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彭士愁与马希范议和，把战争的经过和议和的条款，以“复溪州铜柱记”之名镌刻于铜柱之上。“复溪州铜柱记”全文二千一百余字，分为记文、铭词、誓状文3个部分，详细记载了“溪州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并对土家族彭、田、向等大姓统治的确立，及当时土家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均有所涉及。彭士愁在和约中，针对“溪州之战”前马楚政权对溪、奖、锦诸州的种种劣行，明确提出：“愿将本管诸团百姓、军人及父祖本分田场土产归明王化。当州大乡、三亭两县苦无税课，归顺之后，请只依旧额供输。不许管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州四界，劫掠泫盗，逃走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职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惩，如别无罪名，请不降官军攻讨。”其条件不可谓不苛刻。但马希范更承诺为“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瞻，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除了政治上的“恭顺”外，居然是无科徭、无赋租，无抽差兵丁，经济上可谓一无所得。但正是这双方的议和，马楚政权的承诺，使彭氏及五姓主首的政治地位和管辖地域得到了楚的确认，获得了湘西统治的合法地位。这不仅为彭氏八百年土司基业奠定了基础，也为土家族的发展赢得了相对平稳的时期，从此湘西基本没有大的动乱和割据，土司制度的强有力控制客观上保证了文化传承的延续性，使土家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镌刻“复溪州铜柱记”的溪州铜柱原立于会溪坪，铜柱重五千余斤，高一丈二尺，入土六尺，八棱稍圆，中空内实钜钱，原柱顶端覆盖铜顶，相传清中叶时，柱上铜顶被盗，沉于江心，柱内铜钱亦被人以饴粘钱殆尽。宋天禧二年（1018年）重立时，又羼刻了一些土官衔名。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永顺府知府张曾扬建亭保护。溪州铜柱是研究土家族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物。
在历代封建王朝的镇压下，土家族人民并没有屈服，相反，他们已经学会在重压之下坚韧生存的方法，他们在先辈的文化遗产之上构建了更为宏大包容的文化体系，缔造了博大精深的土家文明，这个文明的内容告诉他们要在极其残酷的生存逆境中百折不挠、勇敢、坚忍不拔。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凝聚了土家族几千年来朝气蓬勃的文明。
第二节 维护祖国统一
一、“东南第一战功”——明代土家族抗倭斗争
元末明初，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为了在海外攫取利益，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
明初的时候，国力尚且强盛，又重视海防设置，倭寇的“海盗行为”未能酿成大患。然而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祸害越来越严重。嘉靖年间，倭患尤甚。其原因一是明世宗昏庸腐朽以及严嵩的奸贪狠毒，庇护、纵容通倭官吏，打击、陷害抗倭将领；二是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十分活跃，但是朝廷的海禁政策严重封锁了海外贸易，于是这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私下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结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他们大多是明朝平民，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在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他们往往是倭寇的指挥官，而倭寇也并非完全是我们想象中剃着光头、上身赤裸、带枪拖刀的日本武士模样，他们中很大一部分甚至是中国人，没了家的流浪汉、越了狱的缉拿犯，很容易就和倭寇们鱼龙混杂在一起了。总而言之，这些别有用心的蛮横之徒纠集在一起，所谓“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倭”。