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制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可言，必须严格地服从中央政府的政令。主要表现在：①“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郡国、郡县无立法权。②郡县制地方官员的任命，全部归中央政府，地方行政长官必须向中央政府负责。③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趋势而言，地方政府在司法、财政、军事诸方面，均无自主权，必须受制于中央政府。④地方政府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
中央集权制，是国家完整性的象征。对它的历史地位要一分为二来看待。一方面，它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与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然而，由于高度的中央集权，意味着地方无自主性，因此，它的消极方面，也不容忽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地方官员一切“倚办于上”，只能秉承中央的旨意行事，不得有任何发挥与创造。从而赋予地方政治以保守性，并由此派生出诸如以欺瞒取悦于上，或以虚文故事相应酬，或者墨守成规等一系列腐败现象。
②高度的中央集权，必然要求舆论控制，因而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以禁锢人们的思想，就成为集权政府势必推行的文化政策。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宋金明清的文字狱，都是显证。其结果，又导致科学文化的保守落后。
③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必然需要一支由国家豢养的庞大的官僚队伍来保证行政机制的运行和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作为后盾。这样，巨额的官俸与兵饷，再加上朝廷的开支，就成为封建国家的主要财政支出。这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只能通过超经济强制手段加重农民阶级的赋役负担来解决，从而又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和农民战争的爆发。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显然与高度中央集权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④高度的中央集权，导致“重本抑末”这一传统国策能在全国范围内得以长期推行。“重本”，主要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试图维持小农的简单再生产，以达到封建国家“国运长久”的目的。“抑末”，以及“重税征商”，则抑制与破坏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封建经济失去了发展变化的活力，从而又抵消了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所能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
3.官僚政治
在古代中国，官僚政治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派生物。封建官僚是从奴隶制时代君主的家臣演变来的，官者，管也；僚者，官也。僚在春秋时代还可以作为对奴隶的称呼。因此，官僚的实质，不过是君主的奴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郡守、郡尉、县令等以统地方，首创了官僚政治的格局，在其后两千多年间，历代不断有所损益，使之成为传统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之一。
官僚政治在制度上的表现，是形成体系完备、历史久远、发达的文官制度。无论是考选、铨叙、品阶、薪俸，还是考绩、监察、迁转、赏罚、致仕；无论是品官与吏胥的划分，还是限任制与常任制的区别，在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并对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体来说，中国官僚政治有以下三个特点。
(1)浓厚的人治色彩。
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官职的设置、官僚的任用，权归皇帝。各级官僚是皇帝推行个人意志、统治百姓的工具，必须对皇帝尽忠。换句话说，官僚政治的要害，是确立官僚对皇帝及官僚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皇帝个人的政治素质、性格与涵养、兴趣好恶等，就对官僚群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官僚处理政务，唯以上峰脸色为准绳。凡事奉命而行，只对皇帝及上级效忠，这就为官僚政治打上了深深的人治烙印。即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两千多年间，中国民间的黎民百姓，之所以寄幻想于明君贤相与清官的出世，其源盖出于此。
(2)鲜明的封闭性。
中国的官僚政治虽然有一套完善的考选官僚的制度，但是，无论是从考选对象和内容，还是从考选方式与程序上看，都体现了它的封闭性特征。两汉的察举、辟除、征召、荐举之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以后的科举制等，都是以官举人，权操于上，百姓无法参与，民意得不到反映。因此，它与近现代的民选制大相径庭。按照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官僚素质大成问题。特别是明清时期盛行八股取士，从而把学子训练成只会鹦鹉学舌式的人物。因此，这样选拔的不是人才，而是官僚，多半没有进取精神。他们大致只熟悉刑名、钱谷、文书及控制防范人民一类事务，而极端缺乏推进社会发展的科学知识和开展经济建设、造福人民的聪明才智。这种甄选方式所赋予整个官僚群体的因循守旧的保守性格，便是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封闭性表现的一个侧面。
另一方面，作为封建官僚甄选的重要补充方式，历代都实行恩荫任子与赀纳捐官制度。
恩荫制的特点，是子孙或其他亲族因其父祖为官，而得以荫庇出任较父祖官阶为低的官位。
这种制度重血缘而不顾才能，是世袭制的一种延续，本身属于一种封建特权。恩荫制实行的结果，是官僚政治的门阀化。其实质，是推行徇情任用原则。它导致官僚队伍的素质逐步退化，进而变得腐败不堪。至于赀纳捐官，顾名思义是使官僚政治商品化。历代统治者的赀纳捐官之举，大都出于财政上的考虑，或治河，或实边，或赈济灾荒，或为筹集军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动机都是为了集资。虽然不能对买官者一概而论，不能说他们之中绝无人才，像两汉有名的司马相如，就是“以赀为郎”的。但是，这毕竟是凤毛麟角。就其绝大多数人而言，则绝非俊秀，从而成为官僚政治的一个赘瘤。捐纳的实质，是“以官为贸易”，基本不出殷实富户、官吏子弟、市井纨绔的圈子。捐纳出身的官僚，较之那些来自田间的科举出身的官僚，作奸犯科，尤为在行，而且往往不顾惜名声，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其非但不能为官僚政治带来生机，反而成为官僚政治的蛀虫。
此外，入选的士子获得做官的资格之后，在除官、晋升问题上，实行论资排辈，是官僚政治封闭性的又一表现。
