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高山族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书写系统，因此没有任何以本民族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学界对高山族的研究，主要依据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作为参考依据。
有关高山族历史的记载，最早在公元3世纪，以三国孙吴太守沈莹所着《临海水土志》为标志。原书已佚，但有关文章却被载录在宋代李昉所编《太平御览》第七十八卷“东夷总叙”之中。学者认为这是记载高山族最古老的文献，反映了公元230年前后台湾的社会、地理情况。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名将陈第随福建都司沈有容赴台剿倭。陈第在台湾大员登陆后，亲赴台南至高雄一带平埔人聚居的部落，实地考察了其生产生活情况，写下了《东番记》，全文1400余字，记述台湾西部沿岸的平埔人的生活习俗与地理风光，为最早描绘平埔人生活的着作，被认为“实明代亲临本岛目击本岛情形所遗之最早文献”。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台湾政权几经交替，在政治及各种文化的冲击干涉之下，高山族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如汉文资料、西方人的旅台游记以及日本人的记录材料，都成为研究高山族早期社会生活、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丰富资源和重要史料。
一、荷据台湾时期（1624~1662年）
荷兰占据台湾主要是为其经济上的利益，同时，基督教也在台湾传播。当时的传教士为向平埔人传教，常与当地土着居民接触，深入观察他们的生活及文化，并留下文字记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略记》。
《台湾略记》的作者是乔治·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写于1628年。
甘治士牧师是荷据台湾时期荷兰改革宗教会派驻台湾的第一位宣道师，他在1627年到达台湾之后不久就进入新港社与平埔人当中的西拉雅人同住，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与观察，于1628年12月27日写下这篇西拉雅民族志。虽然此前已有《临海水土志》《东番记》或荷兰人写的《萧垄城记》，但对其更详尽的记录应推甘治士牧师的这部报告书。
《台湾略记》记录了台湾岛的地理位置、部落的名称与位置、岛民的性格与生活方式、粮食的栽种与收成、酒类的制作、妇女的工作内容、男性的狩猎与方法、部落间的战争与猎首、部落的统治组织与头目的职责、社会风俗、婚礼进行的过程、妇女怀胎的限制、婚姻的义务与责任、住屋的安排、节气、葬礼的习俗、宗教信仰与神话、女祭司（Inibs）在祭典当中的职务等。在这些记述的内容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高山族的堕胎习俗。孟德斯鸠的《法意》（The Spirit of Law）与玛尔撒斯《人口论》（On the Population）都曾引用《台湾略记》当中西拉雅族的堕胎风俗来做为他们理论的佐证。《台湾略记》的英译文收于甘为霖牧师（William Campbell）的《荷兰统治下的台湾》（Formosa Under the Dutch）一书中。
二、清代统治时期（1683~1894年）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台湾厦门道。1697年，福建当局为采硫矿，派遣郁永河来台采硫，郁永河返乡后将此次游历台湾的经验写成《裨海纪游》，被誉为“台湾文学史上第一本游记文学”。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政府统治台湾38年之后，首次派出巡台御史考察台湾吏治得失及民情。在诸任巡台御史中，黄叔璥写成《番俗六考》，满人六十七绘制《番社采风图》，成为今天我们了解清代平埔人社会生活的珍贵文献记录。
（一）《番俗六考》
《番俗六考》，清人黄叔璥所着，书成稿于雍正二年（1724年），乾隆元年（1736年）刊行。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黄叔璥成为首任巡台御史，在台两年，完成近九万字的《台海使槎录》一书。全书共计八卷，卷一至卷四为《赤嵌笔谈》，搜罗整理出关于台湾历史、地理、海洋、气候、交通、物产、财税、武备、风俗、宗教、商贩等文献，以供施政参考。卷五至卷七为《番俗六考》，卷八为《番俗杂记》，为官方对平埔文化所做的第一次系统的调查及记录。
