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到甘肃大河家之前，保安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隆务河边，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开发这片土地，同时也建立了亲如兄弟般的民族友情。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起，保安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为新中国的成立和伟大祖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保安族是在清同治年间被马占鳌安置在大河家地区的，从此以后，保安人便成了“马家王朝”的臣民。近百年来，保安族人民在马占鳌、马海晏的统治下，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马占鳌与马海晏相互勾结，尤其是在马步芳统治西北时期，他们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压迫手段就更为残酷，更为毒辣。流落异乡的保安族人民，所受的欺压就更深了一步。他们公开称保安人为“半番子”“野保安”，肆无忌惮地摧残、伤害保安族人民的民族和宗教情感。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保安族人民承受着无法忍受的欺压，有一首保安族“花儿”唱道：
旧社会头上三座山，
保安人，
地狱里活下得可怜，
受尽欺压和熬煎，
难上难，
左难上加的右难。
这首“花儿”，真实地描述了当时保安族人民的社会地位及遭遇。
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前统治者的残暴
清末，马占鳌逝世后，其子马安良等继承父权统治大河家。马安良兄弟是大河家最大的地主，占有大河家三分之二的土地。大河家向河州府应交的公粮按规定一亩地纳粮四升，但他却向百姓收一斗，并加收许多杂税，如若谁不交公粮和杂税就严刑拷打，公然声称“大堂上没种麦子，二堂上没种豆子，不吃你百姓的吃谁的”！光绪十二年（1886年），震撼西北地区的河湟反清撒拉起义爆发的第二年，马安良镇压了这次起义，而后以通撒拉造反的罪名，杀死了7位参加起义的保安族老人和20多位青壮年。此后，他们对保安族人民的统治更甚一筹，每次马安良到大河家探亲，“保安三庄”的群众必须拉羊去拜见。同时他们采用“会社制度”加强其统治，大河家地区编为一会，下设七社，会设练总（后期改为乡约）一人，会长三四人；社设社长一人，全由地方豪绅担任；社下每十户设什长一人，什长由各家户轮流担任。
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紧紧抓住宗教这一工具不放，他们把统治权与宗教特权结合起来，对保安族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过去大河家清真大寺的开学阿訇都是统治者的代言人。大河家寺管辖42个小寺，小寺的开学阿訇都是大寺阿訇所派，因而群众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开学阿訇的指挥，如果谁惹了小寺阿訇，就等于惹了大寺阿訇，也就等于惹了上层统治者，后果不堪设想，或是家破人亡，或是全村遭殃。清真寺可以私设公堂，任意拷打群众。譬如，保安族聚居村高李村的开学阿訇，有一次以没有到清真寺作礼拜为借口，要将全村群众打39鞭子，不愿受皮肉之苦的，缴半斤清油。保安族群众韩拉麻答应出油，但因家境贫寒，无油可出，就将家里的灶具拿去抵押。韩拉麻因心中不满骂了几句，被阿訇听见后，就以反抗教长之罪，将他送到大河家大寺，同时把全村群众也传到大河家大寺。韩拉麻被脱光上衣，用柳条拷打，高李村全村群众一齐下跪请求留命，才幸免一死。但他被本村群众抬回家后，不久也就悲愤地离开了人世。类似这样的事件，在马家宗教特权统治下是屡见不鲜的。
马步芳统治西北时期，他们在政治统治与宗教统治上结合得更加严密了。保安族群众无信教自由，有的群众为了宗教信仰问题而被上层统治者杀害。
