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是甘肃省的三个特有民族之一。东乡族人口，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统计为513805人，现在已达70余万，临夏州有48万，而在1510平方公里的东乡族自治县就有24万人。其余东乡族人或集中或分散居住在新疆、青海、宁夏及甘肃兰州市等地。
东乡族是以地理方位命名的少数民族。在清康熙年间，以州城河州为中心，分出了东南西北四个乡，州城以东便称为“东乡”。
东乡族居住的东乡族自治县，四面环河，中间突兀，境内山岭重叠，沟壑纵横，被当地的东乡族民众称为“山高没顶子，沟深没底子”。东乡族自治县全境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以县城锁南坝镇为中心，自然地向四周放射出6条大梁，并夹杂着深不见底的6条大沟，像伞状分布开来，再从这些梁沟中分出几十条支岭和支沟，从而形成了一幅绵延不断而纵横交错的山峦景观。
东乡族民众长期居住在雄浑的黄土高原上，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独有的坚毅性格，质朴而刚强。他们的身躯像东乡地区的群山一样伟岸、苍劲、剽悍、粗犷，像一部历史珍藏下来的古书，厚重、旷达，沉淀着不尽的自然与生命的原生态意蕴，散发着朴素、真实的气味。
雄浑的山脉铸就了东乡民族坚韧不屈的品格，坚定、挺拔和顽强是东乡族的民族精神。他们大跨度地迁徙到了中国大地，而黄土高原则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13世纪从中亚的刀光剑影和战争硝烟中长途跋涉辗转而来的东乡族先民，在中国大西北的一角，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认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为生存而打拼，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艰难地垦殖劳作，奇迹般地生息下来，发展壮大。他们从贫穷到富裕，从落后到进步，从愚昧到文明，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艰难、坚定、壮烈。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迈着坚定不移的脚步不断走向辉煌。
新中国成立前，历代统治者对东乡地区“豆剖瓜分”，“分而治之”，人民生活很苦，“民犁龟背驼峰之间”。为改变生存条件，东乡族人民努力打拼。东乡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希望有一个团结和谐的生存环境。但是，历史上官府压迫、剥削，忍无可忍时，他们也会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清顺治五年（1648年），以东乡人闯塌天为首的东乡族和回族人民，响应丁国栋、米喇印反清斗争，攻下河州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义军到达东乡地区时，以马得明阿訇为首的东乡人民参加义军，撤房梁、扎筏子、运粮送水，支援起义部队渡河进攻兰州。清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东乡人民打响了河湟同治起义的第一枪。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东乡族起义军折桥营阻击清军，围攻河州城。在撒拉族、东乡族和回族人民的合力打击下，双城清军全军覆没。民国18年（1929年），东乡族参加了以马仲英为首的反对刘郁芬、赵席聘的斗争，东乡族起义军800多人在马八个、马撒哥带领下，在唐汪牛形山给刘郁芬的师长陈毓耀沉重打击。1942年，东乡族马穆哥等人带领东乡族人民参加了“甘南农民起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东乡族马和福、穆德彪、马泳、马锋等同志作出了积极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东乡族先民从中亚撒尔塔地方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华大地，就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祖国是东乡族的家园，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与族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爱祖国就是爱家乡，维护祖国的利益就是维护民族的利益。东乡人把爱国思想融入到自己的信仰之中，这是他们朴素的爱国理念，正如“圣训”所言：“爱国属于伊玛尼。”在太平盛世，他们只是默默耕耘，细心呵护。在关键时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勇敢地拿起武器为祖国献出一切，乃至生命。清同治年间，东乡族爱国英雄妥明在新疆英勇抗击阿古柏侵略军，可歌可泣；1900年，东乡族人马福寿和马忠孝统率千余东乡族士兵，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连敌酋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支勇敢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东乡族马长寿连长跟随马彪师长，挺进鲁豫皖，严惩日本侵略者；20世纪50年代初，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全县8万多人在“和平宣言”上签名，捐巨款、献大炮，数百名东乡族热血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前线，奋勇杀敌，表现了国际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自治县80%的党政一把手领导由东乡族公民担任。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东乡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们为提高生活质量而打拼，向贫困宣战，足迹遍及神州；他们修水利、战旱魔、搞绿化、挖公路、兴教育、经商务农，倾注心血，挥洒汗水，竭尽全力，靠努力奋斗，发展了本民族经济文化，民族精神又一次得到体现。