黄叔璥自言写作《番俗六考》的动机为：“番社不一，俗尚各殊，比而同之不可也。余撮其大要凡六：檄行南北两令，于各社风俗、歌谣，分类详注为番俗六考。”《番俗六考》记录北路（台南府城）以北的诸罗番十，南路凤山番三，计十三类群。所谓“六考”，系就各地番社之居处、饮食、衣饰、婚嫁、丧葬、器用六大事项分别加以考察而记载之，并附“番歌”于六大事项之后，是最早采录平埔歌谣的代表文献。
（二）《番社采风图》
《番社采风图》，清人六十七着，绘制于乾隆十年（1745年）。
乾隆九年（1744年），六十七奉命巡视台湾，在任3年，对府治附近的平埔文化极为关注，特别指派画工详绘平埔人和部分高山族的生活面貌，时任巡台御史的范咸在其所撰序文中提及，“……留意于绝俗殊风，既作台海采风图考，俾余跋其后，复就见闻所及，自黎人起居食息之微，以及耕凿之殊、礼让之兴，命工绘为图若干册，亦各有题词，以为之考”。
《番社采风图》包含一幅地图及描写平埔人社会与文化的“风俗图”17幅，“捕鱼”描写诸罗县目加溜湾、多咯嘓等社西拉雅人的两种捕鱼方式，一种用笱捕鱼，一种用弓箭射鱼；“捕鹿”描绘的是平埔人捕杀梅花鹿的场景；“猱采”描写麻豆、萧垅、目加溜湾等社八月采椰子和槟榔的情形；“种芋”描绘凤山县内山生番挖土种芋的场景，图中人物穿鹿皮衣，蓄“头陀式”发型，此为“生番”的象征，与一般所谓“熟番”的平埔人不同；“耕种”描写台湾县旧猴、罗汉门和新港等社汉化很深的平埔人从事水稻种植的情形；“刈禾”图题词云“七月收成”，属早占稻，稻禾杆高而柔，当时的平埔人均以手摘稻；“舂米”图中可看出平埔人没有复杂的碾米机器，只使用简单的木制杵臼，带穗而舂，其中舂米妇女衣着整齐；“糖”，糖即制糖的作坊，描绘了制糖的不同分工，同时，图中男子的穿扮均是汉人的特征；“织布”描绘平埔妇女织布的场景；“乘屋”，描绘的是平埔人特有的干栏式建筑，这些房舍不是垫高地基就是搭在木架上，图中众人合力抬起屋顶，状如履舟；“渡溪”，台湾南北大溪无数，溪面宽广，冬春浅涸，徒步可涉，夏秋则大水泛滥，此图描绘土官、通事乘竹筏渡溪，平埔人浮水推筏的情景；“游车”，平埔人无历法，三月花开为一年之始，当此时，族人便整理牛车，妇女盛装打扮，由未婚男性青年驱牛驾车游览美景；“迎妇”图描绘平埔人迎娶新妇的情景；“布床”则是指族人劳作时，在树枝间用布搭成布床，将幼儿放置其中酣睡；“守隘”描写接近“生番”的平埔村社编竹为栅环绕聚落周围，并派壮丁携带弓箭、长矛巡逻；“了望”，关于这个部分，六十七在其另一本专着《番社采风图考》中注释说，平埔人习惯在聚落外用竹木编架凉亭式的高耸望楼，当稻谷收成时，派遣未婚南男青年“麻达”日夜看守。“麻达”攀登望楼，远眺侦察，以防“生番”盗取稻谷。但本图所画稻禾似刚插秧不久，题词只说“防禾稻”，未提及收成，与《番社采风图考》说法略有出入。本图前景两位少年，其一鼻孔前有一长竹管，即是“鼻萧”，“麻达”夜间吹箫，游走于村社中，未婚少女听到乐声，如果喜欢就招来同寝；“社师”，“社师”指平埔村社教导平埔儿童读写汉字的教师，本图描绘了背立于社师桌前的平埔幼童在进行背诵的考试。
总体而言，清人文献对高山族的记述主要是地方志、游记、杂记等。所记对象以平埔人居多。清代末年，平埔人深濡汉俗，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均与汉人无异。因此，这些文献为今人复原18世纪平埔社会的风貌提供了参考依据。
（三）《福尔摩沙及其住民》
《福尔摩沙及其住民》一书由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史蒂瑞(Joseph Steere)所着，成书于19世纪70年代，2002年由李壬癸编辑，由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
1873年，史蒂瑞勘查台湾，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记录高山族的语言文化。先后走访了以下五个族群：日月潭的水社（邵人）、埔里的埔社（乌牛栏的巴则海人）、雾社的“生番”（赛德克人）、再走访内社和大社（巴则海人），最后才到南部的冈仔林（西拉雅人）、万金庄（西拉雅人）、“傀儡番”（排湾人）。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史蒂瑞走访邵人、巴则海人、赛德克人、西拉雅人及排湾人的详实记录。具体描绘了当地的风俗、生态、住屋、服饰、刺青、猎首、去齿、语言、音乐等，为消失中的高山族传统文化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生命图像。另一方面，他力图追溯南岛民族的来源，从偏远山区的八旬老妪口中记录一百多个西拉雅语词汇。此外，史蒂瑞对于岛上随处可见的福佬人、客家人以及各地的交通状况、城镇、族群关系、习俗、营生方式等也有描述。
