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土家族人口急剧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家语使用人口的不断减少。据徐世璇研究，土家语在1900年有40万人使用，1950年降至20万人，2003年更降至6.5万人。而张军先生确认如今土家语的使用人口不会超过5万人。尽管这些统计都不是很精确，但土家语使用人口的锐减确是不争的事实。如今确实在湖北、重庆、贵州的土家族社群中已经很难找到以土家语作为交际工具的了，作为常用交际工具的土家语目前仅保存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泸溪五县。而就是在这几个县，据张军先生推算，2005年土家语使用人口也只有46267人，仅占土家族总人口的0.58%，而且“保靖仙仁乡，永顺和平乡双凤村，龙山靛房乡、坡脚乡，这些都是目前土家语保留最好的几个乡……在土家人口中，20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基本上都已经转用汉语了。这说明80年代后新出生的人口对土家语使用人口数量的影响微乎其微”。同时，也说明了土家语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代。因此，如何拯救土家族语言传承的断代和延缓土家语的消亡也已成为土家族研究学者尤其是老一辈土家族学者十分忧虑和关注的问题。他们也一直在积极采取行动，改变土家语的濒危状况。
其实，土家族语言的濒危与传承危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引起了土家族学者的忧虑和高度关注。1984年，吉首大学中文系彭秀模、叶德书两位教授以龙山苗市土家语音为标准音点，以土家语的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创制了《土家语拼音方案》（草案）。随后，叶德书先生根据这个方案编写了《土家语课本》（一、二册），并且在湘西州政府、州民委的支持下，叶先生于1986年开始亲自在龙山县坡脚乡（现属靛房镇）民族中心完小主持“土家·汉双语双文接龙教学实验”，随后扩大到邻近的他砂和靛房乡，实验班级也由最初的3个班级90名学生发展到10个班级280多名学生，实验教师也由2人增加到12人。这项实验前后坚持了数年，效果十分显着。可惜的是，这项实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延续下去。
近年来，面对土家语语言活力的急剧衰退和濒危程度的日趋加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任副州长田荆贵先生和着名土家语研究专家、吉首大学文学院退休副教授叶德书先生向湘西自治州州委、州人民政府递交了《关于紧急抢救、保护土家语的建议》，得到湘西州人民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2008年，在湘西自治州州委、州人民政府领导下，由湘西州民委牵头、州教育局、州文化局、州旅游局等配合，在湘西自治州土家族聚居区且土家语保存相对较好的龙山县靛房镇坡脚小学、靛房镇中心完小、靛房镇初级中学、他砂乡中心完小和永顺县对山初级中学等开展土家语双语双文教学试点。经过一年多的教学实践，效果较好，这对于延缓土家语的消亡还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六节 民族区域自治
如前所述，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土家族既古老而又年轻。所谓年轻就是由于历代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土家族的民族身份与权利长期处于非正常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距今刚刚50余年。5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光辉的照耀下，土家族不仅获得了民族身份的确认而且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备受关注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先后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识别工作。在南方少数民族中，由于土家族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受汉族影响较大，因而在起初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并未受到重视。1950年8月间，湘西永顺县教师田心桃在湘西行署参加中学教师讲习班时第一次向政府提出了“土家族”问题。同年9月，田心桃以苗族代表身份在武汉参加了中南军区军委会的一个会议，向各界反映介绍了土家族情况。
10月初，田心桃再次以苗族代表身份参加中南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她又向各方面强调自己不是苗族而是土家族，并介绍土家语和土家族生活习俗，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1951~1952年，在中南民族学院任教的田心桃与彭凯、彭清海、彭良富、向正荣、彭南清等土家族学生，多次向中央和中南局反映土家族情况，要求派人调查土家族民族成分问题。同时，像彭泊等土家族干部、知识分子也不断提出要求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吁请。于是，土家族民族识别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2年下半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派语言学家严学窘教授到湘西龙山调查土家族语言，写出了专题报告，初步认为土家族应是单一少数民族。1953年9月，中央民委、中央民族学院组成“中央湖南土家调查小组”，对土家族政治、经济、风俗习惯、民间文学、民族关系等展开全面调查，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认为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
1955年，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着名学者潘光旦经过潜心研究发表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为土家族识别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56年3月，潘光旦与北京大学教授向达一起到湘西、鄂西南进行实地考察，并向中央进行了专题汇报，有力推动了土家族的识别工作。1956年5～6月，由中央民委、湖南省及湘西苗族自治州组成联合调查组到湘西龙山、永顺等地进行调查，10月向中央领导作了“土家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的专题汇报。是年底，湘西苗族自治州委、湖南省委先后向中央提出《关于请示批准土家为一个民族的报告》。
1957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致电湖南及湖北、四川、贵州省委：“关于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成分问题，我们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可以确定‘土家’为单一少数民族。”
土家族识别问题解决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问题。1957年年初，湖南省委对于这一问题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土家族与苗族联合自治，一是土家族单独自治。同时在当地干部和群众讨论、协商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是年3~7月，省委和省政协组织了大规模的土家族访问团深入土家乡镇，召开2000多次群众大会及座谈会，宣传民族政策，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形式。1957年8月6日，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第21次委员（扩大）会议作出《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定》，呈报国务院。9月6日，国务院第57次全体会议通过批准了湖南省政府的决定。9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激发了鄂西、渝东南、黔东北等地土家族要求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热情。当地的土家族干部、知识分子及广大群众纷纷要求恢复民族成分，建立各级土家族自治地方。但是，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运动扩大化的冲击打断了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进程，一些土家族干部、知识分子被视为“民族分裂分子”而打成“右派”，遭受政治打击和人身诬陷。改革开放后，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工作中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得以继续展开。
根据1979年11月国家民委《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湖北恩施地区首先提出了恢复土家族成分、建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要求。1980年5月，来凤、鹤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相继成立。1981年国家民委派专人到恩施地区指导恢复民族成分工作，具体申报批复工作相继进行。1982年3月，国家民委再次派工作组到湘西北、渝东南、黔东北、鄂西南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恩施地区召开了四省市毗邻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对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工作进行总结。
同年4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关于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工作的座谈会，并形成了《湘鄂川黔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土家族群众恢复土家族成分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了恢复土家族成分的历史依据、地理范围、现实特征及具体办法。根据《纪要》精神和要求，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和实现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在上述各地迅速展开。
在鄂西南地区，1983年12月，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1984年12月，宜昌地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相继成立；在渝东南地区，1983年11月~1984年11月，先后成立了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在黔东北地区，1986年10月，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2月，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此外，湘鄂渝黔边境各县市也相继建立了40余个土家族乡。至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人口已达800余万。
总之，随着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在土家族地区的推进与落实，土家族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古老的民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