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市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场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构成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就是从社会福利角度对市场经济体制以帕累托最优为评价标准进行分析的。布坎南曾指出，“本世纪中叶出现的理论福利经济学就是‘市场失灵理论’。而在本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则是‘政府失灵理论’”。巴托在《市场失灵分析》一文中说，“市场失灵是指在多少比较满意的理论价格市场制度中不能达到‘合意的’活动，或指不能阻止‘不合意的’活动。市场失灵与一些‘最大福利函数’问题的价值解释的评价有关系”。例如，福利经济学认为，市场价格的合理性是指市场的效率问题，而决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效率。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许多事情都是反一致性原则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人为操纵的不确定因素。福利经济学所说的市场效率，是指在静态下，即在给定的技术、偏好和生产者动机的假定下，竞争市场的均衡条件将准确而严格地遵循着帕累托效率的要求。我们知道，最大经济福利是任何社会所要追求的最高经济目标，而经济福利必然与经济效率有关，因为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在低效率的情况下实现最大经济福利的。帕累托最优是对经济效率进行评价的基本标准，是对市场资源配置的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时福利增减的评价标准。
一、市场失灵的社会经济危害
通常而言，市场经济能够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社会福利维持在一个动态的均衡水平上，但是市场的盲目性又常常为经济运行带来严重的灾难。市场失灵将会导致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是自然垄断。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单一企业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产量越大边际成本越低，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企业资本积聚、集中，并最终形成垄断。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垄断行为主要来自行政权力，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规章，或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合谋。尽管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府放松管制，大部分行业出现了竞争局面。但是，一方面，政府对一些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仍未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加以规制，而是经常受制于某些代表垄断企业势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屈服于某些垄断行业制订和维持垄断高价的要求。这些行业的听证会往往变成“涨价会”。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常常以行业管理或维护市场秩序为名，通过法令、政策、行政手段从事各种各样的反竞争活动。学术界把它归纳为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垄断的存在将使垄断企业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从而使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产生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差异、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这就必然表现为经济利益矛盾。如电力、石油、电信、自来水、燃气、铁路运输、烟草等行业，它们凭借垄断经营，都有相当高的利润额，其员工均有高工资、高奖金、高福利待遇。此外，政府颁发的许可证、配额、执照、授权书、批文、特许经营证等，容易造成人为资源短缺，由此引起寻租活动，也会产生经济利益矛盾。
市场失灵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按生产要素分配。这就导致某些拥有较多资金、财产、知识、技能等生产要素的经济主体获得较高收入，特别是在资本和高技术要素报酬远远高于劳动要素报酬时，更会产生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其直接后果将是强资本技术弱劳工格局以及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全社会按照收入的高低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阶层，阶层之间所得报酬差距悬殊，加剧了经济利益矛盾。按生产要素分配造成的这种利益矛盾，也表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等许多方面，原因是这些经济主体存在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差异，从而造成收入的差距。而且，政府制定的诸如教育、社保、户籍、就业等不公平制度政策，使得以城市失业者、下岗工人、贫困农民和农民工为主的弱势群体不能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来消除这种收入差距，市场机制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作用因此而失灵，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会收敛，只会扩大。这就必然会导致各类利益矛盾产生。市场失灵还表现在个税体系在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减弱、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市场失灵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由于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造成公共产品消费中普遍存在“搭便车”的现象，由此导致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或收益与消费者的私人成本或收益的不对称。因此，市场不能有效地、足量地供应公共产品。而政府失灵又突出表现为政府财力有限情况下公共产品总体供给不足以及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偏好”和“偏向”政策。对于能增加政府政绩的一些公共产品，呈现出较高的供给热情，如道路、水利基础设施等，不能带来政绩而又能缩小贫富差距的公共产品不愿提供，或提供不足。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中在城乡之间偏向城市，在城市之间偏向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供给普遍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户籍制度下，形成了城镇分离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城镇实行的是由政府供给为主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农村实行的是以农民“自我供给”为主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这种农村公共产品体制外供给制度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无形中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利益矛盾。
