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阿訇成了反清斗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新教清真寺也就发挥了反清据点的作用。靖远县的反清斗争由掌教哈得成等负责。“田五于今年正月内至靖远掌教哈得成、头人哈彦家商同谋逆，复立新教，令哈得成、哈彦转约城内回民，俟起事后攻打靖远，勾通内应；哈得成、哈彦转向沙耀商谋，已定于三月十五日众回人齐集礼拜寺，哈得成、哈彦等即将田五纠从新教聚众谋逆之事告知众人，勾令临期内应，众回民均属知情。”③安定一带亦由掌教领导反清队伍。“安定县属沙马沟、马家河地方俱有新教，马营街尽系新教。现在领头打仗头人名叫马阿不都、马之光、沙之玉、马世雄，此四人都是三掌教头目。”①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或为马明心徒弟，或为其亲属，还有的人虽未能受业于马明心，但在宗教师从上，亦属马明心一系。“缘田五、张文庆俱系马明心徒弟，张文庆又系马明心内侄，田五交结往来已非一日；马四娃系大通人，于乾隆四十二年出外游学与张文庆相识，一同诵念回经，即在马营居住；又有老鸦沟地方之李可魁即李胡子，系李自党之子，向随田五念经。本年正月、二月间，田五先与李可魁商同谋逆，纠纷张文庆及各回匪订期于八月十五日起事，欲与马明心报复。经回民李应得等到官举首，田五等知事已败露，遂于四月十四日聚众劫掠，抗拒官兵……而通渭县逆回张文庆、大通马四娃同马胡子、杨填四等亦于五月初五日在石峰堡纠众肆逆……”②“靖远城内回民于本年三月十五日，众新教回人齐集礼拜寺，将田五纠从谋逆情节告知。”③可知哲赫忍耶派的阿訇构成了这次反清斗争的领导阶层。他们对回族群众有巨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门派组织的具体领导者，宗教号召与组织联系双重作用集于一身，因而成为清代西北回族反清斗争的中坚力量。这就决定了阿訇在清代不仅是宗教阶层，而且负有政治使命，他们当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政治领袖人物。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后，宗教阶层职能的发展。社会组织化和反清斗争的客观现实，推动了宗教阶层职能的扩大。
一些有影响的世俗人物也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突出的是马文熹。此人“系静宁州武举，身有顶带（戴）……当贼匪到底店纠其入伙时，马文熹……为办送粮食，本庄不足，又于附近村镇掳掠送给，更助贼人攻犯州城关厢”④。但清军攻底店时，负责外围防守的马文熹放弃阵地，率数百人降于清军，使底店很快被清军攻克。世俗地主上层参与反清，表明这次运动不仅与宗教有关，且包含着更广泛的民族性要求。这在发动反清的口号中亦可发现。福康安奏称：
臣自入陕境后即密行详细访察，虽不能确凿，大概逆回等初则藉口以为马明心报复为辞互相纠结，迨起事后，又以洗灭新教煽鼓动勾连，复于所到地方用威迫胁，是以听从入党之人日聚日众。①
阿桂、福康安又称：
此次逆回起事，纠合勾连，大概总以欲洗回民为词，肆行煽鼓，以致愚蠢无知各怀疑惧，日聚日众。毋论新教回民相率成群，即旧教亦多有听从入党，而其中守法良回不肯从贼并协同民人守御者亦复不少。②
反抗官府镇压回民的口号与办理苏四十三事件的善后事宜有关。阿桂、福康安说：“至逆犯倡乱滋事，臣等细加访询，皆因李侍尧于查办新教一事，地方官奉行不善，胥役又从中勒索滋扰，致逆回得以诓称‘剿洗回民’藉词煽诱，到处勾连。”③这样，由于禁绝新教在实际上必然演变成镇压回民，至少是镇压新教回民。所以从苏四十三事件到田五反清，斗争由宗教之争发展为政治对抗，教争在淡化，民族反抗的内容在增加。乾隆对此深为不解，要求地方官详查田五反清原因。他在上谕中说：
从前苏四十三滋事，因新教与旧教争衅，地方官办理不善，以致激变逞逆，事尚有因。此案田五欲复兴新教煽诱多人，既未与旧教仇杀，且该省年岁并未荒歉，地方官又无激变之事，贼匪等岂必聚众倡逆方能振兴新教？其故尤不可解。④
又说：
