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从小就目睹和体验了老百姓的艰辛,便立下大志,要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1924年,卓炯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初级班,1926年冬毕业时,正值北伐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他放弃了升学打算,毅然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分在总司令部学生兵团。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后,他又弃武从文,于1929年考入湖南省立三中高中师范科。1931年,又考入中山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卓炯博览群书,广泛吸收多种知识。为使自己更为深刻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卓炯从教育系转入社会系,攻读政治经济学,受业于王亚南、何思敬、邓初民、周谷城、杨东莼等进步教授,这成为他后来几十年学术生涯的起点。1935年,卓炯大学毕业,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又入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研究生。1937年,抗战爆发,在国家存亡之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卓炯心里引起了反响。他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共产党的纲领,认为共产党是促进社会进步的组织,他参加了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并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战区(后改为第七战区)主编《新建设》《阵中文艺》杂志,并写了一些小册子,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普及宣传工作。卓炯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时期,能不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停地追求真理,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41年,卓炯回中山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与王亚南共同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中国处于黑暗的年代,他和老师一起探讨光明的出路,一起参与一种全新理论的创建和传播工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敌视。1946年,国民党将其列入黑名单。为防止当局迫害,组织上通知他转移到香港,后又辗转前往泰国曼谷,任南洋中学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1948年9月,卓炯返回祖国,次年3月,担任云南省人民反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50年5月,任南方大学第一部主任。1953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1954~1958年,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
1958年,卓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得以静下心来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执政,新中国已经建立,促使社会进步的政治因素已经解决,经济建设就要按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新中国建立难,建设它却是更艰难。卓炯看到了共产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看到有人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制止这种情绪,他重点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先后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学习提要》《十大经济政策解说》等专着,提出了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和商品价值规律。1960年,广东省成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卓炯任副组长,他在编写组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时,全国人民在“大跃进”路线指导下,斗志昂扬,气壮山河地超英赶美。卓炯阐述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物质利益,就成了宣扬资本主义。于是,他被撤销了副组长职务。面对挫折,卓炯没有屈服,仍把商品经济作为研究课题,写了一组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文参加1961年广东省经济学会年会。在《论商品经济》一文中,他认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生产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只能决定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就是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中心思想,根据这个思想,他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虽然这个观点在30年后,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给予了肯定,但在当时却触犯权威理论,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受到严厉的批判,连答辩的权利也不给他。“文化大革命”到来,卓炯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批判,关进牛棚,受尽凌辱。在牛棚里,卓炯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想着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健全、如何发展,审视着中国的现在,规划着中国的未来。
1973年3月,邓小平得以重新工作,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大抓经济建设。在这种背景下,卓炯得到解放,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时,他担任了副所长并兼经济研究室主任。1979年,广东社会科学院成立,他又担任了副院长,致力于商品经济的研究,连续写出了《关于〈资本论〉的生命力探讨》《政治经济学新探》《价值规律论》等专着及《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商品经济体制》等论文,提出了“当前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要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观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1984年10月,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卓炯又写了《试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试论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从“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看粤港关系》等论文,提出了“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两个不等式。这两个“不等式”,与几年以后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大意相同,而且句式都相差无几。1985年6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全国性的“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全国经济理论界充分肯定了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高度评价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和治学精神,称卓炯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显然,卓炯的理论研究,始终是与改革同步,有时甚至是超前的,甚至直接指导着改革的进行,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中国新经济理论的先行者。
1985年6月,卓炯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等劳模的光荣称号。1986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1987年,他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同年6月24日,卓炯因肺心病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
1999年,为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共同发起了推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着作”活动,后经无记名投票而选出十本优秀经济学着作,卓炯着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名列其中,成为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十面旗帜之一。
九、黄永玉
黄永玉(1924~ ),1924年7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半岁时父母携带他返回家乡凤凰县沱江镇。本名黄永裕,为了写起来省事而改“裕”为“玉”,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黄永玉出身于文人世家,其父母分别任当地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的校长。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大,老二和老四也都是画家。在家乡念完小学后,12岁的黄永玉背着小包裹一个人坐船离开了家乡,前往厦门,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在集美学校,黄永玉无心于课堂听讲,而是整天泡在图书馆,基本上把图书馆的那些书从头到尾都翻个遍,广泛的阅读让黄永玉终身受用不尽。但初中仅读两年,抗战的烽火打破了他的求学梦,黄永玉被迫辍学。但14岁的他已经是当时中国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并且发表了作品,小有名气。在离开集美学校后,黄永玉流浪在福建、江西等地,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靠绘画和木刻谋生。黄永玉当过瓷场小工、战地服务团团员、学校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历尽沧桑。18岁那年,在江西一家小艺术馆工作的黄永玉遇上了张梅溪,开始了他那极具戏剧性与文学色彩的爱情故事。据说当年无钱无貌的他为了将爱人张梅溪追到手,成天在楼上吹小号,以表爱心。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便对张梅溪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出身于将军家庭的张梅溪不顾家人反对,毅然逃离家庭前往赣州,与黄永玉结为终身伴侣。婚后半个多世纪,张梅溪默默地伴随着黄永玉,漂泊中有她的身影,成就中有她的祈福,患难中有她的分担。黄永玉为此感到欣慰:“一生充分享受友谊,感情没有受到污染。”
1947年,黄永玉夫妻来到上海,任教于上海闵行县立中学。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章西涯等先生介绍,他在上海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和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刻反饥饿、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作品。次年,夫妻俩来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木刻创作,做自由撰稿人。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后又随画家张正宇、陆志庠先生赴台湾编辑创作了《小食摊》《按摩女》《牛车》《杵歌》等作品。后又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了第二次个人画展,参加港九慰问解放军的《劳军画展》,创作木刻《劳军图》。
1953年2月,黄永玉在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下,与妻子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先任讲师,后任版画系副教授、教授,结束了长期的漂泊,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创作时期。这一阶段他创作的木刻《齐白石像》《雪峰寓言插图》《叶圣陶童话插图》《森林组画》及《春潮》《阿诗玛》等,轰动了中国画坛。在美术馆举办了西双版纳写生展。同时他又开始学习国画,笔下的梅与荷花,在形态、色彩、风韵上独具一格,令人拍案称奇。但黄永玉特立独行、敢怒敢言的倔强性格,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厄运。20世纪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黄永玉因《罐斋杂技》一文中“拉磨的驴子: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的类似语言,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讽刺“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而遭到无情的批判。70年代,他因为画了一只睁只眼闭只眼的猫头鹰,而成为批“黑画展”的主角。可笑的是,批黑画时他和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4人正在重庆旅行、写生、设计,当时听人说“北京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还不以为然地说:“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我也画过。”大家也不知道是在批他。回北京后,黄永玉自己跑去看黑画展,好奇地想看看到底是幅什么画,结果发现他的猫头鹰挂在最中间,是最黑最恶毒“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他的结局当然是被关进了“牛棚”,下放到农场劳动3年。在这段时间里,妻子张梅溪承受着外来打击,不弃不离默默地陪伴着他。在此艰难岁月,黄永玉泰然处之,写了一首长诗《老婆呀,不要哭》来安慰妻子,还在一幅画中题《梅溪老伴一笑》打油诗一首:“嫁与老夫只一好,凡有好画留下来。他年翻开箱底看,取为儿孙剪新鞋。”心地坦然爽朗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