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娟
宁夏作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全区总人口520多万，回族人口179万，占总人口的1/3。回族传统生活方式在大的范围内保持较好。银川是宁夏首府、自治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大专院校较集中，居民文化层次相对较高，外来人口较多，是区内受现代化洗礼程度最深的地区。吴忠和灵武均是宁夏城市中回族聚居程度较高的中小城市。吴忠是宁夏传统的商业中心，商业经济等现代因素对回族婚姻的影响程度可以通过这个城市得到反映。灵武作为一个县级市，仍然是一个农业中心地区，城市生活与农村联系较为紧密，基本上是城镇，虽然发展程度以及信息相对银川、吴忠并不闭塞，但由于城市规模相对小，仍保持了回族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角色。
一、对民政局资料的分析研究
本文所涉及调查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三城市民政部门婚姻原始登记材料的整理及分析。这部分材料较为直观，是婚姻双方基本情况的真实记录，可信度高，作为背景材料用于此研究中是可行的。为突出现状，本文取自民政局的材料均选择1998年全年的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以便于比较。
从三城市民政局结婚资料与离婚资料中，我们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银川、吴忠、灵武1998年涉回婚姻与结婚总数的比例基本上与三城市回族占总人口的比例相符。
第二，银川与吴忠、灵武回族族内婚比例和族外婚比例差异十分显著。在银川，族内婚仅占到当年涉回婚姻的46.32%，族外婚率达53.68%。而在吴忠和灵武，族内婚率分别是85.92%和86.27%，族外婚比例分别是14.08%和13.73%。
1998年结婚对数统计表
注：（1）表中所涉及数据均为市区人口，不包括郊区。
（2）涉回婚指结婚双方一方以上是回族的。
（3）“其他—回”婚指其他民族的男子与回族女子婚配的，“回—其他”婚相反。
（4）其中涉回婚比例指占结婚总数的比例，族内及族外婚比例是指占涉回婚的比例，族外
婚两种情况的比例指占涉回婚的比例。
注：（1）因灵武市民政局人事变动等原因，近几年离婚档案无法查阅，估计与吴忠市比较接近。
（2）百分比率与结婚情况比率所指相同。
第三，三城市的族外婚中，回族男子娶其他民族女子的回族传统形式的族外婚比例均小于回族女子嫁给其他民族男子婚姻的比例，这与关于回族婚姻的描述情形相去甚远。
第四，在离婚人数中，涉回离婚占离婚总数的比重均较同年涉回婚姻占婚姻总数的比例为高，涉回离婚率均相对较高。两地族内离婚比重均小于当年族内结婚比重，可见两地族内离婚率小于族外离婚率，尤其是在银川，这种情况更加明显。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原因在离婚现象中仍是不可避免的因素之一。在吴忠，“其他—回”离婚在族外离婚中的比重（12.90%）远远大于“回—其他”离婚在族外离婚中的比重，而在银川情况正好相反。由此可见，吴忠的回族传统族外婚形式（回族男子娶其他民族女子）仍然相对稳定于另外一种族外婚形式（回族女子嫁给汉族男子），而在银川此情况则不存在或不明显。
为了继续研究以上的基本结论，笔者接着在3个城市各作了100份户访式问卷以及个别深入访谈，以对以上结论作出进一步的验证，探索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和影响。
二、对三城市回族婚姻行为的调查与对比分析
（一）回族相对人口、居住格局对通婚的影响
一个民族在居住地所占比例以及与其他民族杂居的程度是影响族际婚最显而易见的因素。此次调查对象仅涉及市区回族。三个城市的市区回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如下。
三城市市区回族人口比重表
注：银川资料为1995年《银川人口统计资料》，吴忠、灵武均为1997年统计资料。
