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列举的北京的学生代表有罗家伦、邓中夏、傅斯年、张国焘、王自治等人。
罗家伦（1896—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著名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5月4日游行运动中散发的唯一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由他起草的。4日上午，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京大学新潮社，正准备和大家一道去天安门游行。这时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吧！”当时的时间非常紧迫，罗家伦也没有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在起草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但他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立即交北大教员李辛白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原计划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1点，才印了2万份，马上拿到街头散发。《五四学界全体宣言》的内容，本书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在这份宣言中，明确包含了后来传遍全国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据胡适回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也是由罗家伦最早提出来的，因为他在1919年5月26日曾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五四运动的精神》，文章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邓中夏对五四运动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早在1919年3月，邓中夏在《国民》第三期发表了《国际军与日本》、《中日新交涉》等文，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国内青年对法国巴黎和会的关注，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了进一步向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爱国知识的教育，扩大影响的范围，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陈独秀、李大钊等爱国人士的支持下，与廖书仓等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由于讲演团的讲演内容与国家、民族、各阶级人士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所以很容易吸引观众前来听讲，在各阶层人民中获得极大的好评，于是北京高等师范等校也相继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对劳动群众进行露天演讲。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是邓中夏等爱国学生继《国民》杂志社之后建立的又一个重要团体。讲演团的讲演提高了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一些思想准备，这种讲演方式最重要的优势就是能使学生的爱国斗争立刻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邓中夏也曾直接参与对五四运动的领导。1919年初夏，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邓中夏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5月1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起各界人士极大的震惊和愤怒。邓中夏与其他学生当天下午就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即将出现的状况。会议决定以《国民》杂志社的名义，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5月3日（星期六）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校的学生代表参加。邓中夏则作为主要领导人主持了五四运动前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在五四前，随着《新青年》在社会各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傅斯年与其他一些爱国青年也创办了同《新青年》性质类似的刊物《新潮》月刊。《新潮》月刊是由北大学生自己创办的刊物，因此北大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新潮》的办刊经费。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它的办刊宗旨是批评、科学和革新。傅斯年作为《新潮》的主要编辑，他的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5月4日的当天，傅斯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作为北大集会时的主席、游行示威的总领队，他高举大旗率领学生在天安门与其他院校学生会合，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抗议示威，但在东交民巷遭到外国军警的阻拦。这时，游行队伍派代表向各国公使馆递交了声明书，然而外交部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学生的要求。正在僵持时，队伍中有人高呼：“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的家去。”傅斯年劝说同学不要激动，要理智一些，以免遭到反对军警的迫害。但是学生的怒火是压不住的，看到愤怒的学生的呼声惊天动地，他也无法控制当时愤怒的情绪，就义无反顾地走在前边，率领学生们前往赵家楼，即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
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商科，一年后并入法科。早在一年前的1918年初夏，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为取得日本政府的贷款和政治支持，与日本人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御军事协定。这份协定被外界得知后，段锡朋就率领北大学生2000余人聚集在新华门游行请愿，呼喊爱国口号，一度使新华门的交通受到了阻碍。此后，段锡朋更是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和主要发言人来到总统府面见代总统冯国璋，阐述了学生请愿的目的。在此后的五四运动中，始终是第一号学生领袖的段锡朋更被学生们称为“我们的段总理”，以与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相区别。
王自治（1889—1965），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在5月4日火烧赵家楼之后，王自治和另外31名同学被捕。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民愤，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学生。5月5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学生会决定成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并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段锡朋担任首席主席，不久，段锡朋辞职后，王自治被推选为继任的主席。在王自治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期间，在5月，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展了挽留因五四运动而引咎辞职的蔡元培的罢课运动、爱国讲演活动、抵制日货运动；在6月，以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国人继续坚持斗争，拒绝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从而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事后，王自治联合其他甘肃同学写信、寄传单回乡，让甘肃人民了解五四运动的情况，促进了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发展。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