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今东乡族自治县相继属薛举和李轨割据政权。唐朝平定李轨后设立了河州，其范围与现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相当，东乡地区仍在河州枹罕县、大夏县境内。唐代宗初年，河州地区又被吐蕃贵族占领。80年之后，吐蕃大将尚延心以河州等地归降唐朝，唐朝政府仍以尚延心为河州等处都游击使。从唐末开设经五代直到宋代，河州的东乡地区仍在吐蕃势力管辖范围之内。宋初，河州的藏族贵族唃厮啰祖孙三代在东乡族地区统治了近百年。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唃厮啰之孙木征归附宋朝，河州的东乡各地始置于宋朝的统治之下，宋朝于此置熙河路，治所在狄道，指挥西北军事要务等。当金朝在我国北方地区兴起后，河州的东乡各地又为金朝所管理，属金朝的熙秦路，后又改隶临洮府，从而东乡地区又成为临洮府枹罕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设立了河州路，归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所辖，境内又下设了定羌、宁河、安乡三县，而东乡地区分属前述的三个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废宣慰使都元帅府，设河州卫后不久又改成了河州府。到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改为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属陕西都指挥司，此时的河州曾是该指挥使司的治所。明成化十年（1474年），河州直隶于临洮府。
在明代时期设立的河州卫，其辖境虽屡有变动，但与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辖境相比，实际上占地面积要大，包括了今青海省的循化县、贵德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临潭县等地。按当时人的习惯叫法，将河州卫的治辖以地理方位分称为东、南、西、北四乡，而所谓的“东乡”地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东乡族自治县，东乡族就是以东乡自治县的地理位置而命名的民族，其缘由就在于此。
清初期，当时的统治者沿袭了明代制定并实施的管理制度，河州地区仍设卫，属临洮府管辖，雍正时废卫后，归州县管辖。清乾隆初，河州又属兰州府。民国时期改河州为导河县时，东乡族自治县被分为导河县、和政县、宁定县和永靖县。
从历史上看，东乡地区历来是我国少数民族生息繁衍之地，同时也是一个经受长期战乱、争夺，复杂而重要的地带。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从此东乡族人民的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东乡族形成后主要聚居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即东乡族自治县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从临夏回族自治州来看又分成了4个民族乡，分别为广河县的阿力麻土东乡族乡、和政县的梁家寺东乡族乡、临夏县的安家坡东乡族乡和井沟东乡族乡。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外另有2个以东乡族为主的民族乡，即甘肃省玉门市小金湾东乡族民族乡和瓜州县七墩回族东乡族乡。
二、迁徙来的东乡族先民
东乡族先民从13世纪开始，在历经了中亚地区刀光剑影的战争洗礼后，经长途跋涉，辗转至中国的大西北。东乡族的先民们来到山大沟深、黄土覆盖、环境极其恶劣的今东乡族自治县后，经过长期艰难的辛勤劳作，殖垦了一片家园，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里奇迹般地生息下来，发展并演变成一个新的中国少数民族，表现出其固有的顽强生存能力、进取务实的精神和特有的民族性格。
1218年，由于成吉思汗派往西域进行贸易的穆斯林商队，在花剌子模的讹打剌城被守将所杀，这为蒙古人制造了西征的借口。1219年，成吉思汗越阿剌亦岭出征撒尔塔。在攻打花剌子模的过程中，蒙古军队消耗很大，兵源不足，于是每陷一城，都要将当地人编入军籍。如攻下费纳客忒，“那些刀下余生的庶民和工匠，蒙古人把他们虏掠而去，或者在军中（hashar）服役，或者从事他们的手工艺”。攻下不花剌后，“蒙古人把忽毡的青壮年编入军”。
蒙古人将征集来的壮丁组成的单独军队称为“签军”。如在攻打忽毡时，从讹答剌、不花剌、撒马尔罕及别的城市、村落，取得援军，这样，该地共集中了五万强征兵和两万蒙古兵，并派蒙古人中的将领和官员来监督。
