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政策水平、文化素质、执政能力甚至胸怀、修养等因素，当中央的有关民族宗教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的情况下，回族群众情绪会有些激动；当自己的宗教信仰受到亵渎的时候，回族群众的反应会有些强烈，这说明回族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很执著，对宪法赋予自己的公民权利很看重，而不能把这种现象简单地说成是“回族爱闹事”[15]。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干部是否全面贯彻了中央的相关政策，是否真正落实了“三个代表”（尤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否切实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工作方法是否得当，措施是否得力，是否综合运用了政策的、法律的、教育的手段，一句话，执政能力是否提高了。因为“政策制定以后，干部决定一切”。回族群众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渴望政策稳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因为如果社会动荡，由于回族的分布特点和居住格局，他们就会首当其冲地成为受害者，这不符合回族的根本利益。了解回族历史的人都知道，回族在历朝历代，她最关注、最计较的是其唯主独拜的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是否得到尊重，她把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一定意义上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从而成为她最敏感的神经，甚至当清朝的有些统治者把屠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时，他们也要坚守其信仰，维护其尊严，有所谓“砍头风吹帽，舍命不舍教”的说法。回族的多次所谓“回乱”或“反清起义”，实际上反的是践踏其宗教信仰的贪官污吏，而不是朝廷，回族从来没有“坐一朝”的想法，所谓“争教不争国”之说由此而起。“不争国”不是不爱国，而是不谋政权，不争政权，争的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今天，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不但是执政党坚定不移的政策，而且还明确地载入了国家宪法里面，成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必须遵守的神圣的法律。对回族而言，只要认真落实这项政策和法律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他们就会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会更加坚决地拥护中央，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捍卫社会稳定，捍卫民族团结。正如曾经做的那样，就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毫不犹豫地、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国家的进一步繁荣昌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回族在政治方面对祖国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和谐理念和协商政治。和谐的公共秩序是政治文明的追求目标，协商政治是公共秩序达到和谐的途径。
（一）和谐理念
和谐理念为什么是政治呢？孙中山先生给予了简洁明了的回答：“政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但把政治实践搞乱了，而且把政治理论也搞乱了，政治成了残酷的、野蛮的化身。今天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政治文明建设已经提到议事日程。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呢？就是和谐的公共秩序。文明的实质，说到底是人对自己的理想本质的追求，即首先使人变成自主的人，其次使人变成自觉的人，最终使人变成自由的人；政治的本质则是如何对待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的文明化过程，正是人类一直在努力摆脱野蛮、摒弃动物世界中通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过程。所以，政治文明建设所追求的不仅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一种和谐的公共秩序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讲，回族能够为祖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
回族文化中有一种和平、和谐的理念。这种理念源于回族的两种主要文化渊源，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融合。回族文化强调，人生来就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人必然要组成“哲玛提”（群体），要组织一种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必须要有秩序，秩序的建立必须要有规则（法律、道德、习俗等），规则必须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慈爱的基础上。何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慈爱？就是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诚相待，公平相处，做到和善、和气、和睦、和平、和谐。回族当中流传极广的两段“圣训”说：“爱人如爱己，方为真信士。”“信士之间相亲相爱，犹如一个躯体，一处受伤，浑身发烧，以至失眠。”强调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强调互爱互助、共生共荣。
回族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谐，不但指回族内部的和睦、和谐，而且还包括回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和谐，提倡慈爱所有的人。清代回族学者马注提出的“四善”说拓宽了善的领域，提升了善的境界，他在其传世之作《清真指南》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爱和普善——要求人们不但要爱同胞，而且还要爱同道、同类；不但爱自己的同类——人，而且还要爱整个大自然（包括一切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在此理念支配下，连清代不堪忍受清朝贪官污吏压迫而起义的回民领袖马化龙也只是把矛头指向欺压百姓的地方贪官污吏，而绝无仇视广大汉族民众与贤明官吏的倾向，他说：“吾本念经之人，遭逢乱世，为众推戴，不得不维持桑梓，苟延残喘。俟东南军务平定、甘肃重见天日，必有贤明长官主持西北大局，届时吾即投诚，当一个太平百姓，于愿足矣。”[16]即他只是希望地方官员能够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存权利，仅此而已，别无所求。今天的中国社会处在深刻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执政党包括民族宗教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在不断完善，回族一定能够与各民族一道，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其特有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为政治文明建设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二）协商政治
