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山境内的“三山”群峰高耸入云，“两江”河谷深深割切，因纬度的差异，南段温热，北段凉爽，但从谷底到山顶，由于海拔高度相差大，气候又呈垂直变化，分别有高山的寒冷，半山的寒温，温带和河谷的亚热带四种风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山有四季”。复杂的气候地貌条件使得种类繁多的动物、植物都能在这里应运而生。贡山一向被动植物学家们誉为动植物的基因库，这里原始林海莽莽，浩瀚无边，林间栖息着数不清的珍禽异兽。据不完全统计，自治县境内有各种兽类120多种，爬行类动物30种，两栖类动物30种，鱼类近40种。其中的熊猴、戴帽叶猴、云豹、金钱豹、印支虎、羚牛、羚羊、赤斑羚等13种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动物；鸟类有近300种，其中有黑鹇、白尾红梢红雉、灰腹角雉、红腹角雉、金雕、太阳鸟6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贡山还是植物的王国，自治县境内生长有高等植物200多科，600多属，近3000种。其中秃杉、树蕨、贡山三尖杉、澜沧黄杉、大树杜鹃、董棕和光叶珙桐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秃杉为台湾杉属，它只有两种：一种分布在台湾省的阿里山区，另一种分布在高黎贡山的植物群里。秃杉树形挺拔，木质呈红色，纹理细致，是世界上稀有珍贵、濒临灭绝的古老树种。树蕨，人们称它是“活化石”，也生长在独龙江河谷的亚热带阔叶林带。如果说“三江并流”区域是中国生物基因库的王宫，那么，贡山完全可称得上是王宫里光彩夺目的王冠了。
贡山还是云南药材王冠上一颗璀璨的宝石。野生中药材品种和动物体内药物共有一百多种，其中名贵中草药有虫草、胡黄连、贝母、天麻、珠子参、茯苓、当归、贡山厚扑等，动物体内名贵药物有牛黄、麝香、鹿茸、熊胆等。这些药材中，有的能治疗风湿及关节炎，有的能治疗肺炎、神经衰弱和高血压，有的清热解毒、醒脑安神，有的是滋补人体的上等佳品。
贡山又是花卉的海洋。据不完全统计，自治县境内的花卉品种达250多种。中国特有的观赏树珙桐，就生长在高黎贡山、担当力卡山和碧罗雪山的山谷间。贡山还地处中国杜鹃花的起源和分布区的中心地带，杜鹃花的种类达80多种，它们有的高仅有几厘米，匍匐在岩石峭壁上，有的则高达十几米，挺拔在丛林之中，花色有红、紫、黄、白、粉红等。每逢花季来临，山野里成林成片，各色花族竞相争艳，姹紫嫣红。兰花，在贡山的品种也多达70余种，它们有混生在丛林灌木中的地生兰，有附生在乔木上的寄生兰。兰花自古就有“王者香”“天下第一香”的美名，贡山的贡山大雪兰、小雪兰、素馨兰、蝴蝶兰、珍珠兰、虎头兰等都是兰花中的上品。
贡山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有色金属有金、银、铅、锌、铝、铁、锡等，非金属矿有羊脂玉、云母、水晶石、绿柱石、大理石等。贡山降雨量充沛、挥发量少，纵贯南北的怒江、独龙江两江流域区内分布有大大小小数百条支流，人们形容贡山是“有村就有箐，无箐不淌水”。
独龙族的家乡生态环境优美，物种资源丰富，人文资源独特。这里有奔腾的江河，壮美的雪山雪峰、幽静神秘的高山湖泊、浩瀚无边的原始林海，有急流、飞瀑，有种类繁多的珍禽异兽，有绚丽多彩的鲜花，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淳朴善良的人们，是旅游观光、探险和科学考察的最佳去处。
第五节 历史沿革
西汉时期，汉武帝开发“西南夷”，设郡管辖，贡山属越西郡的边界地区。唐代南诏王阁罗凤在云南建立地方政权，贡山属剑川节度。公元937年以后，宋大理国取代了南诏政权，贡山归谋统郡管辖地。
元代在云南设立中书省，下设路、州、县，贡山属临西县，隶属丽江路。明王朝建立以后，沿袭并发展了历代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和元代实行的土官制度，推行土司制度。
公元14世纪，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后，贡山被纳入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下属的维西康普土千总喃文俊禾娘、叶枝土千总王北祥管辖，隶丽江军民府。
清时，改丽江军民府为丽江府，设维西厅，贡山属维西厅管辖的菖蒲桶区。清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木氏土司被“改土归流”，废土司府，设流官，但贡山菖蒲桶区仍由康普和维西土千总分段管辖。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云南地方政府派出“怒俅殖边队”武装开发边疆，于1912年，在贡山成立了“菖蒲桶行政委员会公署”，受兰坪营盘街“殖边总局”管辖。
