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良
回族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回族对祖国的历史贡献是与过去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她希望能够开拓未来，再创辉煌，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对祖国的繁荣昌盛再作贡献。
要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就必须超越自我，登高望远，放眼世界，审时度势，把握好新的时代特点；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认识到我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认识到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正在经历的深刻的变革和变化。在此基础上，对自身重新进行定位，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并找准为祖国作新贡献的恰当的切入点。
综观世界大势便知，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后冷战时期。这个时期，旧的两极格局已经打破，但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正朝着“一超多强”的方向发展。“一超”就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多强”就是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可能还有印度、巴西等。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强化一超地位，建立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防止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对其地位提出挑战，使21世纪仍然成为美国的世纪。为此他要遏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的、在其看来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崛起——手段多种多样，宣扬“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而共同防范中国；宣扬“中国崩溃论”，企图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让中国服输；进行“文化渗透”，输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让中国的青年人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搞所谓“人权”外交。而打“民族宗教”牌就是其中的一个毒招，需要特别警惕，尤其是包括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绝不能上当。
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牢牢把握住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时代的主题，充分认识到我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提高国民生活品质、增强综合国力为目标，及时提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提出两个“和谐”——对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提出构建和谐世界，以营造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顺利实现。
那么，处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背景下，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自然就应该明了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在新时期，回族对祖国应有的和可能的新贡献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文化方面，二是经济方面，三是政治方面。
一、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结构性的贡献，而不是量的增加。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博大的文化，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仅《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足以令世人折服；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彝族的《阿诗玛》等，数不胜数。那么，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的贡献就不是在上述非常丰富的文化宝库中增加其量，不是再增添一部大型史诗或一部类似百科全书式的大部头的文献，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深层次的贡献，换言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个“炭”是什么呢？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补充、矫正、突破、创新。这种补充、矫正、突破、创新，不是由回族的几部现成的历史文献来完成，而是通过对回族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的深度挖掘、综合开发，并结合时代精神，用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赋予其时代特点，即通过一番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工夫，提炼出新的精华。这些精华恰好是新时期祖国的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甚至是急需的，特别是对增强我国的文化力和软国力，具有特殊意义。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结构性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义利统一观
义与利这两个范畴是极富东方色彩的古老概念，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关系的思考和回答的历史，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百家争鸣图：从先秦诸子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义轻利”和法家、墨家、管子为代表的“重利轻义”两大派各抒己见，到西汉中期义与利的摩擦碰撞、针锋相对；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儒家“罕言利”思想的一脉相传和“重义轻利”论的一统天下，到两宋、明清“存天理，灭人欲”的登峰造极的“重义轻利”论的极端发展；及至唐宋以后对“重义轻利”论的反思、批判和“重利轻义”论的时隐时现，二者的争论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然而，这场长达2000多年的“义利之辩”，并没有辩出什么结果，辩论以各种形式还在继续。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义利关系问题经常地、大量地、直接地甚至是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中，有时还横亘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成为人们的一种思想或心理障碍，并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思维神经，让人无法回避。人们时而把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捧为“君子”，而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贬为“小人”；时而又把那些满口“效益”“利润”的发家致富者尊称为“能人”，而把那些安贫乐道者，称之为“迂腐”“傻子”——“君子”与“小人”不断变换着位置，让人感到不知所云、无所适从。而回族文化则把义与利协调起来，统一起来，既崇尚义，又不齿于言利、求利。对回族而言，没有义利对立的困扰和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追求正当的、合法的“利”，就是“义”。