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白描般自然清新的语言在以前的文人诗歌中从未出现过，所以令人耳目一新。诚然，劳动是辛苦的，生活也是艰苦的，这在诗中也有表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chán廛。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但是，这劳动是生活所必需的，“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能对劳动的意义有如此认识，在那个时代实属不易。在劳动中他与下层人民沟通了感情，“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当然，陶渊明并不是真正的农民，他的朋友多为文人和小官吏，他常与这样的文人朋友们谈古论今、说文解字，“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所以，他的所想所愿较一般农民更为远大深刻。他的《桃花源诗并记》正是他最高理想的反映。在“桃花源”的社会中，人人劳动，自给自足，“……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桃花源”中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也没有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这里的人们都自然而幸福地生活着。这时的陶渊明想到的不仅是自己的温饱，而是更多农民甚或是普天下所有人的幸福。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花源，是诗人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也是其田园诗内容的不断提升。他设想“桃花源”社会的时间比英国人莫尔在1516年提出“乌托邦”社会理想要早1100多年。
他的咏怀诗最着名的是《饮酒》、《拟古》、《杂言》等组诗。而咏史诗则是借助古人古事以抒怀，如《咏贫士》、《读山海经》等。此二类诗或抒发个人感情心志，或以古喻今来说明道理，多是围绕出仕与归隐这个主题。诗中反映出作者心中的矛盾与苦闷。事实上，他并非不想做官，只是无法忍受官场的环境，所以大志难酬，只能在诗中发出嗟叹，如：“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可见，他虽然归隐，但对世事并未淡忘，所以才会在冷峻平淡的诗风中忽然爆发出“金刚怒目式”的语言：“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读山海经》其十)。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他的行役诗都是宦游时期的作品，对行役的辛苦和官场的难耐表示厌恶，反复诉说归隐的念头和决心。对失去自由的感慨与无奈是此类诗的基调。
他的赠答诗则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深厚情谊，体现了中国人际关系的传统美德，如“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
陶渊明的哲理诗可以归入东晋玄言诗的范畴，但他能将生活中的实际体会上升到哲理高度，而不是一味空谈，较其他人的哲理诗要高出一筹，如“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毋庸讳言，陶渊明诗中也有不少明哲保身、远嫌避祸、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但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归隐文人来说，不能苛求太多。
(三)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
陶渊明作为一位归隐田园、志高旨远而又关心国家民众命运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内容不同凡响，这决定了其艺术手法也别具特色。综合起来，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自然，抱朴含真。崇尚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生活的旨趣，也是其诗歌艺术的基本特色。他淡泊了名利之心，作诗不为沽名钓誉，只是有感即发而已，心想笔写，毫不矫揉造作。因而读其诗如见其人，坦诚而自谦，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澜，没有先声夺人的气势，没有激昂雄辩的力量，没有威武轩昂的气象。诗歌节奏舒缓沉稳，语气平易可亲，不刻意曲折的结构，不追求刺激和新奇，唯有真实心情的流露。但陶诗的平淡自然并不是平淡无味，恰恰是于平淡中见真情，于生活中见真理，是经过高度概括和锤炼的生活语言的再现。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一字难易。在平淡自然中脱去了世俗社会的一切虚伪，显露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真我”，“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平淡中寓深义，浅显中蕴哲理，是前人难以达到的超然境界，也正是陶诗的高人之处。
(2)情、景、事、理浑然一体。陶诗很难分清何处是在写景或写人或写心情。他随笔所至，将看到想到的自然流于笔下，发于事，形于景，源于情，归于理，将主观与客观、形象与理念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浑然天成，不露痕迹，达到物与我的统一、情与理的统一、平淡与醇美的统一。
(3)巧妙利用意象。陶诗中的青松、秋菊、孤云、归鸟体现了陶渊明自身的性格，又通过它们表现了正直文人清高孤傲的品质，对它们的歌颂胜于直白心迹的表露。特别是菊花，几乎成为陶渊明的化身，也成为不甘媚俗的文人心中的圣花。这些意象的使用既是情又是景，巧妙地穿插在诗歌之中，凸现出诗人的主观感情和个性，成为陶诗的艺术特色之一。这些意象经过后人的反复学习和使用，已经具有了相对固定的内在含义，可以帮助后世诗人得心应手地建造自己的诗歌大厦，这也是陶渊明对诗歌的贡献。
(四)陶渊明及其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出现打破了玄言诗长时间的统治地位，给诗坛带来了新的生气。他发扬建安精神，继承阮籍、左思的传统，更独创了田园诗的新题材、新风格。陶诗的清新质朴、平淡自然，而又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为诗歌创作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诗歌之外，他的高尚品德也给后世进步思想家和文人作出了榜样。他蔑视权贵，安贫乐道，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不肯改变自己热爱自然真美的本性去媚俗，他“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和人民亲密相处，成为受到人民热爱的诗人。
由于陶渊明的独特经历和诗歌风格与其他诗作家截然不同，因而能独树一帜，在文学史上享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陶渊明的名字和诗歌成为中国正直文人精神上的一个归宿、一个寄托、一种安慰。每逢文人失意或仕途坎坷之时，他们总会想起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价值和力量，寻找新的人生道路。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莫不如此。“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了中国正直文人精神世界的堡垒，而平淡自然的诗风也成为诗歌艺术纯熟至高的境地。