市场失灵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信息不对称的特点，难免产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是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而伴随着经济过热的又是通货膨胀。很显然，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平衡的经济增长。失业现象会加剧贫富悬殊，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而通货膨胀又会引起经济混乱、社会动荡。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分税制改革仅仅停留在财政层面上，没有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形成地方政府财权小事权大。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自然倾向于选择那些见效快、利润大、回收期短、增长速度快、能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项目来盲目扩张经济牟取财源，由此引起重复建设、投资过热，以致对中央宏观调控的抵制，肯定会加剧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明显的例子就是不断攀升的房价，地方政府一味地从地方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甚至个人利益的角度看问题，落实中央政策时七折八扣，宏观调控政策就难以达到目的。
二、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
(一)外部性
市场失灵主要体现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以及不对称信息三个方面。当某一生产或消费活动对生产或效用函数影响的同时，被影响的函数不能控制这一新的变量时，就可以说存在一种“外部性(externalities)”。外部性既可以产生正效应，也可以带来负效应。日常生活中的外部性无处不在，如吸烟的后果及环境污染。外部性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市场价格无力对外部性产生影响。外部性分为技术的外部性和金融的外部性两种，技术的外部性是指某种消费或生产活动对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或生产者的生产函数产生的影响；金融的外部性是指在具有不对称信息的经济中，当经济行为影响价格时，他们通过改变其他经济行为者的消费息结构，从而影响其他经济行为者的福利，这时就产生了外部性。
外部性产生于决策范围之外而具有伴随性。如某一经济行为者在作出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在生产的私人成本而不是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寻求其利润最大化，但外部性的产生并不是经济决策者的“蓄意”行为造成，否则就不是经济学领域的问题了。由此可见，外部性是伴随着生产或消费产生的某种副作用，是市场机制下“允许”生产者或消费者在作出决策时所产生的行为结果。
外部性与受到外部性影响的一方之间具有关联性。我们知道，外部性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明确显示出来，但是却一定要有某种正或负的福利意义。当受影响的一方对外部性不是“漠不关心”时，外部性就是有关联的，否则就是不相关的，如邻居家里在放音乐，对你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正的或负的外部性。但如果你对此并不介意，“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么对你来说，邻居家里放出的音乐就不能说有外部性影响。外部性具有某种强制性，并且不可能完全消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管受影响者是否愿意，外部性是“强加”在受影响者身上的，这种“强制性”是不可能由市场机制解决的，如飞机的轰鸣声和汽车所排出的废气。众所周知，工业污染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政府的干预作用也只能是部分地限制。这一类外部性广泛地存在于一般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其强制性和不可排除性靠市场机制也是不能解决的。
一般用来解决外部性的几种方法包括：(1)政府税收和补贴；(2)私人磋商和谈判；(3)法律规则和程序；(4)直接的政府调节。其中，运用法律系统解决外部性的手段最为有效。阿罗对运用法律措施解决外部性的问题曾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任何企业或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一种组织。某些生产组织存在着外部性，对此，以往的解决方法是实行收费或奖励。但这样却给企业或政府“强加上一个不相称的信息负担和组织负担”。
例如，就汽车对空气质量和交通情况带来的外部性来说，汽车生产者可以采取某种措施减少对空气的污染、但却不可能明显改善对交通所产生的拥挤情况。同样，若让汽车的消费者支付汽车对空气的污染和交通拥挤而产生的成本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阿罗看来，解决外部性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个公共组织来模拟理想的市场体系，同时还要设计一套新的法律系统。阿罗说，“一旦认识到了某种外部性.就需要有两个公共组织”，就像检察官和法院那样互相区别开来。起着裁判的作用──确定外部性的社会成本，并提出治疗的处方”，最终的决定将由司法机构作出。可见，阿罗是从“信息都是专业化的”两极市场结构开始分析，作为生产者的一极提供生产信息，作为消费者的一极提供需求的信息。两个彼此相对的“信息结构”通过司法“组织”进行模拟市场交易。供方和需方，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对外部性处理过程中作为“被告”和“原告”。通过司法系统，依据它们各自的信息进行判决，最后取得一致。阿罗把信息结构与市场作用纳入到法律措施解决外部性的研究中，这种分析方法是研究外部性的一条新思路。
(二)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物品和服务，是私人产品的对立物。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性来说，公共产品的特性包括：
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效用的不可分割性(non-divisibility)是指公共产品是面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的，具有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的特点，其效用为整个社会成员所共享，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分别归属于个人享用。
2.收益的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non-exc Iudability)是指将不为公共产品付费的个人或厂商排除在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之外，在技术上不可能或技术上可行但排他成本高昂到在经济上不可行。
3.消费的非竞争性
非竞争性(non-rivalness)是指个人或厂商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排斥、妨碍其他人或厂商对它的享用，也不会因此减少其他人或厂商享用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非竞争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产品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因消费者增加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第二，拥挤成本为零。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这种产品不但是共同消费的，也不存在消费中的拥挤现象。因此，可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能以零的边际成本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数量的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