银川市区回族仅占总人口的13.28%，吴忠、灵武相对较高，都在30%以上。在银川，市区之一的“城区”是银川市回族的传统居住地。在解放初期，城内共有8个规模较大的回族社区，分别围绕8座清真寺分布，大致在今天的胜利街、解放西街、富宁街一带。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改建和扩建，原来的回族聚居区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商城、购物中心等商业区，原来聚居于此的回族或被就近安置在楼房住宅，或被迁移到其他街巷，多与汉族群众杂居。今天城区8条街道办事处中，回族所占比重从最高的胜利街19.92%到最低的文化街为12.53%，可见，回族基本上散居于各条街道。在走访城区的过程中发现多户回族相邻而居的状况很少。而形成时间较晚的新城区，原是清朝满族骑兵驻防宁夏而形成的满城，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城区的建立而逐步迁移或扩建，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在初建时就未形成回族聚居区，后来成为工业区以及党政机关和文教单位中心区，居民一般以工作单位为单元而聚居。这里的回族与汉族、满族等交错居住，7个街道办事处中回族人口所占比重最高的是铁东办事处为15.31%，最低的是西夏街8.27%[1]。
由此可见，银川回族传统的居住形式“坊”（回族自然形成的社区）基本上已不存在，新形成的以小区为单位的城市社区的民族构成仅依不同的区域而有所区别。这是银川市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客观现象，这一完全混杂居住的格局势必对回族通婚对象的选择产生影响。
与银川相比，吴忠和灵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首先，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对较大，使这两个相对银川规模小得多的城镇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吴忠和灵武市区均不设街道办事处，只有吴忠镇和灵武镇政府，分别下辖13个居委会和6个居委会。虽然两地也有相当多的新建住宅小区，但在小区内，回族相邻而居的仍很多，有些大的住宅小区内就有清真寺。在没有改建成楼房的住宅区，回族住在传统的以本民族为主的社区内，更有利于他们之间的交往。但在城市改建的过程中，即使在吴忠和灵武这样的小城市中，也面临着传统居住格局被打破、新的社区正在建设之中的局面，回族住户也面临着适应新环境、改变过去的交往内容的新形势。年轻一代更多地忙碌于工作学习中，对原来聚族居住小区向现在住宅格局的转变，更多的人抱赞同的态度，不过因为吴忠、灵武两地回族比例相对较高，同时城市很小，即使在工作、学习的环境中，仍有很多同本民族人接触的机会，这又弥补了社区变迁所带来民族间杂居程度增高造成的回族青年之间接触机会少的弊端。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居住格局与回族婚姻的关系，在户访问卷中设计了被调查者邻居的情况。
（二）个人因素与通婚对象族属的选择
1.年龄、职业等指标与通婚行为的关系
在被调查的300个已婚回族对象中，年龄从20岁到70岁，结婚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前到1999年的几十年间。
（1）年龄是分析通婚情况的最重要指标。表中显示，三个城市族内婚比例随年龄的增长而呈增长趋势，而族外婚比例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尤其是银川，整体族外婚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在20世纪90年代结婚的35岁以下青年，族外婚比例高达53.1%。可见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人们对族外婚的接受和认同程度就越高。
（2）文化水平。在这个指标下，基本上族外婚的通婚比例随文化水平的升高而上升，文化水平越高的与外民族通婚的可能性越大，这也许与受教育程度越高，同等学历的本民族人数越少有关。回族青年接受教育越高，接触的回族同胞越少，新式的“门当户对”（经济、知识水平、社会地位相当）倾向导致他们在选择配偶时宁愿选择条件相当的外民族，而不愿选择本民族内与自己条件相差较大的人。
