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考”是《古谢经》第一卷。全文共363行，不分节。“穆”系布依语第三土语的音译，义为“经”，“考”义为“头”，因此“穆考”即“头经”，也就是“第一段经文”的意思。按当地丧葬习俗，这段经文是布依族“布摩”在为死者举行超度仪式时在“灵房”小声念诵的，故又叫“密咒经”。经文叙述了布依族远古社会的生活状况。远古时代，世上没有发现火，人们过着群居的原始生活，人与人之间只有劳动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房子住，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后来经过辛勤的劳动创造，生活终于稳定下来。经文还叙述到了布依族与周边的各民族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逐渐发展到了商品生产，有了市场贸易等，后来又逐渐形成了丧葬习俗，死者的灵魂在“布摩”的指引下返回到祖宗的地方。
“穆近”是《古谢经》第五卷，也是这部经书最长的一卷。“穆近”是布依语义即“转场经”，是在布依族丧葬活动“走转场”的过程中念诵的。全文共847行，共分为16个小节，每小节均有标题。“转场”又称“走场”，是布依族丧葬活动中最隆重的一个仪式。届时，孝子们披麻戴孝，孝女、孝媳们身着古朴庄重的民族服装，挎着饭笼，戴着孝帕，在“布摩”的带领下围着固定的场地绕圈，也围着幡竿和祭祀用的牛转。“布摩”扛着神刀走在最前面，边转边念诵“转场经”。经文的内容有的陈述某种独特的礼仪、风俗，但更多的是追述祖先创业之艰辛，勉励后人要珍惜祖业、继承祖业、孝敬祖宗，有启示后人、承传家训的教育作用。最后一段比较特殊，仅在韦姓布依族举行丧葬活动时使用。
3.贵阳花溪区平桥村的摩经抄本文献——《牛经书》
贵阳郊区是布依族分布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由于距离汉文化中心地区较近，历来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程度都超过其他地区，因此，民间发现以汉字为载体的摩经抄本也比其他地区多，这些摩经主要用于为死者举行超度仪式的丧葬活动中，当地称这种活动为“砍牛”，在砍牛仪式上吟诵的摩经称为《牛经书》，实际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用于日常宗教活动的，如祈福、驱邪、禳灾等，《砍牛经》不过是经文的总称而已。
花溪平桥村的摩经抄本共3卷，154页。封面没有书名，每卷也没有总的标题。各卷内共含小节若干，如卷一有“捧亡难裙补棺木”“可埋拜彭”“可豪撒身”等6节；卷二含“惰台朝然”“墓告”“朝然”“惰台中字”“点主”“朝可床”“惰台墓当”等7节，其中“朝可床”又再分为“梁”“门”“梯”“统”“抵”“台”“字”“云”“山”“麻”“董”“妇”“棚”“杨”“歪”“隼”“隼乃”等17小节（原书亦称“卷”）；卷三含“当沽以漂潦”“遍老”“请多抵解傍”“分花”“发靷出丧”“遍老收拴”等6节。抄本用纸为当地自产的白绵纸，版式为自右向左正向竖排，版心为120毫米×130毫米，有单线版框，不分栏，每页12列，无列界，每列18个字，经文为韵文体，以五言句为主，并杂有少量三言、七言句式。经书在抄写时未加标点，后来为方便诵读才用圆圈等符号断句，所以句与句之间未留空间。经文字体为小楷，书法水平较高，各地布依族经文抄本中能达到与之同等书法水平的很少。抄本用字错误较多，比如布依语“母亲”一词，各地抄本均用“乜”字来记音，而花溪抄本摩经却多处错写为“也”。抄本前5页为阴阳（算命）先生测算时日吉凶的内容，第6页为本书目录，但一部分与正文中的实际内容不相符，如目录中所列标题有的在正文中找不到。抄本以注音和释义相结合，即一部分汉字是注布依语语音的，而另一小部分则是直接将布依语翻译成汉语的。如经文第一句“起到更酒更肉更饭罗”，其中的“到”“更”为注音，汉义分别为“来”“吃”，而“起”“肉”“酒”“饭”，均为释义。因此，只有对经文非常熟悉的经师“布摩”才能正确地解读。
贵阳市郊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瓦窑村和斗府村也分别发现各有一套摩经抄本，纸质、形制与花溪平桥村的抄本基本相同。
花溪摩经此前已整理出版（内部资料）过两个版本，一个是由班光瑶、孙朝定和赵焜搜集整理的竹林村《祭祀经》，刊载于1988年出版的《民族志资料汇编》第6集（布依族）（249~273页）。另一个版本是由韦廉舟、吴启录和赵焜搜集、整理和编译的花溪把火寨《牛经书》，登载于1984年由贵州省民研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65集（上、下）。但这三个版本在内容上都互不相同，各有详略。
