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传佛教与蒙藏关系
藏族称蒙古族为“霍尔”，但有时也用“霍尔”来统称北方民族。过去藏文史书对北方民族有所涉及，从元时起对蒙古族多有记载。元朝时，蒙、藏关系日益密切，到明末、清朝达到高潮。
（一）西藏归顺元朝
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是萨迦派第四代祖师，也是执掌萨迦政权的昆氏家族贝钦活布的长子。幼年从其三伯父萨迦派大师扎巴坚赞学法，从受近事戒，改名贡噶坚赞（庆喜幢）。后又拜1204年入藏的印度那烂陀寺寺主释迦室利为师，习佛教经论，受比丘戒，通达大、小五明，被称为萨迦“班智达”（大学者）。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任萨迦寺寺主。淳佑七年（1247年）与蒙古汗国宗王阔端会面，议定西藏各地方势力归顺蒙古政权的条件，并致书西藏僧俗领袖，陈述利害，劝说归顺，为西藏宗教领袖与蒙古王室建立政治联系的第一人，为进一步弘扬藏族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藏传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
一般认为，藏传佛教和蒙古文化的接触是在1026年。成吉思汗即位不久，即率军向信仰佛教的金国和西夏扩张，1026年成吉思汗攻破积石、西宁等州，对佛教等宗教采取普遍接纳的政策，于是甘、青藏族部落以及西藏的蔡巴噶举派首领便遣使向蒙古军“纳牧输诚”，蒙古和藏传佛教开始建立了政治上的关系。
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蒙古社会，还是要算124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派人入藏召请萨班（即萨班·贡噶坚赞），萨班带领其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至凉州。凉州会晤在解决西藏归属问题的同时，萨班也将佛法顺利地推向蒙古人。在给卫藏统治者的公开信中，萨班如是说：“大施主对我言：今我用世法来治理世界，汝用佛法来护持世界。”
萨班圆寂后，自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洛追坚赞起，萨迦的历代传人均为元室帝师。
八思巴时期，为顾全大局、保护民族文化，他努力说服忽必烈，采用较开明的宗教政策。后来，藏传佛教的其他派系也传入中原和蒙古地区，如噶玛噶举派的二传祖师噶玛巴就为元朝皇室所信奉，元宪宗还赐给他金边黑帽。该派的另一位活佛札巴僧格接受元朝皇室的红帽之赐，开创了噶玛噶举红帽系。从此，他们分别以黑帽噶举派和红帽噶举派而着称。八思巴还同其叔父萨班·贡噶坚赞先后说服元朝废除蒙古屠杀俘虏和以活人殉葬的丧葬制度。他也亲自为皇室成员灌顶，讲授经文，为太子真金讲授的《彰所知论》，已由藏文译成汉文，收入汉文《大藏经》里。他创制的41个蒙古新字（即通常说的八思巴文），不仅是记录蒙古语的符号系统，而且可用来“译成一切文字”。八思巴文颁布后，留下大量文献，对研究元朝汉语语音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八思巴在皇帝支持下，修建了萨迦南寺，其飞檐、斗拱、圆顶门洞、城堡型建筑等，吸收或参考了汉族宫殿寺宇的建筑形式。该寺收藏、积聚了大量的图书、文物、珍宝，成为当时藏族文化的中心，至今仍被誉称为“第二敦煌”。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流传很广。其密宗修持、瑜伽气功、经咒、造像和器皿等，不仅在宫廷和城市传播，也流入汉族民间和农村。忽必烈时的江南佛教首领杨琏真伽，在杭州灵隐飞来峰营造的石像，其中属萨迦派密宗的菩萨、天王、力士类的造像即达100多尊，成为现存藏密造像在江南最集中的地方。在北方、川西等地，遗留的元朝藏传佛教古迹更多。北京居庸关的云台，是藏族、汉族共同设计修造的，券门内壁的十方佛、千佛及券项5000曼陀罗等，均具有萨迦风格；内壁的藏文石刻，特别是藏文拼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更是元朝遗留的石刻精品。北京护国寺、白塔寺等处也有一些藏族文化古迹。
（三）藏传佛教在蒙古的第二次传播
藏传佛教第二次向蒙古方向传播，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那时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在青海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有了较多机会接触藏传佛教僧侣，由此新的传教高潮在蒙古人中掀起。15世纪初，藏传佛教领袖宗喀巴倡导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1547年，该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将索南嘉措迎至哲蚌寺，继承寺主职位，为制衡其他教派的限制与排斥，该派便向青海地区蒙古族军事力量求援。1578年，索南嘉措与俺答汗在青海会晤，索南嘉措被尊称为“圣识一切瓦济尔达赖喇嘛”，成为达赖喇嘛三世，尔后，索南嘉措通过在蒙古地区一系列的宗教与政治活动，扩大了格鲁派的影响，该派从此获得了蒙古人的支持，并迅速地在蒙古各部传播。