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军事集团势力的兴起，必然改变回族社会上层的权力结构，这一格局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激烈的斗争。河州地区由降清而结束反清斗争，回族宗教组织体系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而，马占鳌、马安良军事集团与宗教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回族社会的一个新问题。它既包含着河州回族社会内部的矛盾，又因马安良等兼有官府性质而反映了该社会与清政府的矛盾。这些问题又总是以宗教问题为表现。
马占鳌本花寺门宦著名阿訇，马永瑞是该门宦教主，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他们降清后成为河州回民军主要领导，拥有很大的政治优势。所以，花寺门宦在光绪年间有迅速的发展。马永瑞之子马如彪在河州、循化一带传播教义，信徒日众。马永瑞族弟马永琳对此深为不满，他宣称马如彪所传之教是“道外邪说”①，人们便称马如彪派为“新教”。马永琳亦为花寺门宦教长，有很大的宗教影响。由此，新老教再起斗争，特别是循化撒拉族中新老两派屡兴诉讼，矛盾日益尖锐。
1894年，甘军统帅董福祥赴京参加慈禧寿辰贺典，而此时中日战争爆发。日军由朝鲜长驱直入中国领土，淮军、湘军在前线败绩相继。清政府为加强京畿防务，令董福祥“募兵备战”②，并从甘肃抽调马步八营军队赴京，以董福祥“籍隶甘肃，统带西勇定能得力”为由，令其统帅甘勇。③赴京的甘肃军队中有马安良回队。1894年10月清廷上谕称：“河州本有回马队三旗，兰州回队一旗，合四旗为两营……饬令各营取道草地前进，限四十日到京听候调遣。”④
这是河州回军组建以来第一次被征调远离家乡，兼以甘军东调，西北清军防务十分空虚。新疆巡抚陶模奏：“边防紧要，请饬提督董福祥迅回本任，以资镇守。”①但未被清廷应允。此时，循化教争迅速激化。西宁道道员陈嘉绩至循化关闭城门，“收禁起事撤回十一人，枭首示众”②，激起撒拉族的反抗。1895年4月初，撒拉族围攻循化厅城。此次教争的根源在河州，官府因此请马永瑞、马永琳调停。马永琳不满马永瑞、马如彪势力的发展，于暗中积极鼓动其教众起事。他联络南乡闵殿臣之子闵伏英、狄道穆夫提教主马维翰等，约定举火为号，共同起事。马永琳命人火焚花寺拱北牌坊，“即以保教为名，号召各路头目，纠集徒众，包围了河州城”③。马维翰、闵伏英率众围攻狄道城。韩文秀攻西宁府城。河州回民于6月攻入海城，杀知县惠福等。④甘肃局势大乱。甘肃清军受回民围攻，屡遭败绩。甘肃提督李培荣、固原提督雷正绾、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西宁镇总兵邓增、宁夏镇总兵牛师韩等，或年迈昏聩，或畏缩不前。清廷大为恼火，将陕甘总督杨昌浚、甘肃提督李培荣革职，以新疆巡抚陶模署理陕甘总督，调董福祥为甘肃提督，张俊继其喀什噶尔提督一职。董福祥率军返甘，许其专折奏事，平息河湟事变。
这次事变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西北清军除甘军以外，均已丧失昔日湘军之威势，遇有反抗皆一蹶不振，毫无战斗力可言。这一点体现了西北官府统治的腐败衰颓。二是回族内部政治上出现了分化。与同治年间的全民反清不同，事变一开始就有许多回族人物为平息事变而努力。固原提督雷正绾奉命赴河州加强防务，但所部仅七百余人，雷正绾自同治初年办理回民事务已三十余年，深知兵少无用。因而他一到河州一面派回族士绅马福禄、马麒等开导回民，一面着手组织回勇，招募回勇六哨，“以回目马福寿、马福禄、马骐、马如麟、马万福、马占奎等六人分带……意在以回制回，为羁縻收抚之计”⑤。雷正绾的政策并不是什么创新，新现象在于回族上层中出现了一批积极配合官府的势力。后来发展为河州著名军事集团的马千龄家族，正是此时开始组建军队的。马千龄在同治年间曾参与河州回族反清，对马占鳌降清起过促进作用，与马占鳌、马海晏等有姻缘关系。其次子马福禄生于1854年，自幼习武，投考武科，1879年入京应试，中武进士，曾充京师侍卫，继补卫守备，后“以终养告归”①，居乡里经营商务。事变发生后，马福禄“遵其父命，募汉民土勇二百人，随河州镇汤彦和进征撤回。后因河州被围又随官军进老鸦关”②。时马永琳派马福旺向汤彦和佯称投降，并许献沙金三升和金马一对。③汤见利动心，许其投降，又恐回到河州献金之事被雷正绾干预，于是途中一味拖延，驻军双城堡等待回民献金。马福禄闻此大惊，请汤彦和“即日进城，否则恐为贼乘。彦和不听”④。回民军周世祥夜袭汤军，汤彦和只身逃窜，在马福禄的引导下，经藏区逃入兰州。回民军认为马福禄兄弟“助官军，戮同教”⑤，火焚其宅。马福禄兄弟“阳洼山住宅，以及亲族庐舍荡然无一存”⑥。杨昌浚以马福禄作战得力，准其增添马勇，由官府支其粮饷。⑦这样，继马安良之后，马福禄、马福祥兄弟也成为河州回族军事人物。陶模曾奏报，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情况，碾伯“县属寺尔堡回民六品军功马万德素称良善，光绪二十一年夏间，逆回蜂起。冶家川阿浑冶主麻纠党百余人，往约马万德同叛。马万德不从，与寺尔堡居民数十人约同固守，赴省请兵救援，愿为乡导，往前敌杀贼。半途为冶主麻邀击，其次子马五美死焉。嗣总兵牛师韩率豫凯军抵平番，马万德等约同十五会等处良回赴营投效……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冶主麻探知马万德在家，率领党羽，乘其不备，围烧马万德房屋，劫令从逆。马万德骂贼不屈，贼遂脔割其身，死极惨酷”⑧。