黄土高原上的东乡古韵可以告诉你，在这块热土上不仅有过拼搏、绞杀、屈辱和失败，同时也有过富裕和丰殷，奋斗和收获，严峻和温馨，粗犷和粗疏，多方面兼容的这一切无不凝聚了黄土高原的博大神秘和幽远深邃。
东乡族自称“撒尔塔”（Sarta）。历史上东乡族一般以“东乡回”或“回回”见称，但是，东乡族的族源和形成观点一度颇有分歧。有“蒙古人为主说”，有“多民族混合说”，有“色目人为主”说。“蒙古人为主说”多年来在史学界占据先入为主的优势。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对东乡族族源的观点逐渐趋于一致：东乡族是以撒尔塔人为主，与当地回、汉等民族逐渐融合而成的新民族。
撒尔塔原意为“商贾”。十二三世纪的撒尔塔是指定居于中亚一带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种人，主要是色目人、波斯人、突厥人等。《蒙古秘史》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征撒尔塔兀勒凡七年”，大量的撒尔塔人被编入军队或被签发东迁，屯戍临夏东乡地区。他们善于经商，被称为“斡脱商人”，足迹遍及中亚、西亚、中国西北各地。继粟特人之后，活跃在丝绸之路上。
明嘉靖本《河州志》记载，“考奇名于地志，与大夏而西通”，“黄河部落接康居”。东乡地区大量奇僻地名与撒尔塔地名部落相对应。如东乡地区的甘土光、纳伦光、萨勒、库麦土、胡拉松、乃忙等地名，分别与中亚干土城、纳伦城、撒里普勒、土库曼、呼罗珊、乃蛮相同或相似。这种对应的地名还有很多。
东乡地名中至今保留着许多以工匠命名的村庄。如免古池（银匠）、托木池（铁匠）、阿拉松赤（皮匠）、坎迟赤（麻匠）、阿娄赤（编织匠）、依哈赤（碗匠）、毛毛（毛皮业者）等，是为蒙古人服务的撒尔塔“诸色人匠”活动的历史遗迹。
在东乡达板、高山、龙泉、坪庄等地，有一些家族传说来自阿拉伯、波斯等中亚一带。由哈穆则和阿里阿塔率领的近50名传教者，去世后有15人葬于此地，墓地历历可数，至今常有人前往纪念。至今东乡族不乏有浓须、高鼻、蓝眼人，东乡人称之为“诺晃”。据对回、维吾尔、东乡、保安等族的血型研究和DNA遗传密码研究，东乡族的渊源与中亚民族相仿。
东乡地区的色彩是白的帽子、绿的盖头及黄色的崇山峻岭。登高远眺，清真寺和先贤墓星罗棋布，绵延天边。这里派别众多，门宦群集，最富中国色彩的门宦和最具改革思想的新教都在东乡会聚诞生。
东乡族信仰伊斯兰教，无论婚丧还是饮食、服饰等，无一不受伊斯兰教影响。关于风俗，有“近似回族”之说，但从人类学角度考察，仍有其显着的特点。食用的牛羊鸭等须念经人屠宰，禁食凶禽猛兽和自死物。鸡尾敬客，民族语言，更具特色。
元明时，东乡族妇女的服饰相当漂亮，大多数人的上身着圆领对襟绣花长袍，下穿绣花滚边套裤，足蹬高跟绣花鞋，头戴盖头。小女孩爱戴圆形折皱帽，帽沿一侧有小穗子。后来，东乡族服饰渐与西北回族相仿，简洁、朴素、大方。男子多穿长袍，束腰带，腰带上挂有腰刀、荷包、眼镜盒等。念经人多穿或白或黑的“仲拜”长衣。近年来，东乡族大都爱穿短衣，头戴平顶帽，分黑白两色，以白色为最多。
东乡族成年男子常以有一副漂亮的胡须而自豪。东乡族的婚俗也颇具特色。“阿哈交”（同宗祖)不通婚。娶亲是由双方德高望重的长者说“高比”（祝词），互致祝贺，表达心意。
“花儿”是东乡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几乎人人会唱。“花儿”音调高亢激越，自由奔放，表现了西北高原人民豪放剽悍的民族性格。
睿智勤劳的东乡人，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不仅自己得到生存繁衍，还在生产生活中为中华民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培育出了个大味美、皮薄肉厚、色泽艳亮的果中珍品大接杏；培育出了大个、面饱、淀粉量高、沙绵味佳而享誉陇原的东乡马铃薯；培育出了皮红肉厚、味麻浓香的大红袍花椒；擀制出了洁白、绵软、舒适、匀称、美观大方而享誉西北的东乡大绵毡；调制出了色香味美，肥而不腻，令人“过口”难忘，百吃不厌，享誉陇上，驰名西北的手抓羊肉。东乡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及特异的语言，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人文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多年的艰苦努力，东乡族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东乡族自治县，东乡族同其他民族一起兴修三塬电灌、塔山电灌、南阳渠、唐汪渠、达板渠、东干渠、王家水库，使数万亩干旱土地变成了水地。全县75%的农户都用上了电，乡乡通汽车，公路四通八达。30余处集市，激活了东乡族经济，使传统经营方式焕发出生机。近年来，东乡县工业异军突起，产值已经超过农业，发展势头强劲。
如今，生活在西北高原的东乡族人民守护着自己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正在努力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建设美好秀丽的新家园。昔日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今春潮滚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华民族全书·中国东乡族》是一部立意新颖、图文并茂，全面展示东乡族历史、文化风貌的介绍性读物。东乡族人民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淳厚的民俗风情，但是，由于相关问题研究欠缺、宣传不够而不为外界所详知，甚为遗憾。本书将东乡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成果奉献给读者，捧一册在手，可将东乡族的千古风云尽收眼底，对于彰显民族文明，振兴民族精神，推动民族的开放与发展，大有裨益。
马志勇
2010.10.18于临夏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