保安族的地主阶级，为了借助马家王朝的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大多数投靠了军阀，所以，保安族人民深受双重压迫。当时，大河家地区的土地、牲畜大部分被地主、头人、宗教上层和官僚所占有，就连“保安三庄”的三条峡水也被他们占去。保安人民眼看着峡水从家门口流过，但无权用其灌溉少得可怜的自家土地。更有甚者，“保安三庄”境内的27盘水磨也被他们占去了20盘。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大部分贫苦保安人都沦为地主的佃户，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统治者对保安族贫苦人的经济剥削名目繁多，通常有“鸡上架”：即借债主10元，三日利息1元；“狗撵兔”：即借10元，三天利息1元，变利为本，利上加利，如此下去是“阿爷生阿大，阿大生尕娃，尕娃生孙子”，其剥削速度之快，如同狗撵兔；“黑驴打滚”：利息百分之百，借100元一年的利息为100元，本利共200元，此外通常还要加5分利共计250元；“三分利”：月息3分，借100元一年的利息为36元；还有借债做生意的，向债主借100元，年利为40％，债主在借出100元时，即将40元的利钱扣下，实际上只借到60元。这60元他还不给现洋而是给两匹布，这两匹布实际价值只有40元至50元，债主从中又剥削10元至20元，一年到期，借债人要还100元，债主在一年中剥削了56个银圆。除了高利贷的剥削外，保安人最害怕的是马步芳所要兵款、马款以及拉兵。马步芳在西北地区，尤其在临夏地区豢养了一大批为其统治镇压人民的军队，为扩充实力，到处拉兵，20世纪30年代后几乎每年不断。新中国成立前大河家一带（包括十大保），每次拉兵派款均由县、乡政府规定各保各甲拉兵派款的数目，名义上是土地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但是，掌握收兵马款的保甲长们，从来不向群众公布上面要兵和派款的数字，而其拉兵派款的数目总是多于县、乡政府规定的，并且把主要的负担强加在贫苦农民身上。如拉兵：县政府规定每次每保出1名至2名，保甲长总是自行规定在3名以上。通过各家抽签，哪家中了就抽一人去当兵，或者出300个到500个银圆的雇兵款。他们用这些款去贫苦人家招兵，而受雇者所得的款，仅是原来规定数的三分之一，其余全落入他们的腰包。马款：每月每保要出两匹好马，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骡马的，地主、保甲长便要每户出5~10个银圆的马款，缴不起现款的农民就用实物顶替。大墩村保安族农民马成奎因缴不起4元马款，保长即将他家的一头价值50元的奶牛拉去顶替了。兵款：每户的兵款也是按月摊派的，交不出现款者，便将家中值钱的实物拿去顶替。大墩村的保安族农民马永祥，因欠5元的兵款，地主、保长就把他家中的棉毡、铜锅、铜火盆、一把斧子共价值90元的物件强行拿去了。
保安族人民为了应付这一切盘剥，往往将仅有的房屋土地典尽当绝，或者向地主借高利贷缴纳，甚至以自身长期为债主服无偿劳役来偿还。为了躲避马步芳的兵马款，有些人丢下房屋与土地，扶老携幼逃到夏河、循化、同仁一带。被兵马款害得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如在1937年高李村就有50户变卖了土地，有6户逃亡外地。
旧社会保安族人民除了在经济上受尽剥削外，在政治上更处于无权的地位，统治阶级对农民有生杀予夺之权，民众生命毫无保障。许多大地主家私设公堂、监狱，刑具、刑法共有20余种，如鸭子浮水、揭背花、挂秤砣、砸骨骼、拔断筋、上脑筛、割懒筋、戳手心、割耳朵、火刑、炼油等，从而使许多无辜的群众在酷刑之下丧生或被送入监狱甚至被残杀。
第二节保安人民的反抗斗争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保安族人民在艰难的历程中，同统治者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斗争，参与了西北地区历次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
保安族人民早在同仁居住的时候，就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同清王朝的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年）由循化苏四十三领导的起义爆发后，部分保安族人民也遥相呼应，参加了斗争。这一举动，使同仁地区的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感到保安人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其统治极为不利，于是采用“以夷治夷”的方法，利用宗教信仰的不同，多次挑起民族不和，最终使保安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后离开了同仁地区。
