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独揽大权，如果随侍君侧的宦官操纵皇帝，便控制了国家的政柄。历史上，宦官专权往往出现于皇帝昏庸、幼主临朝、母后主政之时。随着君主集权走向顶峰，宦官专权的程度和危害也越来越深。秦汉时，宦官主要是掌握政权，唐朝以后进一步控制军权，明朝则从中央到地方，从军政、刑法、财政到监狱管理，无所不包。宦官专权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化密切相关。它往往促使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剧烈，导致或加速农民起义的爆发，使旧王朝更快覆亡。
(3)宦官专权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黑暗的政治之一。
宦官生理畸形，总是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和财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宦官社会地位低下，在等级森严的制度和充满利害倾轧的环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宠，一旦得势，则以残害臣民作为补偿。宦官是皇帝的奴才，不受监察，他们擅权往往比官僚的擅权为祸更烈。
(4)宦官制度比其他政治制度有更大的弹性，宦官职务的考核、升降、俸禄待遇、职掌虽然有一些规定，实际上并未严格遵行。宦官虽然有官品，实际上只是大大小小的家奴，除极少数宦官在宫外有宅邸，年老被恩准退休外，大多数都衣食于内廷，终身供职。生杀予夺全凭君主的喜怒，往往成为宫廷派系斗争的牺牲品。由此可见，宦官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残酷，也最不人道的一项制度。
2.2.4选官制度
中国古代官吏铨选的途径很多，有世袭、纳赀(资)、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和四种制度，即夏、商、周时期的世袭制，秦、汉时期的荐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科举制。
1.先秦的世袭制
世袭制，也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期。史前时代末期，“天下为公”的选贤举能的禅让制被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的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按照血缘亲疏确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是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或封地，世代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特权。
2.秦汉时期的荐举制
荐举制，就是推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夏商周时期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秦朝以后，封建的选官制度有了发展，各级官吏都由封建国家采用不同方式选拔后加以任命。两汉察举制、征辟制的出现，是荐举制成熟的标志。
汉朝主要采用“察举”和“征辟”两种方法来选拔官吏。所谓“察举”，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中央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它也是荐举制的精髓所在。察举分诏举与岁举，诏举是皇帝下诏选取特殊人才；岁举是地方长官定期定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所谓“征辟”，则是皇帝及公卿郡守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皇帝特征、聘召人才为“征”，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为“辟”。东汉以后，官员选拔过程中徇私舞弊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渐趋败坏。
3.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魏、晋时期，魏文帝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即在州、郡、县等地方政府设置“中正”官，负责按家世门第和德行才能，博采舆论，对地方士人进行铨衡品评，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级，将官员职位也分为九品(官品)。然后按品级向吏部推荐，吏部根据中正官的报告，依品授官。
名列高品的，可以做大官，下品的只能做小官。已授官的，定期由中正负责向吏部推荐升降。
九品中正制给每个官职规定了任职者的人才品级资格，任何人如果没有资品就没有入仕的资格。由于担任中正官的都是世家大族，他们只凭门第出身品评人才，因此核评为上品的都是世家大族。随着魏晋门阀统治的加强，到东晋、南朝时期，这一制度弊端丛生，中正权重，品评随意，士族门阀把持中正，控制选举，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政府里的高官都把持在豪门世家的手中。
实行九品中正制度，堵塞了庶族地主做官的道路，为世家大族长期操纵政权提供了保证。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人数比士族地主多的庶族地主，经济力量日渐扩大，要求有政治权力。
因此，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激化。而世家大族操纵地方政权，独霸一方，不利于中央集权。
4.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隋朝便把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废止九品中正制度，实行科举制度。唐代全面推行科举取仕办法。这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此后各朝沿用不废，科举制度成为封建国家选官的基本制度。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也叫“开科取士”。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士科，用考试方法来选进士。唐代，又添设了不少科目，如秀才、明经、明法等科，但进士科仍是最重要的科目。唐以后，进士科一直是最有代表性的科目，其他科目多仅存空名，无足轻重。所以习惯上把科举说成是考“进士”。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更加严密和完备。考试主要有3级，最低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最高一级是“会试”和“殿试”。院试之前还要经过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经过府试录取的士子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及格者即取得入省(州)学读书的资格。凡是经过院试入县、府学的人通称“生员”，即习惯上所谓的“秀才”。
“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南京、北京和各省城举行，由皇帝任命的“主考”主持，考期在秋天，故称“秋闱”(闱是考场)。考取者叫“举人”。前五名叫“五魁”，其中第一名叫“解元”(“元”是第一的意思)。
“会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考期在乡试次年的三月，故又称“春闱”。又因试于礼部，也称“礼闱”。各省举人都可参加。考中的叫“贡士”，其第一名叫“会元”。秀才、举人、贡士都不是官，只有经过殿试考中者，由朝廷决定授予官职的才算官。
“殿试”：是由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合格的贡士进行考试，也叫“廷试”。殿试成绩分为三等，即一、二、三甲，并给予不同的出身。一甲取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叫“状元”，也称“殿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二、三甲各取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殿试揭晓时，在太和殿唱名，同时在长安街张挂榜文三天，“榜”用黄表纸制成，称为“金榜”。一甲三名在殿试后，立即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需再经过一次朝考才授官，朝考最优者做翰林院庶吉士，其他人分别授予京官或州、县等地方官，有的做教官。
