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以及民间文学中，流传着许多“逼上梁山”、“占山为王”的绿林英雄的传奇故事，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时至20世纪20年代，“上山”也成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领革命队伍避开大中城市而“上山”，从而走出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然而，这又绝非古时候“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可以比拟的，而是如毛泽东所说，做“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革命的山大王”。
（一）“做革命的山大王”
关于“上山”的问题，毛泽东早有思考。1927年6月中旬，针对“马日事变”后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7月4日，他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上山”
主张，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月20日，他又明确提出，农民武装如果不能公开存在，则可以“上山”。八七会议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瞿秋白曾邀请毛泽东到上海参加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婉言相拒。他对瞿秋白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这句诗词中所说的“暴动”，就是人们所熟知、由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在1927年9月9日发动，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以及铜鼓等地出发，取道湖南的浏阳和平江，目标直指湖南长沙。起义军一度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然而，由于敌强我弱，加之兵力分散、作战经验缺乏、部分部队叛变等因素，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重创，有的“军威不振”，有的“溃不成军”，非但无法实现夺取长沙的目标，就连起义军本身都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
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作战部署。9月14日黄昏，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各路部队停止进攻，并迅速往浏阳文家市集结。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9月19日，工农革命军各路余部1500多人会合于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5名委员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会议围绕“攻”和“退”的问题展开，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道浏阳直攻长沙”，起义部队抱这种情绪的人也所在多有；总指挥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则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张“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毛泽东以“叫花子不与龙王比宝”打比方，试图说服大家将部队沿湘赣边界退兵至湘南，在那里占据汝城，保存革命实力，相机进行武装割据。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已经拿起了枪杆子，现在的关键是怎样保住枪杆子。”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经过激烈辩论，会议否定了前一种主张，决定沿湘赣边界南下，“向萍乡退却”。
次日清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前委关于行动方向的决定。他又一次阐发关于“上山”的主张，他说，大敌当前，如果去进攻敌人占据的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应该“上山”，去“做革命的山大王”。他进而解释：“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
毛泽东满怀激情地说：“我们拿起了武器，公开亮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们的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但这算得了什么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嘛，重要的是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眼下，革命是处于低潮，但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他还以其惯有的风趣对大家说：“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破蒋介石的那口大水缸。”此次此刻，摒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是共产党人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重大举措。既然决意“上山”，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选择哪座山了。
9月20日，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开拔，向南挺进。
22日，部队进入江西萍乡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重兵，便改道在芦溪宿营。次日清晨，部队遭到突袭。总指挥卢德铭掩护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年仅23岁。毛泽东闻悉噩耗，不禁悲从中来，怒斥侦察不力、指挥失当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
25日，部队突出重围，进入江西莲花县境内。
26日，部队奔袭莲花县城，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攻克县城。部队进城后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长公署；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劳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克的第一座县城，鼓舞了连番受挫的工农革命军队的士气。
前委和师部设于莲花县城南宾兴馆。毛泽东在此召开了前委和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就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了指示。
在莲花，毛泽东通过工农革命军三团团部文书宋任穷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取得联系，接到了汪泽楷的信和口头指示。毛泽东由此得知，在宁冈县有共产党的武装，有几十条枪。
关于宁冈的情况，大家都不太了解。毛泽东便向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询问。朱说，那是湘赣边界的一个小县，四周是高山大岭，要讲党的武装，恐怕是指袁文才。那里有个叫井冈山的地方，它的实际范围就是宁冈一带，包括遂川的大小五井。
其实，对井冈山，毛泽东也曾略有耳闻。毛泽东第一次听到有关井冈山的讯息，是在1927年1月。当时，他在衡山作农运调查，矿工李少山告诉他，从安源到莲花再走百把里路，有个绿林好汉出没之处，叫“金刚山”。这时候，关于井冈山的故事或许并未引起毛泽东多少兴趣。9月初，在部署秋收起义的安源张家湾会议上，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亚介绍说：如果退到安源去，还不如跑到井冈山去，那里到处是高山大岭，藏得下千军万马，我还有两个结拜兄弟在那里，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王兴亚将井冈山与起义军的退路联系在一起谈，自然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刻在莲花县，又一次听到有关井冈山的介绍，加之有江西省委的指示，毛泽东决定改变此前退往汝城占据湘粤大道的部署，而将部队引往宁冈。针对一些将领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说：“退到一个能够立脚扎根的地方去，有什么不好？《水浒》里有座水泊梁山，朝廷的千军万马拿他们没有办法。我们到了井冈山，反动派也奈何不了我们。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有哪个能‘剿灭’‘山大王’呢？为了休养生息，就是当‘山大王’又有什么不好？”
经过一番商讨，毛泽东说服了大家。他向地方党的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永新、宁冈等地的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情况，尤其是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军的情况，并和莲花县的同志一起研究了行军路线。
随后，毛泽东决定向宁冈进发，引兵井冈山。
27日，毛泽东率部众离开莲花。
29日，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地形复杂，群山环抱，利于隐蔽，是个屯兵的好地方。部队到这里后驻扎了5天，暂时摆脱了敌军的追堵，因而有了自秋收起义以来首次从容休整的机会。29日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这就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为什么要进行改编呢？当时的局势十分严峻。由于部队屡遭败绩，人员已从5000余人锐减至不足千人。疲劳、困苦、饥饿、惊慌的情绪充满了部队，加上疟疾、痢疾传染了许多战士。行军途中，两旁的草丛中，没有多远就躺下几个发出微微的颤颤发抖声音的战士。开小差、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一些士兵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更为严重的是，部队中党组织不是很健全，支部只是建在团一级，营连级没有党的组织。一些军官存在着旧军队长官的派头：皮靴、皮包、皮绑腿、皮腰带、皮马鞭，被士兵们戏称为“五皮主义”。一些军官身上更残存着打骂士兵的习气。
“三湾改编”正是鉴于这些状况而进行的，其内容主要包括：前委将已不足千人的队伍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实行民主管理。“三湾改编”确定了共产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在三湾，毛泽东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并接见袁文才派来的代表龙超清、陈慕平等人，进一步了解井冈山一带的形势和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的情况。
10月3日早晨，在部队撤离三湾前，工农革命军在社光坪的大樟树下集合。毛泽东向将士们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过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一百个，现在我们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当天，部队到达宁冈县古城。从3日晚到5日，前委在古城联奎书院的文昌宫召开扩大会议，着重分析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的条件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