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媒体对人权信息的选择与处理方式也会对大众传媒的作用产生一定影响。媒体在选择人权信息时需要处理以下两类关系。其一，人权问题不是媒体报道的唯一对象，媒体通常需要在人权信息与其他信息之间做出选择。影响媒体信息选择的因素有很多，除了上述政府的控制外，媒体的产权形式、意识形态以及来自市场和受众的压力等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政府开始对严格的政府监管措施进行反思，出现了一股放松管制和媒体私有化的浪潮。这些做法取消了政府对媒介的垄断，促进了媒介产业的发展，但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带来了产权的集中和新的垄断。（如德国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了十个大的报业集团，其中施普照林格报团占有了德国日报近80%的零售份额；英国全国性报纸市场中近90%的发行量出自国际新闻集团、镜报报业公司、联合报业公司和每日邮报集团四大报业集团，地方性报纸已全部垄断化经营；美国最大的25个报业集团拥有全国日报总数的43%，占全国日报发行量的54%，广播电视业也日益集中在少数集团和个人手中。
其直接后果是大众传媒被控制在少数精英群体的手中，大众传播的多样性受到了威胁，与社会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有关的人权事件和人权信息很难得到及时报道。如一些媒体在报道武装冲突时，通常关注军队伤亡人数，而对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只是一带而过或完全忽略。这种信息选择的模式没有体现出媒体对弱势群体人权的关怀，也无法激发公众的人权意识。与此同时，媒体的商业化运作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媒体在商业利益的刺激下，更多关注投资者和广告商的利益，来自于受众和市场的压力降低了媒体对人权事件进行优先、全面报道的可能性。其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人权事件和丰富的人权信息。任何一个主体，包括人权标准的制定者、人权拥护者和司法裁判者都不可能同时关注所有的人权问题，他们的关注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大众媒介亦是如此。媒体在选择人权事件时，通常会受到人权事件与本国的关联程度、人权事件的重要性等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媒体更倾向于报道与本国有密切关系的国际或他国人权事件，或者本国发生的重大人权事件，而对与本国无关的或者本国的普通人权事件则较少关注，这种倾向不利于公众全面的人权意识的形成。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媒体的市场压力，当然与媒体从业者的人权意识不强也有一定关系。
在媒体选择了人权事件作为报道主题后，媒体的具体报道方式也会影响其在人权教育中的效果。W.兰斯·贝内特总结了当代新闻生产实践扭曲报道内容的四种方式：新闻的个人化、新闻的戏剧化、新闻的片段化和新闻的正常化。
虽然这一结论关于媒体的社会作用的看法过于悲观，但它确实提出了新闻实践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也会在人权事件的报道中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权宣传的效果。以新闻的片段化为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消极影响的存在。实际上，媒体报道对公众人权意识的影响与媒体对人权事件报道的详细程度、频率和方式都有直接关系。按照报道的详细程度，我们可以把人权报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详细报道；二是片段，即只提供与人权相关的数据，而没有进一步的描述和分析；三是直接忽略或接近忽略，即不报道或只在其他报道中顺带提到。其中片段是最常见的。在片段性的报道中，人权事件以简短的事件摘要的形式出现，缺少兴趣和背景知识的受众很难理解其中的人权意义。与片段相比，更详细的报道通常还会包括对受害人生活的描述——他的家庭、他的生活环境和他的抗争——这些富于人性化的、描述性的报道对于公众人权意识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的报道使那些本来遥远的事件看上去更加熟悉和真实，受众更容易产生同情性的反应。
再次，媒体从业人员的人权意识也会影响大众传媒作用的实际发挥。大众传媒不是专业的教育机构，其人权教育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从业人员是否具有人权意识。如果具有较高的人权意识，他们就会对人权问题保持较高的敏感度，能从众多的社会事件中敏锐地捕捉到其中包含的人权信息，并能从人权的视角对相关事件进行报道，或请人权专家进行分析和评论。反之，如果媒体从业人员不具有人权意识，就会对人权问题视而不见，从而错过一些进行人权宣传和教育的机会，甚至可能对公众人权意识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不幸的是，“在新闻界严重缺乏关于人权为何物的知识。许多新闻记者——同许多政治家及其他在民间社会中的工作者一样——不熟悉《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条约及其机制。他们通常不了解人权法与战争法之间的区别。结果人权经常被误解为仅与报道冲突有关”。
除了媒体方面的因素外，大众传媒的作用最终还要取决于受众的选择。人们对媒介的积极使用是媒介发挥作用的前提，“除非人们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的内容，否则媒介就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关于重大事件的新闻信息的常规性播送必须加上积极的受众的配合，才能使新闻事件广为知晓。只有足够多的受众愿意以某种方式使用媒介内容，新闻媒介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
也就是说，虽然报纸、广播、电视等投入大量精力，宣传人权、报道人权事件，试图将人权信息传递给受众，但是如果受众忽视这些宣传和报道，那么人权教育的功能就无法实现。根据受众对媒介的态度，传媒理论将受众区分为积极的受众和消极的受众。如果受众是积极的，他就会带着一定的目的和意图去选择和使用媒介以及媒介中的内容，对媒介传递的人权信息也更容易接受；反之亦然。而且，有一些受众，他们在某方面形成了牢固的信念，他们会故意回避或忽略来自外界的控制，这时大众传媒的影响将是非常有限的。
总之，我们在利用大众传媒开展人权教育时，应对大众传媒的教育效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实际上，大众传媒只是众多信息传播介质之一，它们的功效受到来自媒介和传播本身以及传播状况等不同层面的影响。
（二）我国的大众传媒与人权教育
