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中，本书以空间本身的研究和探讨为主体，从空间形态的角度，对中西建筑的空间现象、空间结构和空间本质进行了比较。而这些空间特征在形成过程中，又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应给予明确的回答。因此，在本章中，将以空间形成原因的研究和探讨为主体，从文化形态的角度，对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进行阐释。
梁思成先生指出：“建筑显着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个因素：
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取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优劣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布鲁诺·赛维也指出：“含义最完美的建筑历史，是一种具有多种决定因素的历史，它转述历代建筑，几乎囊括了人类所关注事物的全部。建筑所满足的是如此多样的需要，因此，若要确切地描述其发展过程，就等于是书写整个文化本身的历史。”建筑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要满足的是人的多种需求，因此影响建筑空间发展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有时以这个因素为主，有时又以那个因素为主，综合起来共同作用于建筑空间，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空间特征。纵观中西建筑空间的发展，这些影响因素有来自自然的，也有来自社会的，还有来自文化的、技术的等多个方面。
为此，本书将从空间观、自然观、伦理与宗教思想、美学思想、科技思想等几个原因展开，揭示它们对中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特征形成的影响。
第一节空间观念的原因
空间观通常是指人们对外部世界空间关系的根本看法。空间是一个历来被哲学家们广泛关注的重要范畴，因为对空间的认识，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中国人与西方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空间直观体悟的基础上，对空间概念进行了探索和研究，由于彼此的文化背景不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观念。当这种空间观念一旦达成共识，又会影响和制约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室内空间设计也不例外。
一、空间观念与中国建筑室内空间设计
1)中国古代空间观念
中国古代空间观念的形成，是随着人们对自然世界的不断认识和理解而产生的。古代中国人将日月年岁、春夏秋冬、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宇宙与房屋等概念，和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具体的空间、时间概念，并从对空间、时间的长期直观和体悟中抽象出时空概念。宗白华先生对此问题曾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古代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庐舍有关，‘宇’是屋宇，‘宙’是由‘宇’中出入往来。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
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概念。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宇中出入而得到时间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是从容的、是有节奏的。对于他的空间与时间是不能分隔的。春夏秋冬配合着东南西北。这个意识表现在秦汉的哲学思想里。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率领着空间方位(东南西北等)已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可见，“空间”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既与“时间”、“方位”、“实体”有关，也与“人”有关，它不是一个孤立于人的生命活动以外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融时间、空间和人于一体的充满生命活动的时空体系。
(1)空间方位
空间观念的形成，最初与“方位”有关。中外学者在此问题上都有过研究，吕思勉先生说：“日月之代明，水火之相克，此皆足以见故人阴阳二元之信念者也。顾时则有四，何以释之？于是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说。日生于东而没于西，气燠于南而寒于北，于是以四时配四方。四方合中央而为五；益之以上方则为六；又益四隅于四正，则为八方；合中央于八方，则成九宫……”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多种因方位的不同而产生的空间观念，如二方位、四方位、五方位、六方位、八方位、九方位等，既有平面的空间观念，也有立体的空间观念。不过，在这些空间观念中，最基本的是“五方位”。张衡《东京赋》曰：“辩方位而正则。”薛综注：“方位，谓四方中央之位也。”将方位直接解释为由五方位构成。所谓五方位，是在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位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个中方位构成的。中国古代有阴阳五行之说，与五行相对应的又有五大类内容，且相互对应。其中，就包括了“五方配五行”，即“东、南、中、西、北”五方，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这种说法在古代文献中可谓比比皆是。
五方位的平面空间观念作为一种“图式”，在被确定下来的同时，各个方位不是各向同性的，它是随着人们空间意识的觉醒，才逐渐认识到主导方位的重要性。在远古时代，古代中国人形成了以东西向为主导方向，并以“东向为尊”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可能与当时的原始崇拜有关，在科学尚不发达而古人对自然现象又不甚理解的情况下，对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产生某种崇拜，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例如，对“日”、“月”的崇拜，特别是对“太阳”的崇拜十分普遍，古代神话中就有十日神话和射日神话，《山海经》有“羲和生十日”的记载，庄子《齐物论》有“十日并出”的记载，《淮南子》也有“羿射十日”的记载，汉代画像石上还有羿射十日的图像等。由于太阳给人的生存带来光明、希望和生命，因此古人把它当作膜拜的对象，面对东方朝拜祭礼“太阳神”，其结果，使“东”与“西”这两个方位概念在古人的观念中逐渐形成。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古人以居于天空东方的太阳为尊，发展出地面上以东向为尊的观念。