念此次逆回田五等断非无故即能纠合党羽定期起事，远近回人亦即附和随从之理。朕于此事再四思维，反躬自问，自临御以来，数十年兢兢业业，并不敢稍存满假；于民生疾苦无不时时廑念，务期得所，而于甘省尤加意抚恤，该省连年以来并未闻水旱灾歉，断无贫黎失所，致匪徒得乘机煽诱；或地方官有勒索苛派，苦累百姓，因而贼人倡乱滋事？抑或李侍尧查办邪教不密，致逆回得谎称剿洗回民藉词煽诱？以上种种各情节，思之总不得其故。①
乾隆所不了解的是回族社会的变化和民族自我管理的历史要求。他反复强调并没有歧视回民，称“甘省回民久隶帡幪，食毛践土，便与齐民无异。该省地方硗瘠，间有不登即行蠲免赈济，较他省为尤多。回民等同在编氓之中，百数十年仰沐膏泽，家给人足”②云云。岂知正是清政府使回族“同在编氓”、“与民人无异”的政治关系极大地限制了西北回族组织化、一体化运动和民族要求的实现。教争是西北回族一体化的具体表现，只有它的充分发展才可能实现西北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区域性统一。这是一个民族政治上升时期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教争运动方兴未艾、刚刚兴起之际就遭到了清政府有力的干涉和限制，回族承受了一种外在的强力干预。可以说正是在教争中，回族深切地感到了清政府的压制。这就是为什么回族反清斗争往往从教争中发展起来的原因。这种政治冲突反映了清政府和门宦制度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清政府旨在维持它对回族的统治秩序，而门宦制度的使命在于完成回族统一和实现自我管理。后者必然要引起旧有政治秩序的变动，导致两种制度体系之间的剧烈冲突。清政府政治统治的存在，造成了教争问题的复杂与尖锐。
苏四十三曾把杀老教和反官府并列为其斗争目标。清政府利用了这次斗争的双重性，大力动员老教回民、撒拉族参与镇压苏四十三运动。田五反清斗争并不是从教争而起，但新老教的矛盾与隔阂仍然十分明显。田五起事之前，即有老教回民禀告官府。乾隆说“此案系旧教回民禀首，可见旧教回民原知安分守法”，“此时紧要关键，总以抚安旧教为主。所有禀首之李应得、李化雄，应酌量赏给外委虚衔顶带以示奖励”①。通渭“大庄回民马世雄于贼匪至庄纠约入伙时，携眷赴通渭县城首告……兹据福康安查奏，马世雄已于贼匪攻破县城时被贼杀害”②。张文庆、马四娃等认为马明心被杀，“此事原因与旧教争教而起，旧教是我们新教仇人；今年田五在小山起事前，听见说是旧教回子举首，所以我们立誓要与他仇杀”③。虽然田五等以反抗官府镇压回民相号召，但老教回民与他们仍然界限分明，如伏羌县城“老教乡约并不为贼人胁诱，且助官兵守城御贼”。④所以官府夸张地说“老教土兵与逆回生共乡间，见其肆出滋扰，同深义愤，敌忾争先。一经檄调，踊跃前驱”⑤。撒拉族老教回兵一千人随清军行动。⑥这些都反映了教派门宦之争在反清斗争中仍然存在，两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实清政府并不是真正支持老教。只因为反清的是新教，清政府为了利用老教抵制新教，才表现出支持老教的态度。清政府对新老教本身并没有多少认识，它对新老教不同的态度和政策乃是由具体的历史事件决定的。如果首先反清的是老教，清政府的态度就会反过来支持新教。故教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而不是是非问题。随着清政府加强控制西北回族门宦，无论新老教派均有反清动机，教争矛盾逐步淡化。
二、政治格局的变化
连续发生的苏四十三、田五事件是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发展演化的政治斗争。它集中暴露了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原来西北社会中隐伏或酝酿着的各种矛盾，在这两次事件中公开化了。西北之政治格局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最明显的是，清政府一改过去漠视回族宗教的态度，开始注意和控制日益发展的回族宗教势力。