在蒙古人的西征中，除了从西域各地大量的征兵外，成吉思汗还从中亚地区征集来大批工匠和有技艺的人。当时的花剌子模地区由于撒尔塔人经营有方，手工业十分发达，蒙古军攻陷的着名城市中就有许多手工业技艺领先的城市。譬如，讹答剌、毡的、费尔客忒、忽毡、不花剌、撒马尔罕及首都的玉龙杰赤等都是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城市，各种手工业生产者也很多。
从相关资料来看，蒙古军每攻陷一城，大量居民被杀，只留下工匠和其他有技艺的人。如攻陷撒马尔罕城后征集“工匠三万人”。当攻下玉龙杰赤后又从该地“徙其工匠十万于东方”，而这些工匠或随蒙古军服役，或被送至后方。关于蒙古军的西征，差不多同时代的志费尼说，蒙古人“把居民中的工匠瓜分，送往东方诸国。现在，那些国土内，很多地方还有花剌子模人在耕垦和居住”。
撒尔塔人是花剌子模国境内最主要的民族，在成吉思汗签发的当地士兵和被瓜分的工匠中，撒尔塔人的数量不少，他们是随着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来到今东乡族自治县并逐步定居于此的居民。据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以破竹之势统一了漠北，继而挥戈西征，在征服“撒尔塔”百姓过程中，集中了大量的工匠，攻下费纳客忒，乞降的前队被杀，后队被分配给百户、千户。工匠、手艺人被分配给各级官员并将剩下的部分年轻人编入军籍。1221年攻下哥疾宁时仅留下了工匠，其余皆被处死；在攻下撒马尔罕时有3万手艺人被瓜分；在攻下玉龙杰赤时徙其10万工匠于中国；攻下沙布尔时仅留下400工匠，其余被屠杀；在攻下马鲁后仅留下400工匠及部分童男童女。从以上记述可知有几十万穆斯林工匠被迫迁至中国。
成吉思汗“征撒尔塔兀勒百姓凡七年”后，于1225年回师蒙古地区，立即投入攻伐西夏及宋所属的河湟地区。在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大汗留兵夏王城，渡河攻积石州等地时，从西域随军迁来的大量工匠和军匠中的撒尔塔人则留居在今河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域，在包括了今东乡族自治县地区在内的宁河设置了工甲匠组织，归宁河工甲匠达鲁花赤管理。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十万大军南下攻打西夏。1227年“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误，应为三州）”，东乡周围地带成为当时的用兵重地。
在蒙哥汗时，为西控吐蕃，南征四川和大旦，蒙古军频繁活动于此，成为其屯兵重镇。1252年，“忽必烈次临洮”，驻兵于此，指挥南路大军以为取蜀之计。1253年，忽必烈再次率大军进入洮河一带。1254年，蒙哥汗会诸王于青海湖附近祭祀日月山（拉脊山）。
在蒙古军的这些活动中，由于部分是在今东乡族自治县域附近，部分是在河州、临洮等地，故东乡地区早已成为蒙古军活动的重要屯戍点。因此，在东乡族自治县域里留下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军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当然，河州也是东乡族先民们的主要活动区域。临洮也是东乡族先民们活动的重要地区，直到清同治年间，在今临洮县红旗乡的马家湾、楚布拉沟一带仍然居住着东乡族。后来，东乡族又从此地逐步迁至今东乡族自治县附近或其他地区。
在蒙古人留于东乡地区的军队中，大多属中亚签发来的撒尔塔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各族士兵，特别是在蒙古军中服役的工匠和来自中亚一带的有技艺的穆斯林，仅有少量的蒙古族将领。留于今东乡族自治县域附近的人，主要是成吉思汗时期留下的穆斯林，而部分则是在忽必烈时期留下的穆斯林。东乡族中有传说认为，成吉思汗所率的十万大军，基本上是从西域迁徙来的原班人马，像每次发生战争时充当先锋者就是探马赤军。据《元史》载“也罕的斤，匣剌鲁（哈鲁剌、葛逻禄）人，祖匣答尔密立斡思坚国（费尔干那附近的小城）哈剌鲁军三千来归于太祖，又献牛、羊、马以万计。以千户从征回回诸国……从攻临洮死焉”。1211年，当蒙古军出现在七河北部时，该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哈剌鲁的阿尔斯兰汗归顺了成吉思汗，被成吉思汗称为Sartagtai，即“撒尔塔民族的先人”。他的军队曾像回鹘军队一样，参加了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的战争。探马赤军是由西域诸部组成的，其主要任务是充当先锋，以避免蒙古族军队的过多伤亡。所以，蒙古军队所到之处，必有探马赤军为其充当前锋。成吉思汗在河州、临洮一带的用兵也不例外。探马赤军“在战事结束后驻扎镇戍于被征服地区”。据说，东乡族的先民——撒尔塔人正是如此被留在了东乡族地区。