4.罗甸县八总布依族摩经抄本——《砍牛经》
黔南是贵州省布依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但多数地区接受汉文化的程度较高，本民族文化的氛围不浓，母语已经丢失，多数人转用了汉语。如都匀市20多万布依族人口中，掌握本民族语言的人不足10%。独山县20多万布依族人口目前仍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也在50%以下。荔波和罗甸两县是布依族文化保存较完好的地区，民间流传的摩经抄本也比较多。如20世纪90年代由黎汝标、黄义仁搜集整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正式出版的《布依族古歌》中就有不少来自荔波民间的摩经抄本。
流传于贵州省罗甸县八总一带的布依族摩经抄本，当地称为《砍牛经》。经文为韵文体，绝大部分为五言句，杂有少量七言句以及其他句式。抄本用汉字记录当地布依语语音抄写经文装订而成，册页装，纸质为当地自产的白绵纸。八总《砍牛经》抄本共6卷（6本），每卷均用较厚的牛皮纸作封面，其中的三、四两卷的封面还用牛血浸泡过，具有防潮防蛀的功效。原始抄本的形制及版式不清，现流行的抄本成书于民国期间（20世纪40年代前后）。第一卷共47页，含“记板”“记然罕”“记庞记鸭”“来祖”“记交嘹”“记地科文”等6个小节。封面将各小节标题全部列出，没有总的名称。形制为长条形，版心规格为80毫米×125毫米，每页5列，每列2句，分上下2栏。第二卷共89页，无封面，长条形，版心规格与第一卷相同，但行距较小，每页7列，每列2句，亦分上下2栏，不分节。第三卷共72页，有封面，但标题字迹不清，形制为宽幅形，版心规格为135毫米×190毫米，每页10列，每列2句，亦分上下2栏，按内容不同分为若干小节，其中的“记地科文”一节与第一卷重复。第四卷共90页，形制与第三卷相同，版式也完全一样，无标题。第五卷共178页，封面题为“司禳暮汉皇江洞国或禳和求花”，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1~89页）为《安王与祖王》的又一个版本，经文中分别称为“汉皇”和“祖皇”，全文共1200多句（行），内容上比望谟版的《安王与祖王》要简略一些，但比贞丰岜浩版的《卡王》和纳禅版的《开书边》要详细得多。第二部分系各种驱邪禳灾仪式上吟诵的经文，共3节。第六卷名为：“唤栏鬼苾斋·诛旦科仪”，共64页，分6个小节，即“唤兰苾奈”“唤盎怀兰”“唤盎地三”“唤马”“唤七”和“唤怀兰”。“唤”即布依语“歌”的意思，“兰”即举行丧葬活动的人家，因此，本卷经文是在丧葬活动中吟唱的歌，其功能与贞丰岜浩村摩经中的“温”基本相同。经卷形制为长条形，规格尺寸与一、二卷相似，但版式略显凌乱，每页7~8列不等，每列字数也不一样，最多为17字，不分栏，也没有标点符号，断句处用红笔标上小红圈。罗甸八总摩经系多人誊写，因此，各卷之间的书法风格各有不同。
5.水城县金盆乡的波拉文版摩经抄本
贵州西北部六盘水市、毕节地区一带布依族分布相对分散，人口较少，有些乡镇仅有几百人，多的也不过一两千人。部分地区由于长期与汉族接触，对外主要以汉语作为交际工具，母语已濒临消亡，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仍发现有流传于民间的布依族摩经抄本。如毕节地区威宁、黔西、织金一带的布依族村寨中都发现有以汉字作为载体的摩经。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金盆乡金中村锁蒿寨的摩经抄本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本以波拉文为载体的布依族宗教文献。“波拉文”系由英国传教士SamuelPollard（中文名为柏格里）创制于1905年，20世纪上半叶在贵州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不仅在苗族基督教教徒内部使用，也传播到了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当中。布依族宗教人士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借用了这种文字抄写摩经。贵州省六盘水市民宗局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此书并复制存档，原抄本归还书主后即遗失。