在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旧城）修建了弘慈寺，这是蒙古地区的第一座格鲁派寺院，明末又在归化城修建了延寿寺、寿灵寺和庆缘寺，此城便成了明末清初蒙古地区传播黄教的中心。与此同时，俺答汗还从藏族地区邀请喇嘛到蒙古译经传法、亲自主持藏文《大藏经》的翻译。1582年俺答汗去世，遵照他生前愿望蒙古派使者再次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到青海。1586年，他抵达有蒙古人和藏族僧人共居的归化城，在此他给俺答汗所建的佛像开光。这时察哈尔万户的阿穆岱洪台吉邀请他入汗帐，他向阿穆岱洪台吉等宣讲了佛法，随后他行进至土默特右旗，在那里又为许多寺庙开光，由于索南嘉措辛勤传教，几年之内，绝大多数蒙古王公都信奉了藏传佛教，佛教深入蒙古地区。
四、藏族与门巴族、珞巴族之间的民族交往
（一）藏传佛教在门巴族、珞巴族地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对门巴族和珞巴族社会的影响深刻。在佛教未传入前，门巴族信仰的是原始宗教和苯教，门巴族地区没有寺院，没有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自从佛教传入门隅和墨脱后，一座座佛教寺庙相继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至民主改革前，门隅地区已有佛教寺庙近40座，墨脱地区也有大小寺庙及经堂近40座。门巴族地区佛教寺庙的大量兴建，无疑是藏传佛教传入的直接结果，也是门巴族宗教信仰受藏传佛教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最明显的标志。不仅如此，藏传佛教的宗教思想与观念已逐渐为门巴族所接受，已在他们的心灵上扎了根，并深刻影响了他们原有的宗教观念，或与其互融共存，或产生重大改变。佛祖菩萨成为他们信仰与崇拜的对象，极乐世界是他们向往与渴望的归宿。在门隅腹心地区，喇嘛的念经法事已逐渐取代了巫师的请灵跳鬼，藏传佛教已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渗透和影响到门巴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随着佛教寺院的建立，寺院有了频繁的宗教活动。门隅寺院的宗教活动与藏区相同教派的活动无大的差别，如达旺寺，便仿照拉萨的传昭大法会或其他法会形式进行。每年的主要活动有传大昭、慈尊佛圆寂灯节、宗喀巴圆寂灯节、集密佛金刚怖的修法仪式、送鬼法会等。墨脱寺院（庙）的宗教活动则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点，主要是吸收了原始宗教和苯教的某些神只、礼俗和仪式。如墨脱的主巴大法会，是墨脱各寺庙一年中最大的宗教活动，也是最隆重的宗教节日。寺院的这些宗教活动，对门巴族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为了生产的顺利和生活的平安，平时常到寺院转经拜佛，参加寺院的宗教活动。许多宗教活动已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的大型法事成为地区性甚至全民性的节日。
藏传佛教对珞巴族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洛珠嘉措和汤东杰波在珞瑜的传教活动对珞巴族的传统社会有一定的冲击。汤东杰波于7世纪在马尼岗和梅楚卡一带传教，为藏传佛教在珞瑜的传播开辟了道路。约在18世纪初，一部分门巴人和工布藏族迁往与梅楚卡相邻的白恰西绕地区。他们带去了藏传佛教信仰和门巴族、藏族文化，与珞巴族博嘎尔部落人和睦相处。白恰西绕地方原属工布则拉岗宗嘎尔恰豁卡管辖，1858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封给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父亲拉鲁·彭措才旺，并赐给了铁券文书。白恰西绕的群众信奉藏传佛教宁玛派，“语言文字、歌舞、戏剧、器乐、跳神等艺术，卜算、降神等宗教活动以及寺庙的铁棒喇嘛、领经、供养师的设置，各个地方的石板佛像、路完、佛塔等宗教设施等等均与西藏相同”。在处于珞巴族部落文化包围之中的白恰西绕竟出现了这番景象，可见藏族文化与珞巴族文化的交互影响和混融程度。
（二）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物质文化习俗交往
由于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长期有着紧密的交往和联系，这种交往和联系必然会对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在物质生活习俗和婚丧礼仪习俗等方面，三族交流广泛。在三族文化交流过程中，毛呢文化和棉麻文化产生了彼此吸收和互融的趋势。靠近藏区的珞巴族博嘎尔部落，以及与波密近邻的是米古巴、米新巴部落，便较多地受到了工布藏族服装的影响。而在门巴族地区，随着氆氇呢及其制作技术的传入，人们用氆氇呢裁制衣服已十分广泛。门隅门巴族人，尤其是勒布一带属上门隅的门巴族人，他们之所以接受和喜爱氆氇呢，主要在于氆氇呢保暖性能好，结实耐用，很适宜在冬季和高寒地带穿用，藏族的毛呢文化便自然融入了门巴族的棉麻文化体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