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起义军的主力到达抚州。抚州就是临川，是坐落在抚河边上的一座古城，出过王安石那样的大政治家，但人口不多，只有两三万。
在主力部队到达抚州的第二天傍晚，苦苦赶队的陈毅、肖劲二人，终于在临川渡口赶上了起义军队伍。
南昌起义爆发后，8月2月傍晚，党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2000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分乘一艘大轮船、十几艘小火轮和几十艘由火轮拖引的木船，向九江进发，名义上是“东征讨蒋”，归张发奎指挥，实则是准备投奔南昌起义部队。陈毅与特务连坐在一条船上。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特务连的准尉文书。这个连党的基础较好，便于陈毅隐蔽。午夜时分，船队抵黄石，被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军三十五军何键部队阻拦。经过交涉，何键部电告驻九江的二方面军总司令部，才于第二天放行，4日上午抵达九江。
由于自己属下的多支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张发奎对新到的教导团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
九江码头已武装戒严，荷枪实弹的士兵排成一字形，不准船队靠岸。二方面军的人乘数艘小艇向分散在江面上的官兵传达张发奎的命令：把武器留在船上，徒手上岸集合。
面对这种形势，陈毅与共产党员、团长侯连瀛、副团长杨树松都毫无思想准备。负责在九江码头接应的中央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委员颜昌熙也已先后离开九江。现在满江都是船，坐得很分散，哪个人坐在哪条船上都不清楚，陈毅他们无法进行战斗通讯联络和统一指挥，只好让张发奎缴械，上岸见机行事。
集合完毕，张发奎宣布“：国共分家了，共产党站那边，国民党站这边，分一下，别误会。”但是没有人站出来。张发奎一看这种情形，干脆挑明了说：“你们有人如果是共产党员，可以站出来，由我派人送往南昌叶、贺那里。我们是殊途同归，决不加以迫害。如不是共产党员，则留团安心学习，在营待命。”
张发奎的话里隐藏着杀机，陈毅已感到问题十分严重。他虽是教导团内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但他并没有兵权，和上级党组织又缺乏可靠的联系。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疏散开来。
当晚，陈毅召开党员干部会议，提出了3条应变措施：一是暴露身份的，连夜出发到南昌，和叶、贺会合；二是有条件的，可分散回家，搞农民运动；三是没有暴露的，可以留下来，隐蔽待机。
实际上，张发奎对陈毅以及特务连长肖劲的共产党员身份是知晓的。因此，陈毅、肖劲上岸不久，就被二方面军的人盯上了。鉴于这种情况，陈毅、肖劲断然决定，尽快脱离部队，到南昌找起义军去。
当时去南昌只有两条路：一是坐火车，几小时就到了，但此时的九江全被“白色恐怖”所笼罩，车站、码头全部戒严，对开往南昌的火车检查尤其严格，坐火车等于束手待缚。另一条路就是步行到姑塘，从姑塘坐火轮到南昌。他们选择了后一条路。
陈毅、肖劲在特务连3个排长等护送下，摆脱了二方面军的跟踪，连夜从东门出发，沿着九江到星子的大路走。走了十几里，已近拂晓，两人又困又饿，想找点东西吃，看见小店铺就叫门。但都不开门，只好到路旁的树林里休息。天亮后，又动身赶路。这时，路上行人也多了。白天穿军衣在人群里太显眼，陈毅便与肖劲买了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换了便衣，这才安心在一个面摊上坐下来，一边吃面，一边打听到姑塘的路。
到姑塘后，陈毅、肖劲坐上了小火轮，当晚到达南昌。但是此时叶、贺部队已无踪影，张发奎的部队开进了南昌，好不容易打听到起义军已去抚州方向。两人不敢在南昌停留，连夜出城追赶。
出南昌10多里地，到了一个渡口，渡口上有一条渡船，一个人守在船上，却不肯渡人过对岸去，说是封渡了。陈毅后来回忆说：我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衬衣，一条西装裤，不像是船夫，一定有名堂。我们就问他贺、叶到哪儿去了，他说往临川方面去了，我们说是不是去吉安，他说没有去吉安，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给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我们问：“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了学生联合会的人。我躲在这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我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忙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知道他的政治面貌后，就请他帮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满口答应。船夫回来后，他就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旁边，我们这天夜里就睡在船上。第二天又请船夫把我们送上临川的路，送到李家渡。过了李家渡以后，沿途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十师的，蹲在路上吃西瓜，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蔡又叛过去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陈毅、肖劲终于在8日傍晚赶上了部队，并见到了周恩来和刘伯承。
赶上部队后，陈毅接受了一份不大情愿的工作。这件事陈毅在1952年6月14日南京鸡鸣寺所作的一次报告中，作了生动的回忆：我们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部队，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部署。赣东有一股土匪武装，土匪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庆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叶、贺的委任，条件是发给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土匪部队去领导，我本来不愿意，但肖劲同志觉得搞个土匪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庆，由他介绍去。傅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旅馆去等，说等一下就领我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尽等，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未见到那个邓司令，连傅大庆也没等到，却把朱培德的反动军队等来了。朱部杨如轩的兵进驻临川，就在街上戒严，抓共产党。
再等下去很危险，我们赶紧出城，一出城就被哨兵抓住了，说我们是共产党。朱部大多是云贵人，我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晓得我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我快走。走出来迎面碰上傅大庆，这位先生也正慌慌赶出城来，见我们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我们还是要他带了去找，他说：“找不到了，要么你们自己到山上去找。”我们没有办法，便跟着他，还是求他带了去，走了三四里，天黑了，谁知走着走着他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不见了。原来这一家不知是他亲戚还是他的家，他到了家了。我们打了半天门，在外边喊，他理也不理，对我们是恕不招待了。
陈毅说到的这支绿林军是赣东的一支农民武装，司令邓克忠率领的500余农军，后来被国民党军杨如轩部骗至崇仁县城郊渔沙洲全部杀害。
自己的队伍走了，绿林的线索断了，陈毅、肖劲二人重新上路，再次追赶起义军。
8月15日左右，陈毅、肖劲在宜黄再次赶上了大部队。陈毅见了参谋团的人，很快就找到周恩来。陈毅将寻找绿林队伍的经过一说，周恩来随后告诉陈毅：“我和伯承商量过，想派你到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去，这是叶挺独立团前身，战斗力很强，你去当团指导员吧。”陈毅满心欢喜，接受了这个任务。周恩来却有些不过意地继续说道：“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哪。”陈毅大笑：“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在宜黄稍事休整后，起义军又上路了。由于不断地减轻装备，约束纪律，部队进展顺利多了。两天以后，他们到达广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