
她在南洋读了小学，以后回国来上学。父亲还留在南洋。她从初中到大学，都是在学校的宿舍里度过的。她在国内没有亲人，只有一个舅舅。上初中时，放暑假，她还到舅舅家住一阵。舅舅家很穷。他们家炒什么菜都放虾油。多少年后，她还记得舅舅家自渍的虾油的气味。高中以后，就是寒暑假，也是在学校里过了。一到节假日、星期天，她总是打一盆水洗洗头，然后拿一本小说，一边看小说，一边等风把头发吹干，嘴里咬着一个鲜橄榄。
她父亲是被贫瘠而狭小的土地抛到海外去的。他没有一寸土，却希望他的家乡人能吃到饱饭。她在高中毕业后，就按照父亲的天真而善良的愿望，考进了北京的农业大学。
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了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那年她二十五岁。
二十五年，过得很平静。既没有生老病死（母亲死的时候，她还不大记事），也没有柴米油盐。她在学习上从来没有感到过吃力，从来没有做过因为考外文、考数学答不出题来而急得浑身出汗的那种梦。
她长得很高。在学校站队时，从来是女生的第一名。这个所里的女工、女干部，也没有一个她那样高的。
她长得很清秀。
这个所的农业工人有一个风气，爱给干部和科研人员起外号。
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叫王作祜，工人们叫他王咋呼。
有一个中年的技师，叫俊哥儿李。有一个时期，所里有三个技师都姓李。为怕混淆，工人们就把他们区别为黑李、白李、俊哥儿李。黑李、白李，因为肤色不同（这二李后来都调走了）。俊哥儿李是因为他长得端正，衣着整齐，还因为他冬天也不戴帽子。这地方冬天有时冷到零下三十七八度，工人们花多少钱，也愿意置一顶狐皮的或者貉绒的皮帽。至不济，也要戴一顶山羊头的。俊哥儿李是不论什么天气也是光着脑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有一个技师姓张，在所里年岁最大，资历也最老。工人们当面叫他张老，背后叫他早稻田。他是个水稻专家，每天起得最早，一起来就到水稻试验田去。他是日本留学生。这个所的历史很久了，有一些老工人敌伪时期就来了，他们多少知道一点日本的事。他们听说日本有个早稻田大学，就不管他是不是这个大学毕业的，派给他一个“早稻田”的外号。
沈沅来了不久，工人们也给她起了外号，叫沈三元。这是因为她刚来的时候，所里一个姓胡的支部书记在大会上把她的名字念错了，把“沅”字拆成了两个字，念成“沈三元”。工人们想起老年间的吉利话：“连中三元”，就说“沈三元”，这名字不赖！他们还听说她在学校时先是团员，后是党员，刚来了又是技术员，于是又叫她“沈三员”。“沈三元”也罢，“沈三员”也罢，含意都差不多：少年得志，前程万里。
有一些年轻的技术员背后也叫她沈三员，那意味就不一样了。他们知道沈沅在政治条件上、业务能力上，都比他们优越，他们在提到“沈三员”时，就流露出相当复杂的情绪：嫉妒、羡慕，又有点讽刺。
沈沅来了之后，引起一些人的注目，也引起一些人侧目。
这些，沈沅自己都不知道。
她一直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天到这里时的情景。天刚刚亮，在一个小火车站下了车，空气很清凉。所里派了一个老工人赶了一辆单套车来接她。这老工人叫王栓。出了站，是一条很平整的碎石马路，两旁种着高高的加拿大白杨。她觉得这条路很美。不到半个钟头，王栓用鞭子一指：“到了。过了石桥，就是农科所。”她放眼一望：整齐而结实的房屋，高大明亮的玻璃窗。一匹马在什么地方喷着响鼻。大树下原来亮着的植保研究室的诱捕灯忽然灭掉了。她心里非常感动。
这是一个地区一级的农科所，但是历史很久，积累的资料多，研究人员的水平也比较高，是全省的先进单位，在华北也是有数的。
她到各处看了看。大田、果园、菜园、苗圃、温室、种子仓库、水闸、马号、羊舍、猪场……这些东西她是熟悉的，她参观过好几个这样的农科所，大体上都差不多。不过，过去，这对她说起来好像是一幅一幅画；现在，她走到画里来了。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想：我也许会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她的工作分配在大田作物研究组，主要是做早稻田的助手。她很高兴。她在学校时就读过张老的论文，对他很钦佩。
她到早稻田的研究室去见他。