史蒂瑞返国途中还特别前往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查阅到大量与“福尔摩沙”相关的文献。在浩繁书帙间，他搜寻到17世纪的荷兰牧师甘治士、苏格兰旅人莱特、18世纪的传奇冒险家贝尼奥斯基伯爵以及19世纪的“安妮号事件”罹难者金理、史温侯领事等人所写下的探险纪事、狱中日记，很多都是今日难以窥见的史料。史蒂瑞将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综合，并增加了他本人在台湾的亲见亲闻，以此构成本书的第二部分。
史蒂瑞在书中的叙述和描述具体细腻，这些翔实的记录有助于今人了解19世纪下半叶日本人侵占台湾之前的高山族社会的实际状况，对台湾的史学、人类学、博物学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日据时期（1895~1945年）
清朝统一台湾后，其吏治有效统治范围集中在西部与北部平原的平埔人地区，但从未对平埔人社会文化作过系统性调查，更遑论僻居崇山峻岭的高山族。1895年以后，日本侵占台湾，为在高山族社会建立殖民统治和掠夺山地资源，多次展开对平埔人和高山族的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和风俗调查。
日据时期对高山族的调查研究，领域涉及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物质、民族学、心理学等方面。这些研究，有的是基于政权法制的要求，也有的是纯学术意义上的探讨勘查。其研究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东京人类学会”在台拓展期（1896~1909年）
本阶段的研究是人类学在日本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当时广义的人类学刚成立为独立的一门学科，1884年，日本成立“东京人类学会”，以东京大学的人类学教室为中心，定期举办学术讨论会、田野调查、发行刊物，大力鼓吹人类学的研究。1895年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高山族的人种、语言、体质、风俗习惯等立刻成为该学会探讨的主要对象之一。来台会员的采集通信录，陆续刊登于《东京人类学会杂志》《民族学研究》《蕃情会志》以及其他各种刊物上。初期的主要寄稿者有鸟居龙藏、伊能嘉矩和森丑之助等人，他们通过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留下了研究高山族的着作。下面简要介绍部分代表作。
1.《台湾蕃人事情》。伊能嘉矩、粟野传之丞合着，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出版。本书是台湾史学开创者伊能嘉矩与粟野传之丞合作完成的着作，原是其在台湾经过192天的蕃界调查所发表的《台湾蕃人事情复命书》报告，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三月，由总督府民政部以《台湾蕃人事情》为书名出版。
《台湾蕃人事情》分为“蕃俗志”“蕃语志”“地方志”“沿革志”及“结论”共五篇。“蕃俗志”就是民族志，记述高山族的地理分布、族称、部落名称、户口人数、社会组织、习俗、生业等。伊能依据语言、风俗习惯异同的观察，打破以往笼统的生熟番的划分，将高山族分成八类，其中再把平埔人细分为10个族群，即马卡道（Makatao）、西拉雅（Siraya）、鲁罗阿（Lloa）、猫雾捒（Poavosa）、阿里坤（Arikun）、巴布兰（Vupuran）、巴则海（Pazzehe）、道卡斯（Taokas）、凯达格兰（Ketanganan）及噶玛兰（Kuvalan）。
此外，伊能用近代学术手段详细记录了平埔人的生活，这些研究成果以《台湾通信》的方式陆续寄往《东京人类学会杂志》发表。关于台湾北部、东北部平埔人的先驱性踏查记录，出现在第8、10、11、12、15、18、19、20、23、24、25、26、28等共十三回的台湾通信稿中，经杨南郡先生译注，以《平埔族调查旅行——伊能嘉矩〈台湾通信〉选集》为题出版。其余的各回通信稿，是关于高山族的踏查记录，部分涉及有关汉人与平埔人习俗比较的专题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