保安人迁到大河家后，又积极参加了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在同治元年到十三年（1862~1874年）的回民起义中，保安人民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保安人民同回、东乡、撒拉等民族一道在河州太子寺南面的新路坡，以“黑虎掏心”的战术，打败了骄横一时的清军，清军提督博先宗、徐文秀和总兵郑守南、李其祥均被击毙，四十营的清兵溃不成军，狼狈逃跑。但在取胜之后，领导这次起义的马占鳌却向左宗棠缴械投降，从而使这场起义以失败而告终。马占鳌从此深得朝廷宠爱，取得了马氏家族对河州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封建统治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农历三月，在循化发生了河湟反清大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循化教派之间的矛盾引起，清统治者首先捕杀了老教头人10余人，后来他们又不分新老教凡是穆斯林都统统剿办，迫使所有穆斯林放弃教派之争而联合起来反抗清军。各族穆斯林联合起来在循化截杀清军，在积石关击溃前来围剿的凉州练军王正坤部，起义声势如滚滚黄河，排山倒海，震惊了清政府及西北地区。保安族人民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起义斗争。1896年，镇压这次起义的清统治者的代表马安良，将参加这次循化起义的马申望、韩哈子等27名保安人以通撒拉“造反”之罪杀死于河州。这些为反抗清朝民族压迫而流血的同胞，将永远铭记在保安族人民的心中。
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反帝斗争中，守卫在北京的“甘军”中有几十名保安族兵士，他们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英勇地打击外国侵略者，在正阳门的战役中，攻取了“八国联军”的正阳门据点，献出了自己的热血。
1928年发生的河州事变，是一次大规模的回、撒拉、东乡、保安等各民族联合的武装起义，是反抗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壮举。许多年来，这场由马仲英（也称“尕司令”）领导的起义始终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不是说“回汉仇杀”，就是说“军阀争夺地盘的混战”。其实，河州事变的目的是反抗当时的统治者，它不但是回族现代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保安、撒拉、东乡等族现代史上闪光的篇章，因为这些民族都投入了这场起义。
1927年，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北伐战争和大革命失败。从此，旧军阀刘郁芬又挂起了“国民军”的新招牌，在甘肃省各地拉夫抓兵、派粮派款，大肆向人民掠夺。刘郁芬派自己的亲信赵席聘（十七师师长）为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在河州一方面加紧派粮派款，抓兵拉夫；另一方面纵容部下士兵，在回民饭馆吃猪肉，殴打回民群众，甚至强迫回民吃猪肉。他们的这一切罪恶行径，很快激起河州各族穆斯林的极大愤慨。当时，虽然穆斯林内部的教派之争正在激化，但出于民族压迫而很快联合起来。在民族尊严受到凌辱的时候，他们在“天下穆斯林一家人”的口号下，形成了牢不可破、坚如磐石的力量。到1928年初，河州地区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穆斯林群众从要求减免租税开始，逐步对统治者采取了反抗的行动。赵席聘自恃有刘郁芬作后盾，一意孤行，电告刘郁芬说：“回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违抗捐税，图谋造反。”刘郁芬接电报后大为震怒，说：“好！我这次叫他们三百年、六百年都反不起来。”刘郁芬怀着民族屠杀的凶狠心情，一面电令赵席聘对违抗不交捐税者都以军法论处；一面将前来省府请愿的穆斯林代表枪杀。刘郁芬、赵席聘的血腥镇压，犹如火上浇油，更激起河州穆斯林的愤怒。
在刘郁芬、赵席聘任意屠杀河州穆斯林的时候，任职于宁海军的（代）营长的回族青年马仲英，于1928年3月初离开青海直奔河州。最初，他只有七个人、七支枪，他们经过循化捣毁了县衙，夺下了警察的几支枪，到临夏县的乌龙沟又搞了国民军在循化的一部分军装。这支起义部队很快聚集起一万余人。马仲英明确提出的主张是“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的办事员”。3月下旬，马仲英的起义队伍首次围住了河州城，与守军展开了浴血搏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