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体制转型。西部同东部相比，存在着体制差距，计划体制的痕迹比较严重，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西部的开放力度也不大，不仅向西方国家开放不够，资本引进的数额很少，而且向西部周边国家开放的层次也不高，边贸市场的交易量很低。这一切说明，西部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处于后进状态。这次西部大开发既有政府和政策的支持和指导，但更重要的是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开发，无论是资源的开发、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还是人才的引进，都要采取市场调节为主的方式。在开发中政府的调控作用会充分发挥，政府会更瞩目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业的发展，而各类企业则会全力以赴扩大生产规模、改进技术、创制名牌产品，这样做有利于政企比较彻底地分离开来。在开发中通过搞活人才机制，使市场在劳动力资源的调节当中真正发挥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吸引国内外投资，不断扩大融资渠道，使资本市场更加发育起来。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形成及其重点领域
1.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形成
建国50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曾采取过一些不同的发展措施和政策，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却是1999年才第一次正式提出，它的形成是在经过了很长时间地区发展战略理论的演变和地区发展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逐步形成的。
（1）均衡布局战略
解放后至改革前大部分时期，我国对地区经济发展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均衡布局论来自苏联，苏联的均衡发展论来自对马克思经典论断的套用。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坚持生产关系决定论，认为只要变革生产关系，全国的生产力都会均衡发展，经济会以同一速度增长，这种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充分利用。
从1949年到1956年，国内的中心工作是抓生产关系。当时，全国的工业化水平总体上都很低，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强于内地。到1956年时，用沿海与内地的概念划分经济地带，则沿海占工业总量的70%，内地只占30%。对此毛泽东从均衡布局的观点出发，指出“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强调“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从而“一五”期间和“三线”建设期间内地兴办了许多重大工程项目，与此同时从东北、天津、上海等地也较大规模地向内地搬迁了一大批企业。这种办法对内地工业体系形成起了作用，但又较大地削弱了沿海工业。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要“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等打起仗来“再搬家”。
我国推行的均衡布局战略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在推行方式上有如下特征：一是资源的计划调拨。无论是新建项目还是搬迁企业，都按指令性计划执行，不计成本、不计地区补偿，是地区经济布局领域的大锅饭和共产风。二是立项和搬迁的强制性。一旦确定建设项目和搬迁任务，不需要进行决策论证，像执行战役任务一样，必须毫无疑义的执行。三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当时设计国家的经济布局，虽然也考虑到经济本身的发展问题，但更多考虑的是政治问题、备战问题和社会平等问题。“三线”建设的项目，布建地点都是同打仗相联系，经济工作是靠政治挂帅来推动。
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工业化和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中起了显着作用。“一五”期间除坚持投资分配接近原料产地的原则，使一些资源地区的工业有了较快发展。还适当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内蒙古、西藏、昌都等地，兴建了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项目。“三线”建设时期，在内地建成了许多工业项目和交通项目，一大批工业企业在各地落成，还建成了一些新的工业中心。“三线”建设改变了落后地区的工业布局，建成了200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交通邮电项目，形成了以45个重大产品为中心的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新兴工业城市。
均衡布局战略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不良的后果：脱离地区比较优势实施均衡战战略，造成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东部和沿海地区的优势是工业基础好，本应利用此优势，让工业有一次腾飞的机会，但却采取了削弱东部工业优势的方式，让其向内地和边远地区搬迁，机器设备和职工在搬迁中造成了财富的严重浪费，原来的厂房、福利设施要闲置，接收地区要重新为旧设备建新厂、为企业办小社会，加上搬迁的运输费用，耗资是很大的。
盲目追求自成体系，重复立项，重复建厂。无论对全国还是对地方都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地为了追求自成体系，就要做到门类齐全，样样都有，其结果是产业结构的趋同程度很高。在短缺经济时期，计划经济奉行的统购包销制度，企业不会感到有市场压力，一旦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这些产业就会变成“夕阳”产业，产品则成过剩商品，陷入滞销状态。
战略目标过重，影响合理布局和民用工业。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时，就把工业布局同打仗结合起来，认为东部暂还可以建一些工业，就在于三五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如打起来再搬工厂。“三线”建设就是建立战略后方，为此工业布局不是以经济技术合理、交通方便为前提，而是以靠山、分散、隐蔽为原则，使许多企业建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造成运输和生活的困难，加大了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同时，过多地布建常规武器的军工企业，占用了大量应当用于民用的投资，严重影响了民用工业的发展。整个均衡发展时期，居民凭票证购物，消费品供应紧缺。
淡化科学技术的作用，过分用陈旧设备武装工业。在均衡发展战略时期，以为只要发动群众，搞大兵团会战，工业生产就会突飞猛进。在“政治决定一切”、“思想决定一切”的认识下，把科学技术人员看成“资产阶级范畴”，把科学技术的创新始终放在群众运动之后。无论“一五”建设还是“三线”建设，都要么引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机器设备，要么把原来的旧设备、旧机器东搬西移，有些甚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设备也当做宝贝。当时，世界科学技术已经处在迅速发展时期，而我们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同西方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拉大了30～50年。