和谐的公共秩序是政治文明的追求目标，而民主政治被认为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又分为竞争性民主、非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逆转，问题是，中国民主政治应该选择竞争性民主呢，还是协商性民主呢？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因素决定了最终选择必然是后者。
基于民主程序的协商性价值偏好和由此产生的协商性运作程序、制度体系运作及其发展的民主政治，就是协商政治。协商政治就是从民主政治的程序设计出发，强调社会多元主体在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有效的协调体制与协商过程，达成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实现，最终达到高度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资源的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基础上确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为协商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平台。
回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经济结构、职业结构特点，决定了她能够为协商性民主政治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回族政治文化传统提倡公平、秩序、和谐，强调通过协商追求公平与秩序，通过协调达到和谐。被回族尊崇为最高经典而遵循的《古兰经》中的一段经文成为家喻户晓的天条：“他们的事务是协商而决定的。”[17]回族内部在历史上虽然纷争不断，但协商成为主流的价值取向，历来有通过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传统。因此，从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来讲，在集权政治、竞争性民主政治和协商性民主政治等诸多价值偏好中，回族更能够认同和接受协商性民主政治，也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回族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多元化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越来越突出，而且，回族按人口比例来讲，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其所占比重更大一些，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等，他们无论从思想的敏锐度，还是从经营活动范围来看，是经济领域最活跃的一支力量，进而也会成为社会领域中较为活跃的因素。随着他们的经营规模的扩大、经营档次的提升，其参政议政的愿望也日益强烈。这些新的阶层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个人志趣方面与回族社会传统阶层如阿訇、“老人家”“学董”以及农民、工人、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等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基于协商政治理念作出的民主程序设计和制度安排是凝聚上述各阶层力量，集中其智慧，进而为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持续性贡献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协商政治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宪法为最高权威、以制度为基本平台、以合作为基本价值、以发展为基本目标、以协商为基本手段，能够把“民主”和“团结”统一起来，实现党派和谐、阶层和谐、民族和谐、区域和谐、界别和谐，进一步促进社会整合，最终建立更加合理的公共秩序。
[1]王岱舆：《正教真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2]王岱舆：《正教真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3]王岱舆：《正教真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2页。
[4]《藏书·德业儒臣后论》，第184页。
[5]刘智：《天方典礼》，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
[6]根据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所显示，各民族之间的城市化水平非常悬殊，回族的城市化进程高于除了朝鲜族和极个别人口较少民族外的其他所有民族。1990年，回族市镇合计人口占总人口的39.1%，藏族占7.1%，蒙古族占24.5%，维吾尔族占15.6%，汉族占27.1%，全国平均占26.2%。到2000年，回族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回族市镇合计人口占总人口的45.3%，藏族占12.8%，蒙古族占32.7%，维吾尔族占19.4%，汉族占36.9%，全国平均占36.9%。详见马戎《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81页。
[7]刘智：《天方典礼》，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
[8]王春光：《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的非均衡问题》，《新华文摘》，2006年第2期。
[9]据有关专家调查研究，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在城市创造的价值是人民币25000元，而农民工年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有为数众多的农民工遭受歧视的委屈和被拖欠工资的无奈。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6页。
[10]中国目前有1亿多老年人，5000多万残疾人，30多万孤儿，15万流浪儿，贫困人口数千万，且每年都有因各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众多灾民。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5页。
[11]马注：《清真指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据有关专家推算，每创造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消耗能源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消耗水平的7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目前600多个城市中一半城市即300多个城市缺水，每年因缺水造成2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由于缺水，有的城市过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表下沉。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5页。
[13]马坚译：《古兰经》第25章第67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4]李德宽：《西北回族“复合型经济”与宏观地缘构造的理论分析》，《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
[15]不排除个别人借机发泄私愤，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当别论（如依法处理），毕竟代表不了回族当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16]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20。
[17]马坚译：《古兰经》第42章第38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