在忽必烈的军队中也有不少来自中亚的士兵和工匠。由于蒙古族军队的将领实行的是世袭制，忽必烈的父亲拖雷亲随成吉思汗西征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成吉思汗班师后在分兵于诸子时就“从全部十二万九千蒙古正规军中，幼子拖雷得到了十万四千人”。譬如，《史集》说：凡是他（指成吉思汗）没有分配的军队，就全部处在拖雷汗的统辖之下。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拖雷汗在分兵于诸子的军队里大多都是西征期间从中亚一带掳来的众多中亚籍士兵和工匠。据说，忽必烈在1252年和1253年曾两次到达河州、临洮等地，并将此地作为屯兵重镇，由此也加强了镇戍力量而留下了一定数量的中亚撒尔塔士兵和工匠。从各种零星史料看，蒙古族军队在此以后屯戍于今东乡族自治县附近，并贯穿整个元代。中统二年（1261年），“蒙古主以甘肃等处新罹兵革，民务农安业者为戍兵所扰，派员抚之”，从而说明驻在此地的屯戍兵较多以至常常扰民而惊动皇上。若从时间上看，这些戍兵无疑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留。
元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的皇子忙哥剌被封为安西王时，统辖了今宁夏、陕西和甘肃等地。河州地区因为与吐蕃交界，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忙哥剌派十多万大军中的很多穆斯林屯住于今东乡族自治县域附近。史籍中就有“忙哥剌等率兵随西平王征吐蕃”的记载。在与吐蕃的战争中也促使忙哥剌必须重视河州地区，并很好地加以经略。忙哥剌所统军队是忽必烈给予的，其中就包括了中亚籍的士兵和工匠，并且数目不少。从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免甘肃回回屯戍于河西的回回，但与其毗邻的河州，即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屯戍者可能并不少见。从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又有“命陕西行署赈河州蒙古屯田卫士粮两月”的记载。直至元末明初，元政府仍派镇西武靖王卜纳喇驻守河州，所以在元代，河州、临洮地区是蒙古军的屯戍要塞。
由于撒尔塔人善于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并有着丰富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在农业灌溉方面积累了较为发达的实际经验，在土壤较为肥沃的河州、临洮一带的经济生产中，东乡族的先民们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河、洮河、大夏河和广通河流经的土地为他们经营农业提供了极大的有利条件。所以，东乡族的先民们比蒙古人更适合于屯田。对此，蒙古族学者早就十分清楚地作过论述。同样，在蒙古人那里也早就流传着一个会修水坝的能工巧匠——撒尔塔英雄的传说。他们把军中的撒尔塔士兵和工匠留在东乡族地带屯垦戍边，就一点也不奇怪。
东乡族的先民是从中亚等地迁移来的撒尔塔人。成吉思汗在“征撒尔塔兀勒儿的七年”中，将撒尔塔人的军匠、商人、工匠和传教士等陆续“签发”至华夏，并把部分迁到河州的东乡地带进行屯戍、做工。元初，在今东乡族自治县域的许多小地方随路建立了“诸色人匠”，像铁、银、毛、毡、皮、染等匠铺。据说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属宁河所辖的东乡地区集中了大量的铁匠、皮匠、编织匠、银匠、碗匠等，统归于宁河工匠达鲁花赤管理，并编制了“匠籍”。
在东乡族中，大多数工匠往往是集中居住，自连成片，像免古池、伊哈池、阿娄池、坎迟池、阿拉松池、托木池等遗址传及至今，仍然保存。像巴素池等地就曾经是镇守官们居住过而环境较好的地方。从今天东乡族生活的地名看，大量奇僻地名往往与中亚撒尔塔地方的地名、部落名等相对应。譬如，在东乡族自治县域就有甘土光、纳伦光、洒勒、库麦土、胡拉松、乃蛮、锁合土等地名分别与中亚的不花刺、撒马尔罕等地区的干土城、纳伦城、撒里普勒、土库曼、呼罗珊、乃蛮、锁合土等地名相同或相似。据《河州志》记载：“考奇名于地名，与大夏西西通。”至今在有些东乡族的家族中依然流传着其祖上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一带的说法。譬如，从东乡族的姓氏来看，其中姓马、买、牙、丁、胡、卡、妥、包、驼、旦、坡、巴、白、朱、仓、龙、固、康、肖、瓦、吃、色等异族姓者较多，他们自称为是从西域迁来的撒尔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