这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四处劫掠，民不聊生。被激愤的中国人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倭自卫斗争。在中央，兵部尚书张经和严嵩等主和派争辩，以“土司世序富强”“凡战必捷，人莫敢撄”为由，促使嘉靖帝力排众议，批准征调湖广湘鄂西土家土司荡平倭寇。另外，缴倭总督大臣胡宗宪以为：“湖广九溪等卫、容美宣慰司、桑植安抚司、麻寮等所、上峒等峒各有骁勇土兵，惯熟战阵，宜选各卫谋勇索着者指挥统领。予按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而能制者，惟湖广兵镰钩枪弩之枝，必须动永、保二宣慰司精兵。”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腊月，当朝廷调旨送到各土司处时，土家人得知东南有倭寇侵扰，一时群情激奋，纷纷请战，竟使土司出征人数大大超过了朝廷征召的标准。清魏源在《圣武记》里载，土民踊跃入伍“往往私倍于在官之数，如调三千辄以六千至，调兵五千辄以万人至”。首批出征的有茅岗、麻寮、桑植、永顺、保靖、酉阳、容美、镇溪、大喇等土司所辖的土家族土兵，据《覃氏族谱》记载，茅岗出兵大约3000人，永顺、保靖、酉阳等司均在5000~8000人。其中保靖宣慰司使彭荩臣、茅岗安抚司使覃尧之、永顺宣慰司使彭翼南亲自出征，浩浩荡荡三万余人，直奔东南沿海。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柘林倭和新来之倭共4000余人进犯嘉兴。总督张经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总兵俞大猷督永顺兵，自泖湖进攻平望。参将汤克宽率领水军从中路进击，官兵土兵三路围攻柘林倭。保靖土兵首先与倭寇相遇于石塘湾，经过激战，大败倭寇。倭寇又往北逃往平望，俞大猷命永顺土兵和官军拦截，当时的永顺土司彭翼南领命率土兵迎头痛击。
永顺宣慰使司彭翼南，字晋卿，号北江，生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受家庭影响，他自幼一面读书，一面习武，文武双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彭翼南承袭永顺宣慰使，恰逢东南沿海倭患频繁，朝廷征调之时，年仅18岁的他积极应征抗倭，亲自带领土兵出征。他的祖父彭明辅也亲自带领土兵2000人尾随，远涉3000余里，奔赴东南沿海抗倭前线。次年正月，彭翼南率领土兵与广西瓦氏夫人率领的俍兵协同作战，全歼盘踞在集胜墩的数百名倭寇。四月，又在江苏常熟三大浦抗倭战役中斩获倭寇280余名。五月，倭出动5000余人再次大举侵犯嘉兴，总督张经指挥保靖土兵在无锡石塘湾击败倭寇，彭翼南率土兵在中途截击，迫使倭寇退到嘉兴北面的王江泾地区。永、保土兵和广西俍兵四面合围，彭翼南身先士卒，一战歼倭寇1900余众，立下了“东南第一战功”。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彭翼南所率永顺土兵与保靖、容美土兵再次出击，歼倭海盗徐海于沈家庄，在江浙沿海为患3年之久的倭寇至此基本肃清。
受到彭翼南打击的倭寇又从平望奔向王江泾，保靖土兵乘胜追击，陷倭于重围之中。土兵和各路官兵四面截击，在王江泾聚歼倭寇大部，共斩敌首1900余级，落水溺死和自相践踏死者甚多。英勇善战的土兵，在王江泾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都御史唐顺之评论这次战役时认为：“王江泾数千倭子乘胜西上，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锋，则何所不至？”此次战役在中国抗倭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沿海倭乱》云：“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这次胜利使官兵和土兵军心大振，“军民主客始知贼犹人，非真若鬼神雷电虎豹然，不可向迩，浸有斗志”；嘉兴、杭人始安枕，民心得以安定下来。它扭转了抗倭以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迫使倭寇由进攻转入防御，倭寇的气焰被打了下去。战后，明廷赐彭翼南三品服，授为昭毅将军，嘉靖四十四年又晋升为布政使。
王江泾大捷后，倭船30余艘约1000人，从海路进攻苏州青村所，攻城不克，便纵火自毁座船，登岸大肆抢掠。当时，新倭大批聚集起来进攻苏州陆泾坝和娄门。他们每每30人以下成一小部队，互相照应，以令人战栗的海螺声为号，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前方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朝廷遣兵围剿，但官军却很难对付这一战术，仅仅凭借血气之勇猛冲杀敌阵，即使是士气很高昂的部队也往往损失惨重。据说有一次就连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中被推落水中，几乎淹死。一时倭寇蔓延至常熟、江阴、无锡等地，出入太湖，无人能抵御。只有彭翼南等率土兵，一路跟踪追击。待倭寇屯集于陆泾坝时，苏松兵备任环等督官兵、苏州府县乡兵，总兵俞大猷并彭荩臣、彭翼南等所领土兵三路围攻。多路土汉官兵冒雨奋战，与倭寇短兵相接，俘获、斩获倭枭五六百人，焚烧倭船30余艘。这一战称为陆泾坝之战，它基本肃清了苏州境内的倭寇。