张老摘下眼镜，站起来跟她握手。他的握手的姿态特别恳挚，有点像日本人。
“你的学习成绩我看过了，很好。你写的《京西水稻调查》，我读过，很好。我摘录了一部分。”
早稻田抽出几张卡片和沈沅写的调查报告的铅印本。报告上有几处用红铅笔画了道。
沈沅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说：“很幼稚。”
“你很年轻，是个女同志。”
沈沅正琢磨着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搞农业科学研究，是寂寞的。要安于寂寞。一个水稻良种培育成功，到真正确定它的种性，要几年？”
“正常的情况下，要八年。”
“八年。以后会缩短。作物一年只生长一次。不能性急。搞农业，不要想一鸣惊人。农业研究，有很大的连续性。路，是很长的。在这条漫长的路上，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欢呼。是的，很寂寞。但是乐在其中。”
张老的话给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从此以后，她每天一早起来，就跟着早稻田到稻田去观察、记录。白天整理资料，晚上看书，或者翻译一点外文资料。
除了早稻田，她比较接近的人是俊哥儿李。
俊哥儿李她早就认识了。老李也是农大的，比沈沅早好几年。沈沅进校时，老李早就毕业走了。但是他的爱人留在农大搞研究，沈沅跟她很熟。她姓褚，沈沅叫她褚大姐。沈沅在褚大姐那里见过俊哥儿李好多次。
俊哥儿李是个谷子专家。他认识好几个县的种谷能手。谷子是低产作物，可是这一带的农民习惯于吃小米。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想摘掉谷子的低产帽子。俊哥儿李经常下乡。这些种谷能手也常来找他。一来，就坐满了一屋子。看着俊哥儿李那样一个衣履整齐，衬衫的领口、袖口雪白，头发一丝不乱的人，坐在一些戴皮帽的、戴毡帽的、系着羊肚子手巾的，长着黑胡子、白胡子、花白胡子的老农之间，彼此却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亲热，是很有趣的。
这些种谷能手来的时候，沈沅就到俊哥儿李屋里去。听他们谈话，同时也帮着做做记录。
老李离不开他的谷子；褚大姐离开了农大的设备，她的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因此，他们多年来一直过着两地生活。有时褚大姐带着孩子来这里住几天，沈沅一定去看她。
她和工人的关系很好。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女工们都愿意和她挤在一起--这些女工不愿和别的女技术员接近，说她们“很酸”。放羊的、锄豆埂的“半工子“也常来找她，掰两根不结玉米的”甜秆“，拔一把叫作酸苗的草根来叫她尝尝。”甜秆“真甜。酸苗酸得像醋，吃得人眼睛眉毛都皱在一起。下了工，从地里回来，工人的家属正在做饭，孩子缠着，绊手绊脚，她就把满脸鼻涕的娃娃抱过来，逗他玩半天。
她和那个赶单套车接她到所的老车倌王栓很谈得来。王栓没事时常上她屋里来，一聊半天。人们都奇怪：他俩有什么可聊的呢？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语言呢？主要是王栓说，她听着。王栓聊他过去的生活，这个所的历史，聊他和工人对这个所的干部和科研人员的评价。”早稻田“、”俊哥儿李“、”王咋呼“，包括她自己的外号”沈三元“，都是王栓告诉她的。沈沅听到”早稻田“、”俊哥儿李“，哈哈大笑了半天。
王栓走了，沈沅屋里好长时间还留着他身上带来的马汗的酸味。她一点也不讨厌这种气味。
稻子收割了，羊羔子抓了秋膘了，葡萄下了窖了，雪下来了。雪化了，茵陈蒿在乌黑的地里绿了，羊角葱露了嘴儿了，稻田的冻土翻了，葡萄出了窖了，母羊接了春羔了，育苗了，插秧了。沈沅在这个农科所生活了快一年了。
她不得不和他们接触的，还有一些人。一个是胡支书，一个是王作祜。胡支书是支部书记，王作祜是他们党小组的组长。