以银川市族外婚为例，小学文化程度的族外婚比例相对较低，而具有初、高中以及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中，族外婚比例都很高，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回族中，25%的回族女性嫁给了汉族男性，而7.5%的回族男性娶了汉族女性，这跟大中城市中回族女性尤其回族知识女性找对象难这一问题是否有必然联系，尚需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3）职业。从3个地区职业分布与婚姻的关系来看，银川市工人与个体户族外婚比例较高，干部（包括教师、医生等）中族外婚比例相对却较低。银川是宁夏的工业中心之一，尤其在新城区，许多大中型工矿企业中，工人既有当地的回汉族，也有20世纪50年代从其他省市迁来支援西北建设的外省籍人，他们主要是汉族。工人以工厂为单位混杂而居，发生族外婚行为的比例很高。而在吴忠和灵武，干部及个体户的族外婚率都相对较高，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工业并不很发达，仅有的工厂均是以当地劳动力资源为主的小型企业。他们多为当地的世居人口，对于回族传统习俗保持尚好，而干部中大多数是在银川或外省受高等教育后回来工作的，他们在外地同其他民族交往更多，或婚姻观念同本地人相比发生很大变化，更容易与其他民族通婚。三地的个体户族外婚率相对都较高，这同他们经常外出，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必然有关。
2.交往圈与回族通婚行为的关系
交往圈的调查中，共设计了同事和经常交往的人两项问题。
（1）在同事一项中，基本上族外婚的人在与同事交往中以汉族为主的人比以回族为主的人多，可见，同事中以汉族为主的回族青年更易与汉族青年结成婚姻关系。
（2）经常交往的人一项中，三城市族内婚中回答以回族为主的比例均大于族外婚中回答以回族为主的比例。相反，在回答经常交往的人以汉族为主的均是族内婚小于族外婚的比例，可见回族的交往圈对他们族内、族外婚的选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经常与汉族交往的人自然更有机会选择汉族青年为自己的配偶。
3.婚姻观念同通婚行为的关系
在这组与被调查者婚姻观念相关的所设计5个问题中：
（1）族内婚与族外婚在择偶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在族内婚中，择偶均以别人介绍所占比重最大，且其他几种方式兼而有之。而族外婚中，都以自己认识所占比例最大，除此之外，均为别人介绍。还要注意的一点是：银川市族外婚中别人介绍的比例达36.4，比另外两城市高得多，可反映出该地人们对回族族外婚行为的认可程度相对其他两城市大得多。
婚姻观念同通婚行为的关系统计表
（2）择偶标准。在择偶标准问题中，列出民族、长相、身高、学历、职业、经济、人品、才干、地区、感情、志趣、生活习惯等12个选项，被调查者从中任意选择三项。统计结果三城市族内婚选择民族一项的人均超过80%，可见绝大多数族内婚者在选择配偶时以同一民族作为首要条件。接下来考虑最多的是人品、感情、才干、长相等。而在族外婚者中，人品成为人们最看中的标准，选择感情的比例均排在第二，第三则是才干或长相等因素。
（3）在是否反对与外民族结婚这一问题中，族内婚者选择反对的比例均大于不反对的比例。族外婚者中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族外婚，有少数尽管自己为族外婚者，但仍反对族外婚，这部分人占族外婚的5.7%，以吴忠和灵武较高。
（4）是否反对子女同外民族结婚，这一问题同上一问题作一对比会发现，在3个城市，不管自己是族外婚者还是族内婚者，其反对族外婚的比例均小于反对子女族外婚的比例。相当一部分人虽对社会上回族族外婚已持认可态度，而在对待自己子女婚姻态度上仍持反对态度。3个城市被调查的共53个族外婚者中，有11个反对子女同其他民族结婚，占20.8%，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族外婚者只反对女儿嫁给汉族，而不反对儿子娶汉族。
值得注意的是，三城市300个被调查者中有11人只反对女儿嫁给汉族，而不反对儿子娶汉族。他们显然是受传统回族族外婚观念的影响。而另有5人却正好相反，只反对儿子娶汉族媳妇，而不反对女儿嫁给汉族。据他们自己解释，主要是出于对老人的考虑，认为儿子要养老送终，娶汉族姑娘于老人不方便，而女儿是嫁出去的，是别人家的人，可以不必那么严格要求。
（5）针对族外婚者设计了与婚姻观念相关的第五个问题，即“您当时找其他民族配偶的原因”。统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中绝大多数人在选择配偶时，将民族条件置于开放的状态，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或因学历太高、年龄太大或没有合适的回族对象，无奈而选择其他民族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