1933年，“菖蒲桶行政委员会公署”改为“贡山设治局”，隶属丽江行政专员公署，逐渐发展成县一级的行政机构。
1950年4月，改贡山政务委员会为“贡山县人民政府”，和耕任县长，县城迁丹当，属丽江专区行署。从此，贡山正式称“县”。
1954年8月怒江傈僳族自治区（1956年改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建立后，贡山为怒江州管辖。
1956年10月1日，成立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城设丹当。
第六节 河谷风云——贡山的解放
独龙族历史上长期遭受封建土司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到了近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又侵入到了独龙族的家园。为了民族生存、自由和反对侵略，独龙族联合兄弟民族，多次发起过反抗封建土司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暴斗争。
一、反抗封建土司的斗争
清嘉庆元年（1796年），笃信佛教的康普女土千总禾娘为了给她早死的儿子“超度”“转生”，将其领地贡山北部和独龙江中上游地区赠给了西藏喇嘛寺，喇嘛寺通过门工（察瓦龙）土千总来收取“超度费”。贡山成了叶枝和西藏门工（察瓦龙）土千总分段管辖地。土千总对贡山“管民不管土”，通过各自委派的“伙头”“甲头”，每年按期向人们苛派贡赋，贡山各族人民除交纳名目繁多的贡赋外，还要给土司服无偿的劳役。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贡山各族人民每年担负各家土司的贡赋有：一是维西土千总的“俅贡”“怒贡”。户银一钱，黄蜡半斤、麻布一丈。所有贡物以黄蜡、黄连折合抵交。二是西藏喇嘛寺的“超度费”。黄连十二斤，麻布四丈五尺，麻布毯一床，刀子一把，麂皮一丈，背绳四根，酒四瓶（筒），鸡九支（只）。三是贡山菖蒲桶普化寺“香火钱粮”，每户粮食四升。
在这些封建土司的统治中，西藏门工（察瓦龙）土司压迫、掠夺独龙族人民时间最久，手段也最为残暴。自清嘉庆初年，西藏喇嘛寺取得贡山北部和独龙江中上游统治权后，门工土司就视独龙族居民为其农奴，除每年定期强征实物贡赋外，还同时兼做大宗的极不等价买卖，用以牛易人、掠人为奴等残酷手段欺凌百姓。每年十月秋粮收获季节，土千总就下达木刻指令，派出管事率背夫将盐巴、茶叶等货物送往独龙江各地，在收缴“超度费”的同时，强做交易，贷放盐巴、茶叶债，待次年加倍来索取，无力交还的，就以人抵债，被拉去为奴。
西藏驻门工喇嘛寺神翁（土官）还经常带领兵丁到贡山北部丙中洛和独龙江一带山林打猎作乐，向当地独龙族、怒族群众强征“打猎口粮”，开始一户交粮一大木碗，后增加到一口袋，以至最后每户要付出一囤箩的粮食。当时，独龙族、怒族地区生产落后，收入微薄，群众本来就半饥不饱，哪应付得了如此变本加厉的盘剥？但是，谁违抗这些神翁，谁就要遭受土司兵的捆绑毒打，甚至是割耳、割舌、断足等酷刑。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相互串联，揭竿而起。
大约在19世纪初的一天，反抗斗争首先由独龙族村寨头人学弄·达巴、肯定丁桑、朵欧丁真三人，与丙中洛怒族头人皮久当马不、甲生甲耐格、贡卡贡米若等秘密聚会，商定了起义大计。起义时，独龙族和怒族起义队伍各几百人，结绳为期，沿独龙江、怒江北上向门工进发。出乎意料的是，怒族队伍首领把会师进攻的日子算错了一天，未能按期到达。为不贻误战机，独龙族队伍当机立断，立即向门工寺发起进攻。战斗中，土司兵和大小僧侣闻风而逃，来不及逃脱的被起义的独龙族人民乱刀砍死。最后，起义群众用长藤条拴住寺庙柱子，几百人齐心协力将这座欺压和剥削独龙族人民的“魔窟”拉塌了。第二天，丙中洛的数百名怒族起义队伍也赶到了门工，两支队伍汇合，立即向另一个寺庙阿日寺发起攻击，并将这座寺庙彻底捣毁。两天后，两支起义队伍胜利返回各自家乡。这次独龙族、怒族联合反抗，沉重打击了西藏门工地区的封建土司、僧侣统治阶级，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藏喇嘛寺再也不敢到独龙江和丙中洛两地来收取“超度费”，独龙族和怒族人民争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宁日子。
20世纪初，西藏察瓦龙（门工）土司重新恢复了对独龙江和丙中洛两地的统治。1932年的一天，有个怒族农民到独龙江山林挖贝母，被土司管家遇见，遭一顿无理毒打。几个独龙族人上前劝阻，也被管家指使兵丁毒打一顿。消息传开，群情激愤，独龙族群众纷纷赶来支援怒族兄弟，愤怒的群众将土司管家及其兵丁捆吊在树上痛打，狠狠教训了这个骄横跋扈的家伙。管家被放走后，向土司诬告独龙族和怒族联合起来反抗土司。于是土司下令加重税收，以示惩戒，不仅养鸡、犬、牛、羊、猪要上税，连人的鼻子、耳朵也要上税。土司加税的木刻所到之处，更加激起了独龙族人民的怒火。
