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贸，对于政府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经济全球化挑战传统政府！
90年代冷战时代的结束，拆除了经济自由化发展的政治壁垒，而中国加入世贸，则意味着传统的东西方经济壁垒完全消除，他为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全球化的最大特征：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国际间的投资不断增长，金融市场急剧膨胀且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越来重要，国际技术交流日益扩大和跨国大企业的势力遍及全球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
全球化的风暴使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经济的全球化对政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类社会的政府制度不是什么人按照抽象的理论原则设计出来的，而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迁而渐渐发展而来。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每当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的时候，政府的制度就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而凡是在经济的发展面前主动进行改革的政府，都反过来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领导了世界历史的潮流。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19世纪的中国，就不能不承认，中国的落后和失败首先是政府的落后和失败。囿于传统的陈腐观念的决策者缺乏改革自身的胆识和勇气，更缺乏世界性的眼光，固守陈规，僵化、腐败、无能的政府既无力领导一场经济的复兴，又用权力的网络困住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其结果，整个国家只能在暮气和衰败之中等待欧洲人坚船利炮的轰击。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政府不主动改革，就会有别的力量来改革政府。
而发生在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主因是政府改革迟滞。
全球化的表现目前还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而在经济领域又以金融领域首当其冲。原因之一是金融业的高度电子化能够使外汇交易和资金的转移迅速完成，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日益密切而更加复杂化，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国的金融动荡不但立即波及本国的所有经济领域，而且马上使本地区和全世界产生连锁反应。这种状况是冷战之前的时代无法想象的。一国的政府如果不能适应这种现实，不能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把握时机，丧失对经济的敏感和有力的调控，就有失败的危险。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在这方面留下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它说明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作用的重要程度，更说明政府机构和职能的改革乃大势所趋。
“官治经济”下的权钱交易，官员腐败，政府、企业、银行之间解不开的裙带关系，使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危机视而不见，等到危机临近又反应迟缓，应对乏策。韩国新总统金大中就指责韩国政府采取了贪图安逸的态度，只是反复强调经济基础坚实，而对日益迫近的危机没有采取任何对策。
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人们深刻反思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并认为改革政府的任务已经刻不容缓。1998年2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泰国国防学院就亚洲金融危机问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他说：“我们需要加强政府机构。政府机构没有及时跟上经济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全球化之后。”韩国新总统金大中上任之初，便提出改革政府的方案，其中包括：铲除官治经济的根源，杜绝政经勾结，废除一切不必要的政府限制和优惠，政府要执行透明的一贯性的政策，等等。
看来，改革旧的政府治理模式，适应全球化时代，是亚洲国家乃至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日本《经济学》周刊1998年2月14日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亚洲的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应付全球化时代方面行动迟缓，如果亚洲国家的政府再意识不到这一点而迅速行动，那么，人们期待已久的“亚洲世纪”便只能是几年前的陈旧神话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应该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它的意义和影响便尤其深远和广阔，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媒体密切关注中国加入世贸的原因之一，全球化时代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一个领域，国家间政府治理模式的相互影响和仿效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加快的机构改革可以说是具有世界意义。
在加入世贸后如何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全球化时代的政府应具备以下八个特征：
角色明确。政府除对外维护国家主权之外，对内就是以公共权力维护公共秩序的政权机关，以强制性的权力机构和措施维护法律的尊严。它提供的是抽象的公共产品如秩序、法律、制度、法规。政府不是大家长、保姆，不是福利机构，也不是企业主。
有领导能力。这种领导不是传统的包揽一切的微观领域的控制，而是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对金融秩序的有效监管、适时的制度创新以及应付突发性危机的能力。
机构精简。政府角色的明确和职能有转换，使传统的“巨型”政府失去了作用。精简机构的要义并不在“减”，而在“精”，更强有力地执行新的职能。
高效率。信息时代的时间和空间观念都在事实上被大大压缩了，经济的高速运转同样要求政府机构的高效率与之适应。传统的形式主义、公文旅行、办事拖拉扯皮的机构将被淘汰。
依法行政。法治国家的首要要求在于它的倡导者首先要依法行政，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政府的侵害；公共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
有限干预。全能主义的政府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政府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干预有时是盲目的或带有私利的，容易导致公共权力的私人化和变质，诱发腐败现象，破坏竞争的公正性。因而，新时代的政府应明确权力行使的空间，为民间社会创造有利环境。
有权威。“小政府”不是“弱政府”或“软政府”。新时代的政府必须具备高度的权威性，保证政策的通畅和贯彻，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对中央权力和政策的截留或扭曲；政府的权威还应包括精神方面的凝聚力；能提供令人信服的价值理念-全球化时代传统价值的崩解损害了政府的精神权威。
廉洁。保持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廉洁，防止腐败的恶性泛滥，是各个时代的政府时刻面临的重要任务。在全球化时代，政府的腐败更加不能令人容忍，它的危害也更大。在一个高度信息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官员的腐败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及伦理道德的破坏性传染程度要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东南亚金融危机说明，权钱交易、官员腐败对一个国家会造成多么大的破坏。
总之，全球化时代对政府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面对挑战，政府必须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主动变革，顺应时代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