回族历代学者根据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阐明了义利关系，明代回族学者王岱舆说：“今之世人，言利害有三品：曰身之利害，劳逸寿夭是也；曰财之利害，得失增减是也；曰名之利害，毁诋赞誉是也。正教言利，乃固本和义之真利，非忘源背本之名利也。”[1]也就是说，回族文化也言利、求利，但须以合义为前提，在此前提下，鼓励求利，且多多益善。这样，义利之间就实现了平衡，而不再摇摆不定，让人左右为难了。当前，祖国需要增强综合国力，人民需要提升生活品位，公民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保护，在此情况下，回族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观对于全国人民克服义利对立思想，放下心理包袱，理直气壮地言利、求利，并以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求正当的利，具有重要矫正意义。作为当代中国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尺度，不必再沿用过去的标准，合法的、正当的利益面前，不必自命清高，退避三舍；同样，对非法的、不正当的利益，也不能趋之若鹜，如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以同胞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以假药来获取钱财，这才是“小人”，甚至是罪人。而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利益的人，是堂堂正正的“君子”。
（二）理欲结合观
儒家学说一向强调重理轻欲，宋明理学则把这一主张推到了一个极端，大讲特讲“存天理，灭人欲”，从而使理与欲之间出现了失衡状态。而回族文化则认为，人既非纯洁无瑕的天使，也非屈从本能的动物，人就是人，既有本能的需要——这种需要产生“欲”，也有对真善美的向往——这种向往产生“理”，理与欲缺一不可，各有各的位置，不能互相挤占。清初的回族学者刘智在其著作《天方性理·图传》中指出：“人之生也，无嗜欲则不能领略声色嗅味之妙，无功修则不能渐还夫本然之真。”这就告诉人们，造物主创造万物，乃是为人所用，如声色嗅味等人间美好的事物，是要人领略的，否则就愧对人生；但人是万物之灵，不能完全屈从本能，而有所选择，有所超越，有所修炼，如此才能返璞归真，才能使人作到名副其实，不然，就如同行尸走肉了。人欲有多种，如食欲、色欲、名欲、权欲等，是否要满足，一要看是否正当，二要把握好度。关于食欲，王岱舆说：“大凡养生之道，莫大于饮食，天轮日月，大地山河，尽人衣食之仓库；水陆飞行之物，花果草木之精，皆人身体之滋养，当食而不食，有违造化之恩；不当食而食，又属己私之用。”[2]关于性欲，他认为应该通过合法婚姻来满足，不婚不嫁，“上违主命，下背人伦”，“人身之精气，即济则和盛，衰则病，缺一则死，此即当体阴阳不齐之验也，有何况夫妇之缺略哉。常见孤阴寡阳之辈形容枯槁，心意千歧，邪念丛生，失节者多，皆由阴阳失序故耳。所以我教之礼，鳏寡不能独守，宁可明正改节，不可外洁内淫。”[3]显然，这种既不压抑人性、又不放纵人欲的、给人欲以合理定位的思想，比起宋明理学那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压制人欲、使人性扭曲的观念要开明通达得多，显得更人性化，更富有人情味儿，对今天处在开放年代的国人处理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不无启迪，尤其对矫正今天部分国人过分沉湎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行为和观念，从而将一个民族的宝贵精力、财力用于更有价值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三）公私兼顾观
长期以来，中国主流文化重公轻私，一味强调公，而忽略私，其结果是公私不分，常常表现为公亦为私，私亦为公，貌似护公，实则损公。因为公私不分明，私得不到保护，公也往往受侵害，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现象，屡见不鲜，见怪不怪。历代志士仁人对此有切肤之痛，故大声疾呼“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然而，实践起来，何等困难。因为“大公无私”只能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极少数贤哲管用，而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芸芸众生，则缺乏普遍感召力和约束力。而回族文化强调公私兼顾，互不侵犯，主张既要维护公共利益，又要确保私人利益不受侵犯，凡无端没收、侵占私人财产和侵犯其他私人利益的行为，被视为非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明代回族思想家李贽（1527～1602年）针对宋明理学“存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的信条，大胆而响亮地发出“无私则无心”的呼声。他客观地理性地分析人的天性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可见，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臆说也。”[4]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劳动和付出的结果有一个恰当的预测和合理的期待的情况下，才会努力去做。这种观念如果与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特别是与新宪法中有关“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条文结合起来的话，将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不难看出，回族文化在对待和处理诸如义与利、理与欲、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和更远大的目光，避免了偏激与极端，做到了不偏不倚、中正、适度，兼顾了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从而显示出普遍的文化价值和久远的生命力。
当然，新时期回族在文化上对祖国应有的贡献，毫无疑问还包括具体的贡献，如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医学等领域的贡献。回族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要高度重视教育，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祖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百千万合格的劳动者，数十万高素质的教师、工程师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数万具有创新精神的科研人员和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一流的专家学者，为使祖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二、回族对祖国经济方面的贡献
回族在经济方面对祖国应有的新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理念方面，二是实际的贡献。
在经济理念方面的新贡献主要有：多元并举的产业观、公平交易的市场伦理观以及合理分配观和适度消费观。
（一）多元并举的产业观
在回族文化中，既看不到西方“重农学派”以农业否定其他产业和“重商主义”无限拔高商业地位而轻视农业和工业的产业偏见，也不存在汉文化中所包含的“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无商不奸”和视商贾为小民琐事的消极思想。回族文化充分肯定各种产业并存的意义，认为每个产业都有其特定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对人类生活缺一不可，不能抑此扬彼或顾此失彼，而应对每个产业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做到“士尽其学，农尽其力，工尽其能，贾尽其有”[5]，诸业并举，互相支撑，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这种产业观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差别的缩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6]，都具有积极意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涌现了一些新阶层，他们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民工阶层等，这些阶层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和正在作出特殊贡献，其中回族成员按人口比例来讲，在各少数民族中名列前茅；然而，这些新阶层由于受到来自社会传统观念和旧体制的约束，面临着如何融入中国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回族文化的上述产业观得到应有重视和借鉴，对解决这个问题将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