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族知识分子能否起到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桥梁作用。传统之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自觉的历程，这个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历程的先行者往往是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边际人与文化移民，是传统与现代性的重要媒介。这类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文化特征是他们既是追慕现代性的移情者，但又不是传统的陌生人与决裂者，而是那种站在历史给予他们的视野上的对传统具有深刻“先见”（正确的前理解）的人。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的，先见是人理解历史和传统之先决的和合法的条件，先见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具有了洞察历史走势与现代性意识的精神储备，同时，也因为这个“先见”使他们获得了传统之现代化的合法的话语权力。他对传统的再释读（返本开新是主要方式）不仅减弱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而且社会转型也因为他们拓宽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对接面而降低了社会转型的成本，从而实现了传统之现代化的内源性开启。不论从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来看，还是东方“亚洲四小龙”崛起，乃至中国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前夕由知识分子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的大讨论——这一奠定当代中国现代化精神基础的背景来看，知识分子的这种继往开来的媒介作用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
回族知识分子是回族文化的良心，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必须有这样一批筚路蓝缕的先行者。因为“知识分子阶层是民族的‘大脑’、社会的良知，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他们是新文化的呐喊者、创造者和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改革者。作为社会支柱的主要部分，知识分子理应是最敏感、又最富有责任心的阶层。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的萎缩是全民族萎缩的象征，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的国家‘气象’都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17]。从明末清初胡登洲创办经堂教育，王岱舆、刘智掀起的“以儒诠经”的文化救亡与文化复兴运动到20世纪的回族近代新文化运动，我们都可看出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回族知识分子始终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坚作用。尤其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从19世纪末新兴的以“遵经革俗，回到古兰中去”为宗旨的伊赫瓦尼革新运动，到20世纪初勃兴的办报刊、组社团、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创办新式的回民学校、提倡学术研究、兴办实业等，在这场近代化的文化振兴运动中，阿訇作为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文化的担纲者从运动的发起、组织到领导发挥了重大作用。诚如时人所言：“近代中国回教文化之倡兴，教势之复振，阿訇领导之力也。”[18]这一代阿訇是极具传统洞见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思想者也是实践者，正是他们所具有的这种文化特征——传统与现代性的浑然一体，推动了回族社会由古代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阿訇”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阿訇，这里的“知识分子”也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阿訇与知识分子是一体的，甚至可以说阿訇比知识分子更具有历史与文化发言人的资格。然而，历史一波三折的客观原因，在20世纪后期，回族知识分子陷入了严重的队群分裂和人格分裂，队群分裂就是极端的“两张皮”现象——阿訇与知识分子身份的游离、知识分子与民间社会的脱离与对立；人格分裂就是部分知识分子丧失“以德抗位”的民间立场与文化良心。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知识界呈现出一种文化自觉的征象——回族知识分子“两张皮”的现象出现殊途同归的“合力”迹象和回归民间社会的文化现象，尤其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起到了中坚作用。同时，不容否认的是，在当下回族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仍然存在知识分子“滞后”与桥梁作用的缺席事实。
第三，作为小文本传统的回族穆斯林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必然是与大文本传统的互动过程实现良性互动，避免现代化的中断（Broken modernization）是现代化顺利演进的关键。首先从文化的实质来看，回族穆斯林文化的入世性，这一点与大文本传统是契合的。其次，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建设为各民族文化事实上的平等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其三，尽管回族穆斯林文化传统的实质是宗教性的，但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一层面上必定能实现良性互动。其四，市场经济环境下亚文化的城市生存空间进一步扩大。亦如西方城市社会学社区发现——转型论的研究早已揭示的，市场经济推动城市由原来的直生性的大文本传统支配下的意识形态城市向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生态性城市转变，这种转变所生成的城市丰富多彩的异质性宽容又为单一的同质性的社区与亚文化——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存在与生长提供了空间。其五，回族社会内部要避免内讧和内耗。因为这种教训在历史上是极为深刻的。
第四，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保证。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质量以及竞争力都将取决于知识的生产能力、知识的积累能力、知识的获取能力、知识的应用能力和知识的创新能力。诚如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言的：“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19]。显而易见，知识以人为载体，知识经济时代是以人为本的时代，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由物质资本主宰的时代向知识资本时代的过渡，伴随这个过渡的是日益强劲的全球化的进程，对于那些知识资本贫困、物质资本贫困的族群而言，有可能永远陷入恒距离落差的现代化陷阱。从城市社会分层来看，受教育水平低、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的知识资本贫困的社群总是因为缺乏竞争力而生存空间小，生活质量低，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从笔者对兰州市、西安市、西宁市的回族调查来看，教育滞后，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是这一族群自身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制约自身发展的“瓶颈”，也正是这个原因，城市回族的职业领域主要集中在知识含量低的体力劳动的范围。进一步分析西北城市回族社区教育落后的原因，我们发现，家庭知识资源的贫困、小商小贩的生计方式、学校中的文化不适和长期积淀的贫困文化意识是阻碍回族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20]。笔者在西宁市某中学作调查时，该校校长说：“我真想对回族的阿訇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再不号召抓教育，那么他们这个民族在30或50年不是被同化掉，也是社会最底层、最边缘的人。”这位校长的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可预知的未来事实。因此，发展教育，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务之急。
总之，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族注定要面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散居的考验和经受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阵痛。传统的衍续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传统的断流或传统的缺位，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自在的传统如果没有主体的文化自觉，又必定是死水一潭，因此，以文化自觉的方式实现自身传统的现代化是城市社会中的回族穆斯林族群存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1]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6页。
[2]杨文炯：《Jamaat地缘变迁及其文化影响》，《回族研究》，2001年第2～3期。
[3]［美国］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4]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5]吴予敏：《帝制中国的媒介权力》，《读书》，2001年第3期。
[6]西里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54～55页。
[7]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8]殷陆君：《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9]杨文炯：《女学：经堂教育的拓展与文化传承角色的位移》，《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第25～31页。
[10]杨文炯：《文化自觉与精神渴望》，《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70～7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872年。
[12]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3]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
[14]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5]赛义德·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吴云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00期。
[16]陈冬季：《地域文化与经济贫困》，新疆艺术，1995年第6期。
[17]王海光：《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页。
[18]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禹贡》5（11）。
[19]彭坤明：《知识经济与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20]杨文炯：《家庭知识资源贫困的代际传承与文化不适》，《回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62～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