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大众传媒在人权教育中的作用，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体对公众进行人权知识的普及。鼓励中央新闻媒体和地方新闻媒体开设人权专栏、专题。支持《人权》杂志、‘中国人权网’和其他民间人权网站的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展人权知识普及教育”。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利用大众传媒开展人权教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其一，以人权宣传为目的，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上开设专门的人权栏目。这些专栏既可以由媒体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办，也可以由媒体主办，聘请人权专家参与。如1998年中国人权研究会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共同举办的“话说人权”节目和中国人权研究会在《人民日报》开设的“人权知识百题问答”专栏。其二，制作并播放人权影片、专题片和纪录片。如中国人权研究会与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等单位一起组织拍摄了电视专题片《中国人权访谈录》，由十余名常务理事会成员分别就人权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专题讲解。其三，提供在线人权信息，互联网在这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节约成本的优势。一些机构通过网络为人们提供在线的人权资料，这些机构既有支持人权教育的非政府组织，也有高校的人权研究院所。前者如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中国人权网”、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的“人权网”；后者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网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人权资料中心网站等。最后，报道人权事件。虽然大众传媒报道人权事件并不都是出于人权教育的目的，但也可以间接达到启发民众人权意识的目的。近年来，我国媒体对人权事件的关注明显增多，许多人权事件因媒体的报道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如孙志刚事件、“躲猫猫事件”、嘉禾拆迁案、佘祥林杀妻案等。有些媒体在报道事件进展的同时，还会邀请人权和法律专家对事件进行评论。这些报道和评论唤醒了民众沉睡着的人权意识，引导人们对现实人权状况进行批判性分析和思考。
通过上述活动，我国大众传媒的作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但是，其广度和深度都是非常有限的。首先，通过媒体传递的人权信息数量少、形式单一，难以满足公众对人权信息的需求。现有的人权网站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提供的网上资源多为人权文献和人权案例，几乎没有可以供教师和学习者参考的人权教育手册、指南、教案或课程资料。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关于人权问题的栏目和报道非常有限，人权电影更是屈指可数。国家应当鼓励人权教育者主动与媒体合作，为公众提供形式多样的人权信息。
其次，人权信息的质量不高。报纸上的人权专栏多为由人权专家单方提供信息，缺少多方观点的碰撞和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媒体对人权事件的报道一般停留在对事件的叙述，多数情况下对其中包含的人权问题没有进行充分地发掘。如对一些灾难事故的报道，媒体通常更关注经济损失和官方的救灾行动，而较少关注灾民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知情权和社会保障权等人权问题。有时媒体的报道还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如媒体在报道犯罪案件时，常会突出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而忽略了他们应享有的人权，甚至把矛头指向辩护律师，这对我国民众本就淡薄的人权意识无疑是雪上加霜。改善这种状况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加强传媒从业人员的人权教育，使他们成为有意识的人权宣传者。
再次，参与人权教育的媒体较少，仅限于少数官方或半官方的报纸和网站，大量的媒体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人权教育者在利用大众传媒时，应充分考虑各类媒体的发展和普及情况。（如鉴于南非存在大规模功能性文盲的事实，南非“人权教育协会”开发出一个名为“权利广播和磁带系列”的人权项目，这个项目为那些依靠广播获取信息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很适当的接受人权教育的机会。）实际上，我国的电视普及率要比报纸、电脑的普及率高，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到2010年，我国网民人数为4.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但是，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和应用存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总体上呈现出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0.0%，西部地区为21.5%；城市网民占网民总数的72.2%，农村网民占27.8%。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2010年）。）据央视市场研究公司发布的《全国卫星频道覆盖率普查》显示，2003年全国电视观众总户数已达到3.06亿户，电视观众总人口数达到10.7亿人，全国平均电视机普及率达到85.88%。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一方面继续发掘报纸和网络的潜在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电视媒体普及率高的优势，开发一些通俗易懂的人权节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电视法制栏目的经验。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三百多家电视台开设有专门的法制节目，前者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经济与法》和《法治在线》；后者如北京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重庆卫视的《拍案说法》、浙江卫视的《人生AB剧》。这些法制栏目以举案说法为主，选取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案例，调动学者、法官、律师和公众等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普法宣传，取得了显着的效果，已经成为公众获得法律知识的重要渠道。电视法制栏目的成功显示出电视在大众教育中的潜力，也使我们看到了通过电视人权节目宣传人权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