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精神文化
一、富有凝聚力、认同感、开放性和融合感
中国的村落社会，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一些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协力组织及其活动。东乡族村落由于地缘关系，亲族观念特别强，显示出很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构成了十分紧密的集体，因而组织、互助、协力成为代代相传的惯例。这种惯例的主要表现有：
婚丧大事的协力互助。东乡族村落中有结婚庆典时，村里各家各户都有出人力帮忙的习俗。婚事中操办帮忙事宜的由大家伍的长者出面组织，女的帮灶炸油馃、酥馓、馓子、酥盘（一个足有五六斤重的蒸馍），操办宴席，男的帮着宰牛羊、端盘子、砍柴、接待等，都有较细的分工，井井有条。处理丧事，主要由哲玛提出面组织。哲玛提是东乡族真正的民间行政单位，汉语译为教坊，以清真寺为中心，将周围事物、教民组成地缘性的宗教单位，具有民间行政单位的特点。哲玛提对团结本属成员有着巨大的内聚作用和强烈的向心力。它的地缘范围包括由宗亲组成的一个自然村或好几个自然村。哲玛提的头通常叫乡老，一般由大家推荐产生。乡老除了清真寺安排收集钱粮东西外，还可以在各村、各家伍调节纠纷，充当典卖土地房屋的契约公证人，安排、组织人员办理挖墓、抬埋、出殡等丧葬事宜。此外，哲玛提有人家遭灾遇难，乡老还负责安排各户支持钱物、周济扶贫等事宜。
修建房屋的协力互助。东乡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帮工互助的惯例，特别是打庄窠、筑围墙、盖房子时，全村劳动力都出动帮忙，甚至家里没有成年男劳力时，妇女孩子也来参加一些辅助劳动，房东依惯例供给帮工饭食。
耕种收庄稼打碾场时的换工互助也是遗留下来的协力习俗，另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协力组织，如在寺里和家中举办一些大型的宗教活动，宰牛羊念“亥亭”，做祀达哈，尔德节、古尔邦节、阿舒拉节的庆典活动等。村落和哲玛提在组织互助活动方面有习惯约束力，凡不参加各种协力帮工活动的人，往往受到全村人和哲玛提教民的谴责。
在东乡族中也有村落社会的民俗以它们独有的地缘特色不断向集镇渗透和转移的情况。由于社会交往扩大，东乡族小村落的村民向比较繁华的乡镇流入，村落社会的习俗进入集镇以后又变异成多种形式。在集镇中，乡土观念形成的老乡关系和新地缘观念形成的新邻里关系结合，发展成双重的或多重的观念，即由村到镇，乃至东乡族与汉族、回族杂居，同一村镇二者相安无事、互为邻里、团结融洽、和睦相处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村落社会习俗的传播与交流，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开放性和融合力。
二、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形态
东乡族属农业文化形态，黄河、洮河、大夏河环流周边，所居地区以高山峻岭为主，除小部分川地及高原外，余皆为山地。作为一个以农耕为本的民族，农业经济生产的知识与技能，以其土风乡俗的朴素特点传袭了数百年之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观察，东乡族村落在生产习俗上的保守性十分严重，那种千年如一的二牛抬杠及古老的农业工具犁铧至今尚在使用，田间作业方法上的习惯依然如故，这也是一种农业村落社会稳定的形态的反应。从中可见它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和重农、尚农习惯的恒久意识。
东乡族聚居地区冬长夏短，冬季严寒，夏季湿凉，无霜期短，日照丰富，降水量偏少，易发生干旱，再加上耕地分布在沟谷纵横的陡坡峭梁上，土壤多以大白土为主，渗漏严重，保墒性很差。清代康熙年间，知府王全臣曾有一诗概括东乡族地区的特点是“地脊苦贫民，气寒艰稼穑”。东乡族人注重实际，千百年来，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经过长期的摸索，逐步战胜了险恶的自然环境，发展了农业，致使“山高和尚头，沟深无不流”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良田，生长起了五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务实精神在东乡族中根深蒂固，有一句东乡农谚说：“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跟土地打交道，不付出辛勤的劳动，没有实打实的劲儿，想随便糊弄土地，就得不到好收成，就会丧失农耕这个财富的来源，就会饱受一年的冻馁之苦，这是东乡族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的一条朴实的真理。
