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聂树楷先后在贵州兴义、云南等地担任过初级师范、模范中学堂监督，成绩显着。民国初年，聂树楷回到贵州，在贵阳联合有识之士倡导组织“贵州不缠足会”，从事早期妇女解放运动。并相继任兴义府知府（废府改县后，任县知事）、毕节县知事。在任期间，他秉公执法，大力整顿地方的黑暗势力，平反了许多冤狱，因成绩卓着被举为贵州全省清廉六官吏之一。如在毕节，刚一到任，便清理在押的300余名囚犯，查清真正犯罪者仅有数十人，其余的均系驻防军或豪绅因敲诈钱财而擅自拘押。聂树楷将无罪者一律释放。同时，面对地方土匪恶霸作乱，他毫不畏惧，亲率地方武装尽力剿灭。后来，他又进入贵州省公署，任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的秘书，掌枢要处，前后在职十年。因利国便民等政绩，受四等“嘉禾章”表彰。民国9年（1920年），聂树楷任贵州选举筹备处处长，刚届选期，省城暴发“民九事变”，聂树楷遂卸职家居，从此脱离政坛。
在文化事业方面，聂树楷也作出了许多成绩，他参加续修省志，撰写《民国贵州通志》选举、职官、武备、食货、艺文五个专志初稿，并为家乡务川征集《都濡备乘》手抄本若干卷，还为兴义撰《兴义县志》八卷。
告别政事的聂树楷选择归于田园，但他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务川，而是在母亲安葬的贵阳城南置宅定居，辟园种菜，自名聱园。聂树楷博学多才，尤其以诗文见长。他早期时作品由于动乱没有保存下来，现存有诗词集《聱园诗词》，是由民国时期创作的《聱园诗卷》二卷和《聱园词卷》一卷合刊的，共存有诗词400余首，均是反映社会现实，对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描写。在社会动荡不安、政局混乱、时代剧变的近代，聂树楷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正直文人、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诗词中可以看出聂树楷的政治思想是比较进步的，辛亥革命以后，对封建王朝的覆灭没有感到惋惜，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没有称颂旧王朝的挽歌，也感觉不到对旧体制的任何留恋。相反，他坚决反对窃取国柄，妄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然而，处于千年大变局中的聂树楷，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摆脱不了时代的约束。
到了民国时期，聂树楷对社会现实深感不满，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也深感茫然，无从探究，更多地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愁苦之中，直到78岁辞世。
三、成启宇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启宇生于石阡县城南下屯一个富裕的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品学兼优。由于家乡地处偏远，经济文化十分落后，13岁的成启宇便离家外出求学。1933年，成启宇毕业于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先后就职于北平、四川、贵州、广西等地的多所中学和南宁博物馆。
长期在外求学和工作的成启宇时刻惦记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深感家乡文化教育的落后与缺失，他决定倾其所学发展家乡教育事业。1940年春，成启宇回到老家石阡县，带头拿出家资，并广泛联络和说服附近村寨的进步绅士，筹集办学资金，在下屯创办了私立小学——下屯行健小学，于1941年春开始招生开课。为了让当地更多的贫困农民子弟能够接受教育，小学开办后9年中一直不收取学费，只收书本费，对于少数极度困难的学生，成启宇还自掏腰包，支持其书费甚至生活费。为了让年纪较大而家境贫困的农民能有读书学知识的机会，成先生还在行健小学办起了夜校，有时自己亲自授课。抗战胜利后，行健小学改为民办公助，但是由于时局不稳，物价飞涨，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校的发展，成启宇一直努力自筹资金，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下屯行健小学在成启宇的努力经营和不断坚持下，不久便成为当时全县第一流的完全小学。
1945年，成启宇先生受到县内知名人士的邀请和联名推荐，出任石阡中学校长，对当时混乱不堪的石阡中学进行整顿。成启宇上任后，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生源、教学秩序、师生纪律、教学质量各方面严格高标准要求，尤其注重学生的思想教育，建立完善了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并身体力行。石阡中学的面貌迅速焕然一新。