立项的主观随意性，造成资源浪费惊人，效益低下。整个地区间资源的分配，建设项目的上马，都是按领导者的政治意图行事。许多项目未做充分准备，有的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有的把工厂建在山沟或荒漠中，需要建设防洪、引水工程及厂外管线、道路和服务设施，增加了投资，扩大了成本。尤其在“全党大办农业”的口号下，不少企业又搞所谓“多种经营”，使企业成为自给性小社会，既没有干好工业，又没有干好农业。
地区的封闭性和企业的封闭性很强，割断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的渠道。在改革前的整个均衡战略时期，各地区的企业均受上司的层层管理，形成集权式的纵向隶属关系，而几乎不存在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的横向联系。企业的资金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一拨付，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产品由国家包销。许多企业几乎与当地的百姓没有来往，较先进的工业对极为落后的农业没有发挥带动作用，过剩的人员和设备不能流出，不足的设备、技术也难以流人。形成了封闭的经济带、经济省、经济市，失去了吸纳国内外先进技术和人才的机制，造成了我国工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低水平、低层次的局面。
（2）梯度推移战略
“文革”后，我国的均衡布局战略受到了严重挑战：
一是均衡战略本身的缺陷。在我国推行的均衡战略，只着眼于人为的均衡，而不考虑各地经济的条件和优势，形成了投资在后发地区的遍地开花，随意布点，资金分散使用，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效益的低劣。
二是苏联模式的逐步否定。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80年代前后受到挑战。首先有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提出的各种“自治”模式对市场经济表示了亲近。苏联自己也开始讲改革，逐步否定由列宁开创、斯大林强化的这种模式。80年代初，苏联学者和政府官员尖锐批判盲目的产业布局和地区布局行径，这说明苏联对自己创造的均衡发展模式同计划经济一样开始持否定态度。
三是对我国30年经济体制和发展方针的全面反思。建国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手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抓革命的方式促生产。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改善缓慢，改革前竟有约2.5亿人口处在贫困状态。于是在我国出现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全面改革，先后出现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以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与方针，而且对产业结构也进行了轮番调整。与此同时，均衡布局的地区政策也受到了挑战。
四是世界经济主潮流的冲击。70年代到8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了两股巨大潮流，一股是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并向其他国家扩散；另一股是技术革命的潮流在全球泛起，超级计算机技术、光导纤维、遗传工程等基本的技术领域有许多新的发明、发现和应用成果。世界新技术革命及其越来越多的成就对我国传统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提出了挑战，对我国以人海战术方式实施的地区均衡发展战略也提出了挑战。
在我国反思过去追求均衡发展、牺牲经济效益的教训中，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奉行的“梯度推移理论”进人了我们的眼界。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发展水平有多层次差异，投资效益是非均衡的。一般说来发展条件好的高梯度地区投资效益最好，优先发展高梯度地区，加大对这一区域资本、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的引进规模，安排重大开发项目，造成高梯度地带的经济增长极，然后逐步向中梯度区、低梯度区转移和辐射，逐步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国际上利用梯度推移战略取得成功的例证是不乏的。梯度推移战略的目的在于消除地区的经济发展反差，最终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
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教训和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从改革初开始，在我国事实上实施了梯度推移战略，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是这一战略的倡导者。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志继续强调，要坚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要求先富起来的地区要带动、帮助落后地区。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观点。他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是比较完整的地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他既指出了必须优先发展条件优越的地带，同时指出先发展地区要带动后发展地区，到时机成熟时，重点开发次发展地区和不发达地区。
国家为了实施梯度推移战略，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3年国家计委和统计局下发通知把中国经济地带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两大经济带。1985年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计划中，正式将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从政策、投资、项目及改革步伐等方面都把东部高梯度地区作为重点。
从1980年开始，为了推动东部地区的重点发展，相继在东部建立了经济特区，确立了14个开放城市，建立了数十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又建立了一批对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的保税区，以吸引外商投资。1985年又确定把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及厦、漳、泉三角地带作为沿海的经济开放区，之后开辟了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为重点的环渤海经济开放区，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不断采取扩大开放的措施。在东部沿海地区，国家对出口创汇实行了优惠政策，东部地区的留利比例高于西部地区；还在东部地区成立了十多家金融机构，开辟了筹措资金的新渠道。
由于对东部地区采取了多方面的倾斜政策，东部地区在许多方面提高了吸引力和竞争力，特别是使西部地区的资金和人才大量流向东部。西部地区多为原料大省，但以较低的价格将原材料和能源调人东部，而又以较高的价格将东部的加工品运销到西部，形成了西部利润的双向流失。当然，在国家实施梯度推移的战略中，并没有完全放弃对西部的开发和发展。国家曾在重庆等西部城市推行过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强化对西部地区的扶贫力度，安排了一些矿山、水利、交通和工业项目，建立了许多内陆开放城市和边境商贸口岸，特别是第二亚欧大陆桥开通后，加快了西部地区向中亚和欧洲开放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