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循环状况，以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示，东乡族很早就吸收了汉族的二十四节气和三伏、三九的农业时令文化，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把农业生产和物候、自然现象与气候的关系，归纳总结了很多适合本土本民族的农业谚语，一直流传和应用。东乡地处山区，气候、物候和作物分布情况各地不尽相同。清明时节，沿黄河、洮河、大夏河的川区已是杨柳吐绿、杏花盛开的春光景色，而在山区则仍是残冬景色。南北农业节令大不一样，川区时“七九麦子，八九豆”，而山区则是“清明后，快种豆”。因地制宜应用二十四节气，这正是东乡族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形态的反映之一。
一年中最重要而最关键的夏收时节，也是冰雹最多的季节，“龙口夺食，含糊不得”。上至七八十岁的老翁，下至四五岁的儿童，都要上地收麦子，加昼连夜，抢收抢运。此时的夜间，星空灿烂，悠扬的“了略”声此起彼伏，驱赶着袭人的睡意和如水的夜凉，把成捆的麦子、青稞、豆子运往场里，码成垛子。东乡族把打碾一般放在秋末冬初，所以场子里的麦垛子有自己的特点。圆形的大墩子，直径约四五步到八九步，麦捆子有一人半高，尖锥形的脊盖压青稞，垛背的最外层，则用青稞捆铺上去。青稞麦芒一律露在外边，东乡族把这种垛子叫“卜轰”，刚摞起来的“卜轰”，又高又大，像一座座闪闪发亮的金庙，很是壮观。这样在场里存放上两三个月，即使是碰到阴雨霏霏的雨季，“卜轰”里也滴水不渗，万无一失，这种农业技能，从中也折射出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形态。
重农先重肥。为了弥补肥源紧缺，除了土填茅厕、挖炕灰、勒圈粪之外，东乡族尚有一种独特的积肥方式，叫烧生灰，即烧荒积肥。每当秋后草干根枯之际，在长满草坝子的荒山野坡上，用铁锨挖荒坡，草坝子根须密集，翻过后让阳光晒上一秋一冬，来年春上，把草坝子垒成一人高，一二米的长堤，里面放空，然后在下端放点柴草，开始烧，直到燃透长堤，火势顺坡自下而上缓缓蔓延，荒山沟里炊烟袅袅，十天半月，经月不息。草坝烧成之后，再经几场大雨浇淋，土色变成红色，生灰便烧成了。一堆生灰可用两年。烧灰时，有时一家子干，有时也有几家合伙干，生灰对洋芋施肥追肥特好。这也说明东乡族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形态中的恒久意识，也不乏有因地制宜的变易观念。
由于地理环境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东乡族的文化兼有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互补特点，而以农耕文化为基础形态，但也有游牧文化开放性、流动性的文化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东乡族地区是最早出现民工潮的民族地区之一，他们不甘心深居偏远乡村，流动到各大中城市打工，在以汉族为主体的都市生活中，能因地制宜地变易观念，亦工亦农或是亦商亦农，及时对文化反差情形进行心理适应，通过寄钱、寄物、通信联络、节庆日回乡探亲，甚至回乡办厂等方法，有力地向偏僻的山寨传递都市文化和市场竞争意识。东乡地区气候干燥，高山峻岭，特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和与之相联系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东乡族坚强的意志、挺拔的精神、爽朗的性格，也给他们的文化带来了一种雄伟豪迈、清新自然、质实贞刚的格调，这是他们文化形态中最朴实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