1956年，成启宇任贵州民族学院预科主任。1959年，刚刚恢复的贵州大学与贵州民族学院合并，成启宇于1960年调任贵州大学图书馆任馆长，他边学习边工作，组建了素质良好的图书馆的工作队伍，同时，努力完善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改进图书馆目录的编制规则。他四处收购珍贵书刊报纸，以充实图书馆，还特别关注贵州的地方志和少数民族史料的搜集。“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遭到严重破坏，年过花甲的成启宇先生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拨乱反正后，成启宇重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图书馆的整顿重建工作中，一直工作到78岁高龄才退居二线。
成启宇先生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家乡教育事业中，他生活俭朴，布衣素食，却倾其家产，创办学校，扶贫济困，直到去世。成先生临终前，先后4次将他长期搜集、保存的档案、史料、文物和数千册重要书籍全部无偿捐赠给石阡县档案馆，还指导和督促县档案馆清理了清代着名学者赵尔巽任石阡知府时捐赠的《通字堂经解》和其他书籍。
四、寿生
寿生，本名申尚贤，1909年出生于贵州省务川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天资聪敏的他6岁进私塾，16岁到省城求学。1930年，他考入贵阳省立一中，特别关注文学和社会科学。后来数次报考北大不中，便做了北大的旁听生。在此期间，他开始以寿生为笔名，撰写时论和小说，在《独立评论》和《国闻周报》上发表。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寿生发表的时论大都直指时局要害，他关注国计民生，对时事和生活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成为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北京的着名现代文学作家。同时，他还用心搜集、整理研究民间歌谣，作为顾颉刚发起的“风谣学会”的会员，多次在该会的《歌谣周刊》上发表一些研究文章和收集的贵州民间故事、歌谣等。
作为一位仡佬族作家，寿生的主要成就是他多方面表现仡佬山乡风情的短篇小说创作。他还常用务川仡佬族人特有的方言土语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在叙事的风格上体现一种原生态的写作方式，被认为是典型的乡土文学。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大多发表于1934年至1936年之间，内容多是家乡贵州务川一带的人和事。胡适曾多次在《独立评论》“编辑后记”中指出，寿生的小说“写的是贵州的情形”，“描写内地的黑暗与残忍”，“暴露了内地许多黑暗”。在军阀横行、兵匪为患、烟毒横流的时代，寿生的小说中也深刻展现了故乡人民水深火热的生存状态，种种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同时揭露了兵祸和鸦片等残酷事实及人性的扭曲。一方面，他深切同情百姓，对他们在兵荒马乱中苦苦挣扎而无助无望的命运表达了充分的悲悯和愤懑，寄予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另一方面，对百姓在黑暗、腐败的现实中麻木不仁的性格和思想也给予辛辣的嘲讽，蕴涵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
寿生的小说，是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及家庭长辈人生模式的追寻和反思，具有真切而深厚的生活内涵和民族民间文化底蕴，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审美境界。作者依据自身的文化和人生感情，依托于黔北，依托于务川仡佬族文化，努力寻求特有的艺术思维境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叙述形态，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审美话语。这对仡佬族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后来的仡佬族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利用文学来传承仡佬族的活态文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寿生被迫回到家乡务川，仍然致力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事业。1940年务川中学开办，他被聘为国文教师。1942年，寿生被推举为务川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他时常为民请愿，揭露时弊，受到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的监视和排挤。寿生审时度势，退隐乡野，一心从事写作。1947年，应贵阳清华中学之聘，再次回到教学岗位上。新中国成立后，寿生长期从事行政领导工作，从1951年起到1988年，任科长、局长5年，副县长10年，县人大副主任7年，1989年退休。遗憾的是，寿生自1938年离开北平回到家乡，直到1996年逝世，近60年间，尽管也曾创作了一些诗词和剧本，但始终没有再公开发表过自己的作品。留在贵州文学史上的，只有一个激扬文字于30年代的青年寿生。
五、樊慧卿