陶渊明幻想和设计的“桃花源”式的美好社会是封建时代人民所能想到的最高理想社会。陶渊明将其以美好的诗歌和短文形式提出来，叙述简洁、意境美好、语言浅显，以至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各阶层人士长期以来为之奋斗和追求的共同目标。这说明，陶渊明不仅是一个文人，还是一个思想家。他虽然归隐，却并不脱离现实；他关心时世，关心人民，不求做神，而只想做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理想成为无数人的理想，千百年来鼓舞激励着人们为之努力和献身。这一远高于诗歌本身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陶渊明作品补充阅读
《归园田居》(其一、其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移居二首》(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杂诗》(其二)：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中夜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读山海经》(其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栽欣载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miǎn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qì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xiù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yì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hé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第三节南北朝诗歌
一、南北朝乐府民歌
东晋结束以后，中国进入了南北朝分裂的时期。北方经济文化落后于南方，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在这一时期，民歌又焕发出了奇异的光彩，打破了东晋文坛死气沉沉的局面，使诗歌创作再现生机。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诗经》和汉代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是我国诗歌特别是民歌的又一次较大发展。这些诗歌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创造了新的艺术风格。南北朝乐府民歌与汉乐府民歌一样，通常比较短小，但手法上汉乐府民歌叙事多于抒情，而南北朝民歌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与北朝虽然在时间上属于同一时代，但由于长期的分峙和各自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背景，加上北朝鲜卑贵族统治的民族影响，使南北朝各自的民歌呈现出不同的情调和风格。《乐府诗集》中有“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的说法(见卷六十一引用《宋书·乐志》语)。
这指的是，南朝民歌中多爱情生活的主题，风格清丽缠绵；北朝民歌则更多反映动乱不安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生活习俗，风格粗犷豪放。南朝民歌中的《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木兰诗》是各自最优秀的代表作。
(一)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和汉代一样也设有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而后配乐演唱。但汉代统治者采集民歌有“观风俗”、“行乐教”的目的，而南朝统治者则不然，他们是腐朽透顶的士族地主阶级，采诗的目的纯粹为了自己的娱乐和享受。因此，他们只喜欢民间的风情小调、情歌艳曲，对揭露社会黑暗现实和反抗阶级剥削压迫的诗歌一概排斥。所以，南朝乐府诗歌中保留至今的作品几乎全是情歌，其中有不少出自妓女婢妾之口，格调低下，甚至含有色情的成分。可以肯定地说，这绝不是当时民歌的全部，甚或不是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留至今的南朝乐府民歌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与汉乐府相比。尽管如此，南朝民歌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特别是在婚姻、爱情等问题上，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因而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
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保留在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中，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两类，前者有326首，后者有142首。
吴声歌也称吴歌，产于以当时首都建业(今南京市)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商业繁荣地区。
其诗风艳丽柔弱、羞涩缠绵，反映出商业发达后给社会生活和家庭婚姻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如男子远出行商，夫妻自多离别之苦；男女长期不在一处，则感情易生变故，一方若有新欢，另一方必多猜疑怨恨；更有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因而出现了“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的状况。这些社会现象在南朝乐府诗歌中都有一定的反映。但诗歌中也有不少作品具有真诚的感情和反封建的意义，如“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读曲歌》)，写出了爱情的欢乐；“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子夜歌》)，写出了女子对爱情的忠贞和男子对爱情的游移；“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腰绳，自经屏风里”(《华山畿》)，写出了女子为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所做的斗争和不幸结局。现存吴声歌以《子夜歌》(42首)、《子夜四时歌》(75首)、《华山畿》(25首)和《读曲歌》(89首)最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