独龙族各个村寨立即串联起来抵制这种无理的要求，各村寨组织青壮年在独龙江上游通往察瓦龙的“迪斯柔”渡口，筑起石垒，砍断溜索，弯弓搭箭日夜监视土司兵。冬季高黎贡山大雪封山，交通被封锁，这时队伍暂时撤回，到第二年消雪开山，继续把守。如此坚持了三年，土司未能渡过独龙江一步。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彻底根除土司对独龙江的统治，但贪婪、残暴的土司慑于人民的反抗，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被迫取消了鸡、猪、牛、羊、鼻子、耳朵等荒唐无理的税收。
独龙族人口当时只有2000多人，而且还处于原始落后、弱小的社会，使用的也只是砍刀、弩箭、长矛等原始武器。面对的统治者封建土司，光兵源一项就超过独龙族的总人口，使用的都是钢枪、火枪，经济已经是农奴社会经济。在各方面条件相差极为悬殊的条件下，独龙族要彻底摆脱土司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清朝和民国时期，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封建农奴制政权，不仅对本地广大农奴实行野蛮、黑暗的统治，对邻近少数民族，也往往实行残酷的霸权统治。独龙族地处边远边疆，清朝和民国政权都不能对西藏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是独龙族长期遭受苦难的根本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和解放，西藏察瓦龙土司的势力才被彻底赶出了独龙江。土司政权也在后来的西藏民主改革中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二、白哈罗教案
白哈罗是贡山北部今丙中洛乡的一个村子名，位于怒江东岸、碧罗雪山脚下。“白哈罗教案”是由法国天主教神父任安收的罪恶活动引起的，当地怒、藏、独龙、傈僳等各族人民发动的一次驱逐洋教士的反帝斗争。
任安收1885年来到中国，先后在云南德钦先和西藏察瓦龙等地传教，因遭到当地喇嘛教及群众反对，一直站不住脚。1888年曾到过贡山丙中洛，同样被当地群众驱逐出境。1895年，任安收再次来到贡山，用送礼、交朋友的手段收买了丙中洛喇嘛寺（普化寺）的喇嘛，买下了白哈罗村的一块地皮修建教堂。短短几年，就建起了一座三坊法式大洋楼，接着又要圈占土地继续扩建，各族人民不断反对，冲突屡次发生。
1900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明文规定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传教权。任安收通过法国驻昆明领事馆，要求清廷派兵保护，清政府不敢不从，于1902年派出一哨（80人）官兵驻扎贡山，专门保护洋人传教。任安收有了清兵保护，更加为所欲为，禁止当地百姓信奉喇嘛教，诱骗和强迫人民信仰天主教，还规定，教徒与不信教的不许通婚，肆意挑拨群众关系。
任安收倚仗特权和清兵的保护，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不断占地，修起一处又一处的教堂。1907年又来到中丁村，不经中国政府同意，不顾当地人民反对，强行勘测，强令祖居当地的百姓迁居，准备在此修建更大的教堂，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愤慨。当时，有一个怒族青年，被任安收派到澜沧江边背东西，遇雪崩死亡，同伴们回来要求任安收给一点安葬费，任安收不但不给，反把群众骂了一顿，这更激起了群众的愤怒。
丙中洛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推选藏族青年高玛昂珠和怒族青年甲旺楚匹为首领，要求普化寺（喇嘛寺）大管事出面驱逐任安收。普化寺和天主教堂矛盾由来已久，在群众的支持和鼓舞下，喇嘛也勇敢地站了出来，一连向任安收下了三道驱逐令，但任安收有恃无恐，置之不理。
一天凌晨，200多名愤怒的怒、藏、独龙、傈僳等族群众冲进了白哈罗教堂，却没发现任安收，就一把火焚烧了白哈罗教堂。原来，任安收提前得到风声，在两名清兵的保护下，逃进了山林。第二天借雾罩钻出山林，溜到了迪麻洛河溜索渡口，守候在这里的甲旺楚匹发现了他，举起火枪瞄准射击，可惜火药被雨水淋湿打不响，任安收乘机掏出手枪杀害了甲旺楚匹，溜过迪麻洛河逃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