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统治的封建国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同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思想和经济的萌芽以及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影响，表面庞大的封建帝国，内里已经彻底衰落、不堪一击，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一社会性质根本变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思想上的强烈震撼，引起感觉敏锐的思想家们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性思考，也随之产生出众多文学新思想、新流派和新作品。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原文化所造就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也使文学有了十分深厚的底蕴和蓬勃发展的土壤，只要有新思想的点燃，就会迸发出夺目的火花。
清代正是处于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社会性质发生剧烈变化的历史阶段，加上清朝一度的承平繁荣和统治者对文人又打又拉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使清代文学呈现出集古代文学之大成的状况。各种文体都蓬勃兴盛，各有高人和杰作，特别是小说和戏曲取得了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而居于传统文学正宗地位的诗词虽然难与小说、戏曲比肩，却也取得了高于元明两代的成果，使在元明时期中度衰落的诗词创作又呈现出新的复兴和繁荣。这一复兴表现在诗人多、诗作多、诗派多、诗论多。仅据粗略的统计，清代诗人诗作的数量就超过宋、元、明三代的总和。因此，清代文学的主流虽然不是诗歌，但却不能不说清朝是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
第一节清代诗
一、清初诗歌
(一)清初遗民诗歌
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歌。从明过渡到清的遗民作者有400多人，诗作近3000首，其数量之浩大为历代所未有(参见卓尔堪《明遗民诗》)。究其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文人自觉接受前代爱国忠君的志士仁人的思想，形成中华民族传统而且根深蒂固的气节和精神。这一精神在民族和国家危亡的时刻总是闪烁出耀眼的光芒，特别是面对外族的侵略，更表现出“严夷夏之防”(顾炎武语)的态度。当然，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可取的，但在民族矛盾尖锐和侵略者倒行逆施、滥杀无辜、破坏社会安定、践踏人民幸福的时刻，他们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高扬“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顾炎武《日知录》卷七)的精神，不辞生死，奔走呼号，或直接参加抗清斗争，或终老山林与清廷决绝，或着书立说将心之所得留遗后人，表现出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这些都令后人敬佩不已。这种精神显然包含着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包含着为认定的真理拼死奋斗、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形成我们民族代代相传的高风亮节，千百年来激励着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完整而斗争。这种精神是应该被充分肯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响亮口号。
在群星灿烂的遗民诗人中，最受后人崇敬和称道的是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大学者。
1.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清兵入关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别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曾是明代“复社”成员，参与过明代反对宦官擅权的斗争。清兵入关后，他在江南参加抗清，失败后化名蒋山佣到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秘密联络抗清爱国志士，并考察山川地形，以图复明。
康熙七年(1668)，他因山东“黄培诗案”株连入狱，幸经友人援救获释。清廷多次逼迫他参与纂修《明史》，都被他坚辞拒绝。他一生律己严格、品德高尚，处危地而无所惧，履逆境而不颓唐，虽无官职，却以天下为己任，“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顾炎武《秋雨》)，表现出纯洁高尚的爱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顾炎武学识渊博，注重实学，凡天文、地理、水土、兵农、典章等无不熟究，且着述宏富，特别是在汉学、音韵学、史学、文学诸方面显示出极深的造诣。他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长，现存各体诗412首。
他的治学主张与其政治主张一样，是“经世致用”，注重研究“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认为文学应该“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他反对一切阿谀、抄袭及应酬的无聊文字，认为“诗不必人人皆作”，“和韵最害人诗”，他提倡严肃的创作态度，认为“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他批评朋友的文字太过模拟，因此“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七)。
他的诗歌还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具有史诗般的特色，对清军的烧杀抢掠、对人民的无辜就死、对斗士的英勇壮烈以及对复明的满怀希望都在诗中表露无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是爱国的忠义志士，更是一位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学者。他突破了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局限，思想上闪烁着民主与进步的光辉。他反对脱离实际的钻故纸堆，认为那是“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与友人论学书》)，主张国君应“以公心待天下之人”(《郡县论》)。同代人沈德潜评其诗词是“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集》卷十一)。
2.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余姚(今属浙江)人。其父黄尊素为明东林党重要人物，因揭露魏忠贤罪恶而冤死狱中。黄宗羲受家庭影响，也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疾恶如仇。在与同志共同抗清失败后从事着述，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坚决不仕清廷，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