据书主介绍，原抄本所用纸质为白绵纸。仅一本，不分卷，册页装，正向竖排。原书封面无书名，正文无标题，当地人称为“白摩书”。该书用于各种祭礼活动和丧葬仪式，内容包含亲人对死者的思念、祝福，对各种鬼魅的诅咒，对死者灵魂返回祖先居地所历艰辛的叙述等。从复印件外观看，原书规格大约为240毫米×150毫米，版心为200毫米×120毫米。全书共135页，1~6页每页5列，不分栏，无标点符号，每行字数（音节数）不完全相同，多的有20字，少的只有3字。17页以后每页仅4列，分上下2栏，每行2句，每句一般5个字（即5个音节），多的有7~9个字。句与句之间无标点符号，间隔1个字左右，少数音节的右侧还有汉字注音。水城“白摩书”发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至今未加以整理翻译，除在少量着作中有些简单的介绍以外，目前尚无较深入全面的研究成果。
二、外来宗教及其文献
（一）佛教和道教及其文献
在布依族地区，佛教和道教都是外来宗教。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布依族当中没有完全笃信道教或佛教的。但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或宗教活动中，却随处可见这两种外来宗教的影子，尤其是道教。布依族受道教影响最明显的是“仙”这一概念的引入。布依族的宗教观中没有形成类似汉文化“天神”“玉皇大帝”的概念，因此，甚至引申为“天象”“气候”等。在部分布依族地区（包括部分布依族聚居地区），丧葬活动自始至终都完全采用道教的礼仪，诵经用汉语，并举行绕棺等道教特有的仪式。布依族的民族宗教——摩教中也融入了不少道教的成分，如在摩经中，还有彭祖、太上老君、张天师、八仙、灵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均来自道教。在摩教的仪式中，也有不少是来自道教的，如为超度亡灵而搭建的灵堂，其布局与道教基本相同，所绘制的“升天图”也与道教的相类似。当然，摩教吸收道教的成分也并非完全照搬。道教观念中的“仙”是一种超脱尘世，有神通变化，长生不死的人，而摩教中则认为是活着但灵魂可以自由进入阴阳世界的人，或通过超度进入了“旁仙”的亡灵。
在布依族地区民间，道教有不同于布依族摩经的典籍，主要用于丧葬或其他一些驱邪禳灾的仪式上。
与道教相比，佛教对布依族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深刻。佛教大约在唐代传入贵州北部，明代逐步渗透到贵州中部和南部的布依族地区，但主要表现为摩教对佛教的一些观念的改造和吸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大。摩教经籍中称“佛”（汉字转写为“拜”），称“佛界”为“旁拜”。在布依族的宗教观念中，“旁拜”和“旁仙”是人类灵魂的最终归宿，无论死者生前社会地位如何，但只要为人善良、正直、诚实，就能顺利通过“十二道狱门”，进入“旁仙”“旁拜”，与仙、佛居住在一起。在那里，人人都上升到上流社会，成为“报光”（即少爷）、“亚囊”（即小姐），成天无忧无虑，长生不死。这与佛教《无量寿经》和《佛说阿弥陀经》中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有相通之处。摩教经籍中还有诸如“娑婆世界”“南赡部洲”之类的概念以及所构想的幽冥世界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二）天主教
布依族信奉天主教始于清道光年间。清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847~1849年），法国传教士先后到兴义、兴仁、贞丰、安龙等布依族地区传教，并购置田产，修建教堂。其后又有一批传教士到望谟桑郎、者述、打言等地区传教。民国10年（1921年），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布依族在内的贵州教徒已有万余人，外国传教士多达50余人。次年，罗马教廷划“盘江八属”（即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八县市）和广西五个县为“安龙临牧区”，民国16年（1927年）升为正式牧区，1947年再升为“圣统治教区”，安龙教区的贵州堂口都是布依族聚居区，教民多是布依族群众。1948年法国传教士在安龙教区任神职者30余人（其中4人在广西），布依族神父亦有数人，有任到副本堂神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