樊慧卿，又名樊广敏，字德成，道真县隆兴镇三坪村仡佬族人。生于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从小酷爱傩面具雕刻，并学唱傩戏。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地方豪强横行乡里，官府派兵征剿，兵事频繁，百姓遭殃。樊慧卿因家贫，常受当地豪强欺凌，遂立志解救百姓，报国安民。后来，樊慧卿在妻子的支持下，来到正安县周虞江先生门下求学。又在周先生的热心资助下，继续攻读，读完了乡试的全部课程，一举考中秀才。在求学的道路上，樊慧卿一路遇贵人，随后又受人相助，赴贵阳府应试，被选为光绪丙午恩科附进士。此后樊慧卿历任兴义、遵义、绥阳三县审判官，他任内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秉公办事，深受好评。在职期间，除勤于公务外，又拜师学医，为民治病，在多年实践中，尤善脉理，诊断准确，并有医着《活人良方》（或曰《教子指南》）一册以及《时方歌括》一书（樊树仿收藏），是弥足珍贵的民族民间中草药的文化遗存。
民国初年，樊慧卿曾被推举出任贵州省议员及正安北路警备军第三路第二副统，这一时期，正安盗匪如林，为患甚烈。加上川匪盘踞于川黔交界处，抢劫商旅民财。樊慧卿为了乡里邦族免遭涂炭，弃官而归，并联合各县追剿盗匪，擒获数名匪首，为肃清正安一带的匪患立下大功。1924年甲子岁五月病故。两年后，正安一带的士民不忘樊慧卿保境安民之德泽，在其家乡殷家坪树石碑以资纪念。
第三节现当代有影响的人物
一、邱石冥
邱石冥，原名树滋，字孺子，又名时鸣，别号石冥山人。1899年生于贵州省石阡县白沙集镇，是我国现代着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邱石冥的父亲是清朝廪生，他在家排行老三，从小深受父母钟爱。4岁时便进私塾读书，14岁赴省城贵阳求学。1918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他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在石阡县高等小学任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邱石冥听说北平美专师范不收学费，遂即北上，在那里就读。在美专期间，邱石冥直接得到姚茫父、齐白石、张大千、蔡元培等大师在国画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从此铸就了他在美术事业上的辉煌道路。
1924年，美专毕业后，邱石冥与谌亚逵等六人创办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出任国画系主任、教务长、校长等职，随后又相继任教于西安西北美术专科学校（今西安美院）和内蒙古师范学院。1970年，在呼和浩特辞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内蒙古师范学院为邱石冥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了石冥先生在美术教育事业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恢复了先生在中国现代绘画史和美术教育史上应有的地位，他的作品主要珍藏于他先后任教的西北艺术学院、内蒙古师范学院，以及家乡的贵州省博物馆。
邱石冥的花鸟画在现代画坛享有较高声誉，当代着名画家王雪石评价其画风：“石冥山人专工花卉，笔墨秀逸有明贤遗意。”邱石冥在其画风上不断探索，紧随时代，画艺“不落陈范”，“用笔气势自如，不为大法所拘，诚有超脱之处”，曾有人赞誉他：“资质聪慧，落笔超群，为一代着名画家。”
邱石冥先生多年执教，学生中有众多已成为卓有成就的画家和艺术家，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本人的作品曾在《华北日报》《艺林月刊》《故宫周报》《北洋画报》《晨报》《世界日报》《贵州日报》《美术》《文艺报》等多种报刊中登载，还发表过数十篇美术论文和美术家传记，并撰有《中国美术史讲义》《勾勒讲义》等论着。
二、王传贵
王传贵于1934年生于贵州省道真县玉溪镇马脑村。新中国成立之初，16岁的王传贵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加入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他放下钢枪，到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由于成绩优异，于1960年进入北京医学院就读。
王传贵一头钻进了医学的海洋，决心要在这个领域作出一番成绩。1965年，他苦学有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局医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在工作实践中，王传贵对祖国的传统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用心钻研。1990年，他出任主任医师，还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北京分会理事兼骨伤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骨伤推拿学会副主任委员以及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北京正骨按摩学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