另外，至迟不晚于商周，古代中国人又形成了以南北向为主导方向，并以“南向为尊”的观念。此观念的形成与“北斗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北斗星的重要性，通过对它的观察，来确定四季的更替与变化。由于对北斗星的依赖，使其地位日益提高，《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把“北辰”的政治意义表达得明明白白。《史记·天宫书》也有“斗为帝车”的记载，汉代武梁祠画像石上刻有天帝坐于斗车上的图案。北斗星有一个特点，即北斗七星的连线，始终指向几乎不变的北极星。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古人逐渐形成了以居于天空北部的北辰为尊的观念，并由此衍生出大地上以南向为尊的观念，如《圣迹图》中的“孔子拜北斗七星图”即是如此。
(2)空间与实体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最早提出“有”、“无”的空间相关性的是老子。他说：“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通过三个具体的事物(车轮、陶器、居室)，来论述“有”与“无”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老子的学说中，“有”与“无”代表着宇宙天地中两个对立力量的方面，万物都不可能只有“有”而没有“无”，也不可能只有“无”而没有“有”，即“有”与“无”是“有无相生”的关系，也是“有生于无”的关系。老庄的有无相生的空间观，在《淮南子》中得到发展，书中写道：“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
又写道：“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见者，乃不见者也。”
到魏晋时期，何晏、王弼将这种观点进一步发展为“贵无”论或“尚虚”论。《晋书·王衍传》记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着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王弼《老子注》：“天下万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若将以上观点落实到建筑中，那么，建筑的墙垣、门窗是“实体”，由墙垣、门窗围合、限定出来的则是“空间”，实体为“有”、“实”、“有形”，空间为“无”、“虚”、“无形”。由“有”与“无”、“实”与“虚”、“有形”与“无形”的关系，可知建筑的实体与空间，是“有无相生”、“虚实相资”、有形与无形相映生辉的关系。这种辩证的建筑空间观，引导着人们从对建筑实体的关注转移到对建筑空间的重视。
(3)空间与时间
古代中国人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中，由空间的变化而得到时间的观念。何谓“宇宙”？《尸子》曰：“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也就是说，“宇”指空间，“宙”指时间，“宇”与“宙”的组合，为无限延展的空间与时间的统一。这种把“宇”与“宙”两字连用，从一定程度上讲，显示出古代中国人习惯把空间与时间联系起来，甚至把两者当作一个概念的两个方面来看待的独特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许多关于空间、时间的论述。早在殷商时代，哲学家们就以《易经》成书于世，总结出“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阴阳学说，把“变”看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认为宇宙万物皆来源于变化，而变化又是对立统一的阴阳两极相互作用的结果。
《易经》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宇宙万物都处于一种周而复始的变化之中。正是《易经》的阴阳学说，为中国的空间观念奠定了最早的也是最根本的哲学范畴。儒家学说的奠基人孔子继承了《易经》学说，他不仅把《易经》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着作，还承认事物的变化是由两个对立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强调“中庸”思想，主张“过犹不及”、“无可无不可”的中立而不倚的观点。孔子临川视水而发出喟叹：“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通过空间的变化而得到时间的感受，引发圣人对宇宙、人生流逝的感叹。道教学派创始人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同样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有无两种对立力量相互渗透，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结果。老子又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里的“橐龠”即风箱，他认为天地间犹如风箱一样充满了虚空，但这种虚空绝不是虚无，而是在虚空之中充满了“气”，正是由于虚空的存在，才有了万物的变化和运动。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不久，就为中国文化所同化，逐渐产生出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佛教强调：“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与“色”隐喻着物质世界与非物质世界的相互共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佛教教义中的因果、轮回，都是强调对立的两极在更高层次的时空结构中相互转化，不仅要考虑到在世，还要考虑到前世和来世。”
儒、道、佛教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们所使用的哲学语言不同，但在空间观念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即都持有融空间、时间于一体的时空观。
2)中国古代空间观念对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中国古代在空间方位、空间与实体、空间与时间上所形成的观念，对建筑的室内空间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空间方位上，形成以南北向为主、东西向为辅的方向，以及坐北面南为主、坐西面东为次的空间向背关系。受中国古代方位观念的影响，早期室内空间中存在着以东西向为主导方向，以及坐西面东的空间向背关系。如《礼记·曲礼上》曰：“为人子者，居不主奥。”规定了为人之子不能坐在“奥”。因为奥在室内四隅中是最尊贵的位置，即“西南角”。《尔雅·释宫》解释：“西南隅为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奥”与“窔”都有幽深、黑暗的意思，“屋漏”与“宧”这两个名字，据许嘉璐先生研究，其来源说法很多，大多附会礼制，难以自圆其说。由室内四隅的含义可知，以坐西面东位置为尊，其次是坐北面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坐东面西位置为卑。汉代时，方位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东西向改为南北向，坐西面东也改为坐北面南。传统的方位取向虽然在建筑布局中消失了，但作为一种礼俗，仍然保留在室内空间中，并转变为一种室内布置方式。如清代学者凌廷堪在《礼经释例》中说：“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说明即使到了清代，在坐北面南取向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坐西面东的取向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