苏四十三事件对清政府来说，是一次突发性事件，他们毫无思想准备，正如乾隆皇帝所说“此案事起仓卒”。事发后，乾隆只弄明白撒拉族并非回族，然后就想当然地认为：“甘肃番回杂处，好勇斗狠其常也。近年之王伏林、明季之满四既是，今之苏阿浑，皆其类也。然小丑潢池，官兵一至，即尽灰灭耳。”①然而很快他就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而询问：“回人争教细事，何致因此杀害大员？其所争立新教系由何处流传？向来有无此等名目？”②叹道：“邪教固人心，亦诚大奇事。”③出于镇压反抗的需要，乾隆指出：“新旧教既自相仇杀，必非合伙，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未当不可。而其互相仇杀之罪，俟事后再定。”④应该说，清廷对回族的新老两教并无多少了解，也不存既定的成见。但是，新教反抗官府的事实，决定了清政府把它作为首先打击的对象。本来官府认为苏四十三等“因争立新教，旧教不从，致被杀害起衅。若地方官早为严明料理，断不致酿成事端”⑤。后经调查知道新教以马明心为首，在撒拉族中传播已有二十余年。而苏四十三等攻河州、兰州时，各地新教回民有参加其中者，特别是洪济桥、唐家川等处新教回民支援苏四十三，引起清廷极大重视。因为这一现象表明这个事件不仅仅是撒拉族中的教争，还涉及整个新教和回族与清政府的关系问题。清廷的态度如下。
据供洪济桥、唐家川六处回子均系马明心新教徒弟，为苏四十三扎筏渡河，及苏四十三分遣贼匪往安定、会宁一带求救……得旨：此案起衅酿毒已久，若勒尔谨早为严切办理，何致构成事端？乃伊竟毫无措置，以致误事不小，实断不可复留。至新教逆回如此肆扰，实为罪大恶极，不可不严断根株。如所称洪济桥、唐家川六处回子素与马明心、苏四十三潜通，且扎筏渡贼过河，尤为罪不容诛。此事应于剿贼事平后，趁兵威严整之时痛加惩治，以儆凶顽，不可姑息了事。①
在清廷看来，撒拉族新教由教争而抗官尚属事出有因，而洪济桥、唐家川等处新教回民则是志在反清。这样，清政府失去了仲裁教争的地位，而站在新教的对立面，因此认定“凡新教之人，皆系贼党”②。马明心作为新教首领不论是否参与了反清，也自然成为官府镇压的对象。确定了镇压新教的原则后，清政府对教争的看法起了微妙的变化。本来他们是反对教争的，认为教争而引出了事端。而现在他们认为教争的存在有利于反对新教。所谓“惟因两教互相仇杀，是以起衅滋事。亦幸其两教彼此结怨，是以新教逆回易于拿获，无处窜飏”③，据此形成了清政府对新老两教的不同政策。
此案用旧教而除新教最为吃紧关键。盖旧教相沿已久，回人等耳濡目染，习惯性成，今欲去之势有不可。譬如僧道未尝非异端，亦势不能尽使为民也。而新教则如白莲等邪教，平日虽亦拜佛念经，而惑众滋事，其名目断不可留。将来办理之法，首先分别新旧名色，即其中有已归新教而仍自认为旧教者，是尚知畏罪避祸，查办时亦可因其避就量予生路，所谓法外之仁，不得不网开一面也。①
据奏甘肃新旧教回民杂处之各州县不下数十处，统俟事竣后立法查办，革去名目等语。亦只可如此办理。但如唐家川、洪济桥等处从逆回民，则剿洗不可不尽，断勿少存姑息，以致养痈贻患。②
其基本政策界限是，首先区分新老教，禁止新教，保留老教，未参加反清的新教回民令其改从老教；凡参加苏四十三反清斗争的新教回民一概镇压，祸及家属，“务使根株悉绝”③。清政府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开始打击回族宗教组织。经过苏四十三事件，清政府发现回族宗教领袖在回族社会的巨大影响，并认为这对官府统治是不利的，因此不论新教老教，其掌教均令革除。
革回民掌教名目。昨阿桂等奏，查明甘肃逆回新旧教起衅仇杀缘由一折。此等逆回在该处煽惑愚人，妄言祸福，甚至设立掌教及总掌教之名，以致无知回民被其愚惑入教，指挥听令。现在逆回苏四十三等即其余党，竟敢率众抗拒官兵，总由当日养痈贻患所致。著李侍尧于办理撒拉尔善后事宜内，将总掌教名目不动声色令其裁革。④
清政府在这里已经把苏四十三反清和回族宗教的组织制度相联系，虽然其认识还不很清楚，但它以为若及早镇压掌教等就不会酿成苏四十三之事。因此，清政府注意的不是回族宗教学说教义之内容，而是其组织制度。应该说这种自发的感觉和态度，确实反映了回族社会组织化运动对清政府在回族中的统治体系具有一定的抵制与瓦解作用。清政府担心宗教组织的蔓延，曾诏谕各省调查回民中有无掌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