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摆脱剥削、压迫与贫困，争取自身解放的一般条件，揭示了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客观世界中稳定的、本质的一面，所以它又是“伟大的认识工具”，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它公开宣称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它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实践中发挥其改造客观世界的巨大力量；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它总是在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在总结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吸取当代科学文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因此，扎根实践、创新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未把他们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视为“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是向来把自己的理论与时代的前进、实践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确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认识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而客观世界是无限的、发展变化着的，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任何事物都不会永恒不变。在唯物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这就要求人的认识要想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要想使认识成为真理，就必须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
同时还要看到，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人们的认识才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正确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理论，也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它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的印记，具有相对性。马克思主义从不承认任何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在马克思看来，“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对于自己所提出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只是当作“发展着的理论”，而并非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本质反映。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这都只是事物的共性和一般，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现实的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辩证统一。这就决定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把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而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可以用来应付一切实际问题的现成公式。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要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必须十分重视“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他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这就要求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不能拘泥于已有的现成的理论结论，而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对世界和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辩证唯物论揭示的认识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其旺盛的生命力正在于可以不断从实践中吸取新的营养而不断升华。
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产生、完善和检验。实践没有止境，人的思想解放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没有止境：新的规律认识了，新的历史课题解决了，新的理论诞生了，又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出现更新的历史课题、更新的规律需要解决和认识，新的理论就会应运而生。如此循环前进，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由于实践发展和历史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只能解决当时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课题，而新的实践，需要后人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为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这样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才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诞生。正因为有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使马克思主义丝毫没有因为实践的发展而失色，反而更加生机勃勃，显示出真理之树常青。
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能完全照搬马列主义的“本本”，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必须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夺取革命胜利、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并且以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方面，我们曾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同时也有过深刻的教训。实践证明，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列主义，也会把革命引向歧途。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能完全照抄马列主义的“本本”，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必须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夺取革命胜利、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并且以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在此方面，我们曾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同时也有着深刻的教训，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由于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实践证明，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列主义，也会把革命引向歧途。
毛泽东是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实现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形成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历来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所以“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同时他认为“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他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正是从这种态度出发，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丰富的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解决了中国需要进行一种什么式样的革命以及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过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两次革命的实践，但都是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革命斗争，也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但大革命的失败证明在中国此路不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突破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所创造的革命道路模式，将“先占城市后取农村”发展为“先占农村后取城市”。因为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由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反动统治阶级手里，通过中心城市起义引发革命高潮这种欧洲革命的方式并不适用。而中国的农村幅员广阔，反动势力的统治相对薄弱，革命力量有比较充分的回旋余地，并且那里有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无产阶级只有依托农村，建立工农武装，创立红色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实践证明，这是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马克思曾经预言，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前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没有先例。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此在理论上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而不是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与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不同的。列宁讲的过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毛泽东所说的过渡则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过渡的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领导全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以后，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新的概括。这个新概括多是对革命时期（包括社会主义改造）诸多方面经验的总结。当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
但是囿于多种原因，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是提出的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没有得到切实贯彻；二是这方面的思想在总体上还不系统、不完整；三是在建设实践中发生了比较大的曲折和严重失误。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没有在理论上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不能一次性地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结合的内容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与时俱进，作出新的回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再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十年浩劫，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遭到重大挫折，其直接后果，是使党和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与此同时，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在世界和平与发展凸现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党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面对新的任务，解决新的问题，形成新的理论，开辟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正是在党和人民的热切期盼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担当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