土兵的英勇顽强是战斗胜利的坚实基础，而土兵的作战素养之高，当然和土司将领的英明分不开。所谓“论者皆谓我兵有死之心，无生之气，而又以荩臣善战之兵，其胜宜也”。彭荩臣，保靖县迁陵镇人，系保靖彭氏第二十九代土司、第三十三任宣慰使。他少年习武，十七岁随父兄从军。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领命出征平倭。出征前，他严格挑选精兵强将，对土兵严格训练，操习阵法，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土军。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彭荩臣率领土军精兵3000开赴苏、松一带。五月，倭寇大举进犯嘉兴，他奉命配合官军、俍兵前往进剿，出奇兵制胜，大败倭寇于石塘湾，倭寇逃往王江泾。彭荩臣与彭翼南一起会同广西俍兵向王江泾倭寇发起总攻，彭荩臣由南面进攻，彭翼南从北面进攻，南北夹击，两位土司互相配合赢下了东南第一战功。三十五年，彭荩臣又调到浙江抗倭，面对倭寇的顽强抵抗，他心生一计，用编制的竹笆遮挡火器，暗搭浮桥，联合各路官兵攻入沈家庄，再一次用智谋取得沈家庄大捷。之后，彭荩臣加官晋爵，却不为虚荣所困，仍旧尽忠朝廷东征西讨叛乱。鞠躬尽瘁的他，在嘉靖三十九年死而后已。
在浙江奉化，容美土司田九霄所率领的土兵冲锋陷阵。这位土司的军队先后参加了黄家山、沈家庄、后梅、清风岭等重要战斗，他们和官兵默契的配合总能取得战斗胜利，胡宗宪给予了很高评价：“往里从征，朝气正锐。”他们先在绍兴打败倭寇，因为是在后梅这个地方打的，所以又叫后梅之捷。随后又在清风岭与倭寇对峙，田九霄先是正面交战，得胜后又穷追败寇，一路掩杀，俘虏斩敌170多人，取得完全胜利。
嘉靖三十五年，土家族容美、永顺、保靖三大土司的精锐会合，在抗倭英雄俞大猷的指挥下，通力合作，把勾结倭寇的大海盗徐海、陈东等围困在沈家庄，斩杀倭寇1200多人，迫使徐海投海自杀，彻底平息了浙江西部的倭患，极大鼓舞了官兵士气。两年之后，土兵官兵再接再厉，汇集了麻寮、大喇、桑植的数千土兵，容美土司田世爵、田九霄父子也齐上阵，在俞大猷的领导下围攻蜗居舟山的倭寇，取得舟山之捷。到此为止，浙江的倭患终于被彻底铲除了。
长达数年的抗倭战争，终于在湘鄂土司土兵、广西俍兵和明朝官兵的齐心协力下取得了全胜。土家健儿在这场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领土的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是可歌可泣的，尤其是王江泾大捷，赢得了嘉靖帝“东南第一功”的牌匾。无数的胜利换来了朝廷对土家人民的认可，一大批土兵将士得到了封赏，获得了爵位。更重要的是，曾经的“武陵蛮”已经是“靖海宇”的民族英雄了。茅岗土司一家谱中的对联，记录了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追忆：“忆当年官不支俸军不请饷捐粮出征靖海宇，思此日子可承父兄可袭弟流泽裕后光宦家。”现在读来，仍然荡气回肠。
在抗倭战争中，土家族土兵听从朝廷的调遣，任劳任怨，不计较奖励。前方打仗，后方日夜兼程运送粮草；前面的战士倒下，后面的士兵接过武器顶上。土家土司兵制规定“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兵农合一”，也可以说是全民皆兵。这样，兵源就显得很丰富，有“烧不死的芭茅蔸，杀不尽的土家兵”的说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土家人的战斗精神永远不会磨灭。
土家族土兵不仅有坚强意志，而且有良好的作战技法，土家兵以各司自成体系，司下属若干个旗，平常都是耕田的农民，打仗的时候便调集起来备战，近似于一种寓兵于农的民兵组织。这些兵勇很精练，作战时队形整齐。一般来讲，每队最前面是盾牌手，负责抵御敌人的攻击，保护队伍前进；后面紧跟长矛手，一来保护盾牌手的安全，一面还以颜色；再后面就是短刀手，当敌人近身威胁战友时，短刀就显得比长矛更有用，可以迅速致敌人于死地；此外，对内还有挑担的伙夫和预备人员，他们跟随队伍摇旗呐喊，一旦前排的战友负伤或倒下，其他的人迅速补上。这种前赴后继的精巧战法效果很好。魏源《圣武记》中记载：“谭伦、戚继光之鸳鸯阵法，即土兵阵法。”事实上，戚继光招募民兵3000组成的“戚家军”，正是练习土兵的击刺法，长短兵器并用，按照鸳鸯阵法操练，遂得以闻名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