他与顾炎武一样，既是博识的学者，又是进步的思想家。他对经学、史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无所不通。他还在《明夷待访录》等书中鲜明地提出了具有民主思想的观点：“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揭露封建皇帝以天下为私产，“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取“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并“视为当然”。他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他还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表现出了反传统的进步思想，而且已经突破姓氏王朝的局限，而以天下苍生为念。他的主张言辞激烈却言之有物。他坚决反对空洞的说教而倡导治史，开浙东研史之风，成为清代史学之开山祖。他还竭尽全力为忠臣义士树碑立传，表彰和记录他们的壮烈行为。
他的诗歌成就不及散文，但对诗歌十分看重，认为“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所以他的诗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他的名着是《明夷待访录》，诗文集有《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南雷诗历》等。
3.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末举人。明亡举兵抗清，兵败后藏匿山中，脱险后逃回湖南。晚年隐居湘西石船山麓，专一着述，留有《王船山诗文集》、《姜斋诗话》等着作。
他与顾、黄二人一样，也是清初着名学者和卓越的思想家。他精于经学、史学和文学，在哲学上更是大胆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总结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先导之一。
王夫之认为“气”是世间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体，也就是说世界是物质的；又认为“器”是第一性的，先有“器”而后才有“道”，就是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因此，凡事要实践才可取得真知；并认为只有当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时才有天理可言。这些观点都反映出他具有反对虚伪的封建礼教、反对压抑人民正当物质需求的进步思想。
王夫之诗论强调“以意为主”，认为“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所谓“意”即真情实感，为获得真情实感必须有亲身的体验和感受，只有“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才能写出充满情趣和生命力的诗篇。
王夫之诗、词、文皆工。因为他生于屈原的故乡，对屈原的崇敬和学习使他也喜用香草美人来寄托情怀。他写了6组99首“落花诗”，以“红花”的“朱色”比喻朱明王朝，借咏花凭吊明王朝的灭亡，抒发自己的心志。另有一首《绝句》诗，借“草心不死”表达自己恢复故国的愿望：
“半岁青青半岁荒，高田草似下田荒。埋心不死留春色，且忍gāng罡风十夜霜。”
他的诗以反映抗清斗争内容的作品最有特色，如七绝《走笔赠刘生思肯》：
“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
4.屈大均
除上面提到的三位思想家兼诗人以外，其他遗民诗人还有很多，较着名的有屈大均(1629-1696)、阎尔梅(1603-1679)、杜濬(jùn)(同“浚”)(1611-1687)、钱澄之(1612-1693)、归庄(1613-1673)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屈大均。
屈大均是明遗民中的晚辈，明亡时他只有十几岁，但也积极参加了抗清的斗争。成年后，他一再为反清复明而努力，甚至参加过吴三桂的反清部队，但最终一切都令他失望，遂携眷归家，终不复出。
屈大均有多方面的才能，但以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与陈恭尹、梁佩兰一起合称“岭南三大家”。他诗法李白、杜甫，推崇屈原，甚至以屈原后代自居。他的诗作想像丰富、气魄宏大、词采新奇、感情强烈，确有李白之风，达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同时，诗中充满强烈的故国之思和对英雄的崇拜，借以表达自己忠贞爱国、不屈服于侵略者的赤子之心。他的诗文在雍正、乾隆两朝都被列为禁书，但在群众中却广为流传。王瑛在《岭南三大家诗序》一书中称屈大均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鳖。”
(二)清初其他诗人诗歌
清初除遗民诗人外的其他诗人亦取得了不小的诗歌成就，其重要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和王士禛等人。
1.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才学卓着，明末已负盛名，成为文坛领袖。他思想复杂多变，曾先献媚于明廷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后又降迎清兵，屈节仕清，其行为多被世人非议。但他主张诗歌应“发自肺腑”，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同时也对反复古派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文学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他的诗中有对故国的怀念、对明王朝的讽刺、对清廷的不满和自己内心的感悟，诗文雄奇诡异、辞藻华丽、用典精当、技巧纯熟，不能否认有不少好诗。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创作了大量长篇巨制诗和大型组诗，如《后秋兴》就是大型七律组诗，8首一组，共13组，共同组成一个庞大有机的诗歌整体，显示出作者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造诣。他的诗歌影响很大，不少人追随学习，形成以他为代表的“虞山诗派”。该派认为，性情应先于诗歌的形式，强调变化而又借鉴古人，主张转益多师、兼取唐宋、广收博取、推陈出新，确立了清一代诗风。
2.吴伟业
吴伟业(1609-1672)是清初与钱谦益并称的一代诗雄，他与钱谦益一样，也是后来被迫仕清的明末降臣。对于屈节仕清，他自认是“误尽平生”的憾事，因而在诗中多有表述，痛苦终生。他的诗作极多，有1000多首，且音韵流畅、情致悠然、内容丰富、寓意深刻。
其中有反映民间现实生活疾苦的，有写史的，也有借事讽喻的，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明末清初社会的状况，因而有一定价值。《临江参军行》、《琵琶行》、《松山哀》、《圆圆曲》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圆圆曲》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而fēi蜚声文坛，是继白居易《长恨歌》之后最值得注意的七言歌行体长诗之一。
《圆圆曲》的不胫而走，不仅是由于诗歌语言的奇丽委婉和其中打动人心的绵绵柔情，更由于它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和人生伦理的深层思考。吴三桂为抢夺陈圆圆致使全家人横遭杀戮，是耶？非耶？作者对此虽然暗含着讽刺但没有妄加指责，却倾全力描写了陈圆圆的美丽和吴三桂对陈圆圆的执着。诗中无疑流露出作者对陈圆圆一类弱小人物命运的关切和同情。
吴伟业的歌行体诗被称为“梅村体”，其模仿追随者被称为“梅村派”或“娄东派”，与“虞山派”相对立。此派诗歌以宗唐为主，风格华艳，多以人物或历史情节的发展为主线，结构曲折，感情跌宕，极富传奇色彩，把古代叙事诗歌的水平又推向新的高峰，对后世叙事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
3.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是继钱谦益、吴伟业之后清初文坛的领袖，是诗论中“神韵派”的倡导者。他认为诗作应“神韵天然”，达到“得意忘言之妙”。他反对墨守盛唐或弃唐宗宋的做法，而把“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作为诗歌的最高境界(见张宗楠辑《带经堂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