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二年（807），韩愈因颇得宰相郑器重，谗臣多有蜚语，他为了避开谗臣的陷害，并能有机会和孟郊、贾岛、卢仝等友人相处，遂请求分司东都。这个要求很快被允准。六月，他便离开长安这个是非之地，到洛阳去了。从此，他与孟郊同寓东都计四年之久，相处非常亲密。元和三年（808），年已五十八岁的孟郊连丧三子，心情十分悲痛凄苦。韩愈写了《孟东野失子》诗，对老友进行劝慰。在洛阳，韩愈“以文会友”，与贾岛、卢仝、樊宗师等也经常讨论作诗为文之道，同有学问的隐士石洪、温造、李渤等亦时有交往。这时韩愈的官职虽然比孟郊大些，但经济状况似乎并不比孟郊好多少。他在元和三年（808）冬所作《酬崔十六少府》诗中便有句云：“三年国子师，肠肚习藜苋”；“男寒涩诗书，妻瘦剩腰襻。”堂堂的国子博士，竟然穷到以野菜充饥，孩子买不起书，老婆瘦得无法再穿原来的衣裙。这可能有些夸张，但生活拮据大概是事实。因为韩愈在任国子博士以前生活就一直相当困难，而这回他来洛阳后，他从兄韩俞去世后留下的寡嫂和三个孩子又需要他在生活上抚养和照顾。他的经济负担是很不轻的。
元和四年（809）六月，韩愈改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由于从宦官手中接管东都寺观的管理权，而后又整肃风纪，得罪了宦官权要，因此，在元和五年（810）冬天，他便被降职，调为河南令，离开洛阳。从此以后，韩愈和孟郊就没有再见过面。元和六年（811）夏，韩愈入长安为职方员外郎；七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八年三月，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九年（814）早春，仍在洛阳的孟郊，对阔别已经三年的韩愈甚为怀念，作《赠韩郎中愈》诗，其一云：何以定交契，赠君高山石。何以保贞坚，赠君青松色。贫交（一作居）过此外，无可相彩饰。闻君“硕鼠”诗，吟之泪空滴。韩愈读孟郊赠诗后，作《江汉一首答孟郊》，全诗十四句，其后六句云：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蛮。嗟余与夫子，此义每所敦。何为复见赠，缱绻在不谖。
这是今所见韩、孟赠答唱和的最后两首诗，诗中反映了他们坚贞的友情和高尚的情操。
同年三月，郑馀庆出为兴元（今陕西汉中）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任命孟郊为军参谋。孟郊挈妻自洛阳西行，至阌乡（今属河南），得疾暴卒，时年六十四岁。郑馀庆责成孟郊的好友樊宗师负责办理丧事，韩愈为作墓志铭。十月，葬孟郊于洛阳北邙山。韩愈、樊宗师、张籍、李翱、贾岛等都亲往参加祭奠。
白居易是中唐时代“元白诗派”的主要代表。韩愈和白居易之间的交往，有分歧也有友谊。
韩愈比白居易大四岁，比白居易早死十八年。他们在长安同朝相处，先后共有五次：第一次是贞元十九年（803），韩为四门博士，白为秘书省校书郎；第二次是元和六年（811），韩为职方员外郎，白任京兆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第三次是元和十年（815），韩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白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第四次是长庆元年（821），韩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白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转充重考试进士官；第五次是长庆二年（822），韩任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白为中书舍人。前三次，未见他们有何交往。但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白居易于元和八年作《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称赞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称赞他“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这虽是禀命之作，但也说明白居易对韩愈文章和人品的崇敬。另一件是韩愈在元和十一年作《调张籍》一诗，相传此诗为韩愈批评元、白贬抑李、杜而作，诗中对当时贬官在江州做司马的白居易，颇有一点瞧不起的味道。
韩愈和白居易真正开始有交往，主要是后两次在朝同处时期，而且他们的交往可能是张籍从中经过一番撮合的。张籍是韩愈的学生和朋友，也是白居易的知交。长庆元年，韩愈已五十四岁，刚转兵部侍郎，写了一首《雨中寄张博士籍侯主簿喜》诗赠张籍，诗中并未提及白居易，而张籍将此诗转送给白居易，并向他介绍韩愈，白居易为此作了《和韩侍郎苦雨诗》。这首诗，虽只是一般地叙述久雨之害，并未表露友情，但却是白居易与韩愈有文字之交的开端。在白居易写这首和诗之后不久，韩愈往游郑家池时，巧遇白居易。两人同游，饮酒赋诗，相处甚欢。白居易作《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吟诗小饮》以记其事。这次游览，促进了韩、白之间友谊的发展。此后，白居易曾作《老戒》一诗赠韩愈，诗中诙谐地说了不少老年人易犯的通病：“忧活计”、“恋班行”、“夸身健”、“说话长”等等，认为老年人应以此为戒。作为比韩愈小四岁的白居易，竟然敢于给韩愈赠这样的诗，说明他们的友谊已经相当不错。
长庆二年一、二月间，韩愈和张籍同游杨嗣复尚书林亭，韩愈作诗赠杨嗣复、白居易和冯宿，题为《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韩愈赠白居易诗的第一首。白居易有和诗，题为《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韩愈游杨尚书林亭后，即奉命赴镇州（今河北正定）宣慰乱军。三月底返京，时张籍已由国子博士转水部员外郎。韩愈与张籍邀约白居易雨后同游曲江，白居易因雨后路滑没有赴约，韩愈游毕归来后又作诗赠白居易：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白居易接诗后，即作和诗酬答韩愈：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衔泥踏雨曲江头！
——《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从韩、白这两首诗的一酬一答来看，他们的友情已经相当不错。这年四月，秘书监严暮出任桂管观察使，将赴广西桂州（今桂林），韩愈、白居易、元稹还曾同时作诗送行。
但是，从这年以后，韩愈和白居易的交往却日见疏远。白居易曾因与韩愈久未见面，作诗寄韩愈：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静吟乖月夜，闲醉旷花时。还有愁同处，春风满鬓丝。
——《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
韩愈接此诗后，竟然未作答诗，不予理睬。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韩愈是有意疏远白居易，而白居易对韩愈却还是非常惦念的。
韩愈到底为什么要疏远白居易白居易自己认为是由于韩愈“才高笑小诗”，是韩愈有点看不起他。这当然也有这个可能。韩愈好作古诗，措辞用韵务求奇险，格局气魄较大，与白居易诗尚“浅近平易”，显然不是一路。但韩愈在这时与白居易疏远，其实还有更为重要的人事原因，而这一点白居易本人应该是完全明白的，只是在诗里没有说出来罢了。因这时裴度与元稹争相，韩愈为裴度旧僚，白居易为元稹挚友，裴、元争相，必然要各树党援。元稹于长庆二年（822）二月为相，白居易为元稹撰谢官表，李绅为中书舍人。五月，元稹被诬告欲遣人刺裴度；六月罢相，出为同州刺史，白居易即于七月出为杭州刺史，其中人事纠葛是极为微妙的。翌年六月，韩愈自吏部侍郎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与御史中丞李绅龃龉不合，也可能与李绅是元、白挚友有关。
长庆四年（824）五月，白居易离开杭州，改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同年十二月，韩愈在长安去世，当时已在洛阳的白居易，连表示哀悼的诗文都没有作一篇。一直到韩愈去世十年之后，白居易才写了一首《思旧》诗，来表示对这位早已作古的亡友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