(3)难以根除的腐败和官僚主义。
历代设官，皆置吏胥。吏胥作为封建官府中的具体办事人员，与官僚相辅相成，构成官僚政治的实体。
官与吏的区别在于：职责不同，任期不同(官僚实行限任制，吏胥实行常任制)，官僚放任要回避本籍，而吏胥则基本上是土着。二者政治素质上差异也很大。由于吏胥的任用不避本籍，而且父子兄弟相传，加上官暂而吏久，官少而吏多，于是造成为官者迁徙不常，历官有如传舍；吏人虽不入流品，但却可以终身窟穴公堂，以长子孙，从而形成吏胥左右官场的局面。他们凌驾于公卿之上，舞文弄法，稽延政务，恐吓州县，飞书走牍，要索当道，降低了行政效率，搅乱了行政秩序。在承办赋役、刑狱事务中，招摇纳贿，敲骨吸髓，草菅人命，实为“养百万虎狼于民间”。它是官僚政治腐败性的典型表现。
官僚政治，流弊甚多，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也是官僚政治永远摆脱不了的恶魔。它与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对社会发展的危害，可谓罄竹难书。
2.2中国传统制度
2.2.1皇权制度
秦始皇并灭六国后，推行一系列措施实行大一统。为了使中央对地方有切实有效的指挥与控制权，他以皇帝为核心，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在中央，建皇帝尊号及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废除封建诸侯国，改行政令统一的郡县制度。
皇帝是专制王朝的核心和主宰，享有号令臣民、控制和指挥全部国家机器的权力。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经历朝历代的不断规范，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皇权制度。
1.皇帝的名号和尊号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认为王的名号对他已不适用，于是将三皇五帝名号合而为一，号称“皇帝”，并强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自此，皇帝的名号便被历代王朝所接受，沿用了两千余年。
自唐高祖李渊起，皇帝的名号又增加了尊号，也称徽号，即皇帝在位时，臣下给皇帝的名号前加上赞誉性的内容。如唐代群臣曾六次给唐玄宗奉上尊号，一直累加至“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
后世历代相因，按照传统的规定，每逢朝廷庆典，群臣皆可向皇帝上尊号，一些惯于阿谀奉迎的官吏更是竭尽全力把握机会以讨皇帝的欢心。所以，皇帝越喜好臣下奉迎，其尊号越长。上尊号之歪风，曾被康熙皇帝斥为“无裨治道”而加以抵制。但是，但凡新君登基，奉母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为太皇太后，都是要上尊号的。如晚清慈禧太后于同治元年(1862)垂帘听政，上尊号为“慈禧”；同治十一年(1872)载淳大婚，加上“端佑”二字；次年载淳亲政，加上“康颐”二字；光绪二年(1876)新君载湉即位，加上“昭豫庄诚”四字；光绪十五年(1889)载湉大婚，加上“寿恭”二字；同年载湉亲政，加上“钦献”二字；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六十寿辰，加上“崇熙”二字，结果成了“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
2.皇帝的名位
皇帝的名位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称谓方面的专用词语，借以表现皇帝与众不同的崇高地位；二是衣食住行方面的专用名称和格式，借以突出皇帝的神圣；三是政令运作上的专依凭椐，如玺印、诏书等的规制，借以保证皇权的行使。如汉代规定，“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3.皇帝的年号、谥号、庙号
(1)年号。
年号是中国古代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后来日本、越南、朝鲜受到中国影响，也都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现在的日本仍然使用自己的年号。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每个王朝的每一代皇帝即位后，为区别前朝皇帝，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新年号。中国历史上有确切可考年号纪年滥觞于汉武帝。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确立的第一个年号称建元，后世每位新皇帝即位都要改用新年号，称为改元。据统计，从汉武帝到清朝末代皇帝，在中国建国立号的历代王朝、农民起义、地方割据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年号共820多个。
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分裂的时期。五代十国时，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因此，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人民起义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如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政权使用过“永昌”年号，洪秀全起义后使用“太平天国”年号。
在明朝以前，历代帝王多数改元两次以上，一帝不只用一个年号。如汉武帝在位50年中就用了11个年号。武则天的年号更多，有17个。唐朝以后各代帝王改元的次数越来越少，所以年号也就越来越少。至明清两朝，一般都是一个皇帝用一个年号，因此可以用年号来称皇帝，例如，明朝朱由检年号为“崇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为“康熙”，清高宗弘历的年号称“乾隆”，人们多分别称为崇祯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
(2)谥号。
谥号是古代王侯将相、高官显贵、文人名士及建立特殊功勋或受到皇帝垂青的人，死后被赐予的称号。其中，帝王谥号是对帝王生前事迹和品德的概括。
谥法是给予谥号的标准。谥号是固定的一些字，这些字被赋予特定的含义，用来指称死者的美德、恶行等。谥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①歌功颂德，例如，经天纬地曰文，布义行刚曰景，威强睿德曰武，柔质慈民曰惠，圣闻周达曰昭，圣善闻周曰宣，行义悦民曰元，安民立政曰成，布纲治纪曰平，照临四方曰明，辟土服远曰桓，聪明睿智曰献，温柔好乐曰康，布德执义曰穆等。
②批评过失，例如，乱而不损曰灵，好内远礼曰炀，杀戮无辜曰厉等。
③表示同情，例如，恭仁短折曰哀，在国遭忧曰愍，慈仁短折曰怀等。
因此，谥法有美有善，有褒有贬，后世几乎只有美谥而少有恶谥。汉朝以前，谥号一般多用一个字，如西周从周武王到周幽王共13王均为单字。秦汉以后，皇帝大多数仍用单字，一般王侯则用两个字，如忠武侯诸葛亮、武穆王岳飞都用的是两个字的谥号。唐以后，谥号字数增多，如唐太宗初谥文皇帝，后改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乾隆的谥号共计23个字，称“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玄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其中最主要的是区别于其他皇帝的最后一个字，故乾隆谥号简称为纯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