科举制度虽然是这一时期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另有一些官吏则是由保举或捐纳得来的。捐纳就是用钱买官。这种办法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有，特别到清末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财政支出激增，于是广行捐纳，产生了大量腐败昏庸的官吏。此外，封建社会中的恩荫制度和残存的世袭制度，也是产生大批官吏的来源之一。
科举制度虽然也曾选拔了一些有才能的官吏，但在封建社会里，所谓论才取仕，常常是一句空话。明朝时，考试的文章，都是规定的死格式，叫作“八股”，使应考人的思想受到禁锢。考官纳贿、考生作弊的情形一直存在着。特别是明、清时代的八股士子，更是不学无术，缺乏实际才干。随着中国封建君主专政制度的即将崩溃，科举制度也终于在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了。
2.2.5教育制度
1.古代教育的产生
据甲骨文和古书记载，商代已出现了正式的学校。校、庠、序就是那时的学校名称。
西周时的学校教育有“国学”和“乡学”两种。设在王都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叫国学，国学分大学、小学。周王的大学叫“辟雍”，诸侯的大学叫“泮宫”。国学是大贵族子弟的学校。
按规定，太子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公卿大夫等贵族子弟是13岁入小学，20岁入大学。
各地还设有“乡学”，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校。
当时“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即统治阶级所谓的大事主要是祭祀和打仗。因此，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传授宗教祭祀知识和作战的技能、经验。西周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①礼。在最初是一种祭天地祖先的仪式，目的是驱邪求福。至西周，随着宗法等级制度的建立，它几乎成了整个西周上层建筑的代名词：它不仅是支配人们全部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标准，而且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所以“礼”在六艺中的地位最高，理所当然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
②乐。乐在当时不仅是指音乐，而且还包括乐歌(诗)和乐舞。统治者十分强调礼和乐的作用。他们认为礼的作用主要是把社会各阶层、宗族各支派的尊卑亲疏用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乐的作用在于通过潜移默化的艺术熏陶，使人们自觉地接受和遵守以礼为代表的宗法等级制。礼乐成为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
③射和御。“射”是射箭，“御”指驾车。西周时代战争频繁，且以车战为主，故射箭和驾车技能的训练也是当时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④书。即识字，为基础课之一。西周时期学校教育中的“书”主要指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即造字方法；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即识字方法。
⑤数。即计算，同样是一种基本技能，蕴含着十分深奥的学问。西周学校的教学内容中，六艺中的“数”包括数艺九科(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和九数(九九乘法表)。在古代中国，数学和阴阳风水等“迷信”活动一起，被归入术数类。
它的主要功能除了解决日常的丈量土地、算账收税等实际问题外，就是要计算天体，推演历法。
春秋时代是我国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时王室衰落，“礼崩乐坏”，奴隶主地位下降，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抬头。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也引起了教育制度的变化。原来官府所垄断的“官学”制度逐渐瓦解，官府所藏的典籍文献，开始流散。新兴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及依附于其他阶级的知识分子(当时叫“士”)，聚徒讲学，发表政见，出现了所谓“私学”，形成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学派。
2.官学
封建社会的学校类型，主要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封建官学制是从秦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后产生的，当时曾有“吏师”制度，即设有专门担任教师的官吏。到了西汉逐渐完善，汉武帝曾采纳大经学家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学说及儒家经典，开始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必学的课程。
汉武帝在中央设立最高学府——太学(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以五经博士为教官，入学子弟叫太学生，又称“博士子弟”，年龄一般是18岁以上。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学生选一经学习，没有固定学习期限，以自学为主，教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1次。考试成绩优良者，任用为官。在郡县设立学校，定期举荐士人做官，把读书和做官联系起来。汉平帝时明确规定，郡设学(国学)，县设校，乡设庠，聚(村)设序。这些学校都属于小学性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封建的学校系统，其教育方针是“尊孔读经”。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教育制度比较完备，教育事业也极为发达。唐设国子监主管教育，国子监置祭酒1人，为最高教育长官，司业2人，是副职。直属国子监的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不归国子监所辖的主要有属门下省的弘文馆(初名修文馆)和属东宫的崇文馆(初名崇贤馆)。以上是唐代中央官学的主干，通称“六学二馆”。此外还有属中央礼部的、祠部的崇玄学(又称崇玄馆、通道学)，属大医署的医学，属秘书省的小学等。弘文、崇文二馆及国子、太学、四门、崇玄都属大学性质，秘书省小学属小学性质，其他均系高等专科学校。除了以上正规学校外，还有一些中央机关，如司天台、太仆寺、太卜署、中书省的文学馆，门下省的校书郎等，也为培养本机关所需的专门人才而设置了相应的教育机构，这具有职业教育的性质。
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兴起，学校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通过学校学技能和求知识的功用逐渐降低了。明代，教育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备了，中央学校有国子监和宗学两种。宗学是皇家学校，当时地方学校较发达，各级都有普通学校和专科学校。中央和地方还普遍设立武学，特别重视律学。官学的教学内容，除学习“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外，还必须学习《御制大浩》、《大明律令》，为统治阶级培养习兵知法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