胡支书是个专职的支书。多少年来干部、工人，都称之为胡支书。他整天无所事事，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夏锄的时候，他高兴起来，会扛着大锄来锄两趟高粱；扬场的时候，扬几锨；下了西瓜、果子，他去过磅；春节包饺子，各人自己动手，他会系了个白围裙很热心地去分肉馅，分白面。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干，和一个和他关系很亲密的老工人、老伙伴，在树林子里砍土坷垃，你追我躲，嘴里还笑着，骂着：“我操你妈！”一玩半天，像两个孩子。他的本职工作，是给工人们开会讲话。他不读书，不看报，说起话来没有准稿子。可以由国际形势讲到秋收要颗粒归仓，然后对一个爱披着衣服到处走的工人训斥半天：“这是什么样子！你给我把两个袖子捅上！”此人身材瘦削，嗓音奇高。他有个口头语：“如论无何。”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把“无论如何”说成“如论无何”，而且很爱说这句话。在他的高亢刺耳、语无伦次的讲话中，总要出现无数次“如论无何”。
他在所里威信很高，因为他可以盖一个图章就把一个工人送进劳改队。这一年里，经他的手，已经送了两个。一个因为打架，一个是查出了历史问题--参加过一贯道。这两个工人的家属还在所里劳动，拖着两个孩子。
他是个酒仙，顿顿饭离不开酒。这所里有一个酒厂。每天出酒之后，就看见他端着两壶新出淋的原汁烧酒，一手一壶，一壶四两，从酒厂走向他的宿舍，徜徉而过，旁若无人。
胡支书的得力助手是王作祜。
王作祜有两件本事，一是打扑克，一是做文章。
他是个百分大王，所向无敌。他的屋里随时都摆着一张空桌、四把椅子。拉开抽屉就是扑克牌和记分用的白纸、铅笔。每天晚上都能凑一桌，烟茶自备，一直打到十一二点。
他是所里的笔杆子，人称“一秘”。年轻的科技人员的语文一般都不太通顺。他是在中学时就靠搞宣传、编板报起家的，笔下很快。因此，所里的总结、报告、介绍经验的稿子，多半由他起草。
他尤其擅长写批判稿，不管给他一个什么题目，他从胡支书屋里抱了一堆报纸，东翻翻，西找找，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写出一篇文情并茂的批判发言。
所里有一个老木匠，说了一句怪话。有人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说：“咳，挣一壶醋钱。”有人反映给支部，王作祜认为这是反党言论，建议开大会批判。王作祜作了长篇发言，引经据典，慷慨激昂。会开完了，老木匠回到宿舍，说：“王作祜咋呼点啥咧？”王咋呼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沈沅忽然被打成了右派。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她在整风的时候，在党内的会议上提了意见，批评了领导？
因为她提出所领导对科研人员不够关心，张老需要一个资料柜，就是不给，他的大量资料都堆在地下？
因为她提出对送去劳改的两个工人都处理过重，这样下去，是会使党脱离群众的？
因为她提出群众对胡支书从酒厂灌酒，公私不分，有反映？
因为她提出一个管农业的书记向所里要了一块韭菜皮，铺在他的院子里，这值不了多少钱，但是传开了很不好听，工人说：“这不真成了刮地皮了？”
也许什么都不为，就因为她在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所，顾名思义，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也得抓出一两个右派，才能完成“指标”。经过领导上研究，认为派她当右派合适。
主要的问题，据以定性的主要根据，是她的一篇日记。
这是一篇七年以前写的日记。
她的父亲半生漂泊在异国的海上，他一直想有一小片自己的土地。他把历年攒下的钱寄回国，托沈沅的舅舅买了一点田，还盖了一座一楼一底的房子。他想晚年回家乡住几年，然后就埋在这块土地上，有一个坟头，坟头立一块小小的石碑，让后人知道他曾经辛苦了一辈子。一九五一年土改。土改的工作队长是个从东北南下的干部，对侨乡情况不太了解；又因为当地干部想征用他那座房子，把他划成了地主。沈沅那年还在读高中。她不相信她的被海风吹得脸色紫黑、五个脚趾一般齐的父亲是地主，就在日记里写下了她的困惑与不满。
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在农大入党的时候，农大党组织为了核实她的家庭出身，曾经两次到她的家乡外调，认为她的父亲最多能划一个小土地出租者，她的成分没有问题，批准了她的入党要求。她对自己当时的困惑和不满也做了检查，认为是立场不稳，和党离心离德。
没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