回族上层政治分化更突出地表现在马安良返回河州后，反清势力纷纷瓦解。事变以来甘肃之湘军、豫军的无能暴露无遗。固原提督雷正绾为七十老翁，“嗜好甚深”，吸食鸦片，河州被围，“坐困孤城，度日如年”。陕甘总督杨昌浚”绕屋彷徨，夜不能寐”。其他则“王正坤临阵脱逃，汤彦和利令智昏，李培荣嗜好甚深，陈宗藩临敌纳妾，李良穆勇不足额”①。清廷急忙令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攻河州；陕西巡抚魏光焘率湘军攻西宁。1895年9月，董部甘军三十营返甘。董福祥至平凉，派人张贴告示，劝导宁夏所属回民“各安生业”，“限一月内各归各庄，勿再惊惶”。宁灵一带由河州返里者万余人。10月，甘军至定西，以马安良为先锋，又重用马福禄等。马安良乘牛皮筏渡洮河，连克康家崖、三甲集，直取河州。董福祥亲率大军，随马安良军，回民军纷纷西逃，河州城围不战而解。甘军西攻势如破竹，竟成奇迹，并非由于军队的英勇，实由政治瓦解所致。“福祥甫出安定，至大官营，适八方新教逆首马永瑞、马永琳及众回目等十数人诣营投诚。为之通款者，董军分统马安良；促成其事者，署河州镇李良穆也。”至三甲集后，董福祥“令马安良先往河州安抚八方”②。可见董福祥充分使用了政治策略，发挥其回族将领部下的政治影响，有力地瓦解了回民军斗志。有材料记载，回民军首领马永琳闻甘军西进，见其属下马显文毫无惊色，便对马显文说：“尔父在董提督部下管带骑兵，又有马安良为之解释，性命或可保全。吾其死矣……吾子孙恐无遗类矣。”其部下“见永琳气已馁，纷纷西逃”③。这里反映出当时回民军与清军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反清回民家族成员往往又是清军将领，而这些人大都是拥有影响的回族上层。他们去平息事变必然事半而功倍，使起事回民军不战而败。马安良家族在河州二十余年中显然树立了极大的政治影响。这成为甘军顺利进军的基础。与甘军之猛进形成鲜明对比，魏光焘率湘军三十营攻西宁一路受阻，屡战不利。清廷令董福祥于平息河、狄后继攻西宁。董福祥利用专折奏事之权，对湘系大员逐一参弹，称“甘肃军政之坏，至今而极”①，于军事之外，对“地方之事，近亦越俎而谋”②。这自然引起湘系势力的不满。新任陕甘总督陶模为湘军鸣不平，说“魏光焘之用兵也近拙……董福祥之用兵也近巧”③，认为董福祥之“巧”在于“用其部下偏裨回目马安良从中关说，招使投降。于是河州、巴燕戎格以及米拉三沟叛回，一时俱奏勘定”，其战绩“事尽子虚”④。此话固然有意贬低甘军，但马安良招降回民军确实是甘军迅速胜利的重要原因。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只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被平息。清廷嘉奖：“董福祥运筹决策，调度有方，迅奏肤公，勋劳懋著，著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赏给骑都尉世职。”⑤指斥其他军队“不免冗滥，著陶模再加删汰，腾出饷糈以供董福祥全军之用”⑥。又命张俊募兵扩军，“福祥所部为甘军，俊所部号肃军，皆责饷于甘肃”⑦。张俊部肃军实际上是甘军的一部分。甘肃“所有湘军，统归董帅节制”⑧。从此，甘军势力及于今甘宁青新四省，取代了湘军统治西北的地位。
三、回族军事集团势力增强
河湟事变为河州回族军事集团的发展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虽然左宗棠抚河州时编定马占鳌的三旗马队，但其队伍数量甚少，只是官府的辅助，只是河州马家军的雏形。而河湟事变中，不仅马安良的部队获得扩大，而且马福禄、马福祥兄弟新建军队，马海晏亦随马安良势力的扩大而坐大。河州三马家族并起之势基本形成。
河州回族军事集团从产生到发展，其立足点主要不是拥有一支军队，而是它所独具的政治作用。河湟事变中，回族军事人物这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势力。从各种材料可以看出，经过这次事变，清政府地方官员强烈感受到了马安良对维持河湟地区回族社会安定的巨大作用，他们明确地向清廷报告马安良已成为官府统治河州不可或缺的支柱。正是出于这一深刻的原因，马安良、马福祥、马麟等在清末最后十几年中官职不断升迁，并且一直担任河州或西宁地区的军职，表现出十分鲜明的地方色彩。这不仅与普通清军不同，而且和陕西回民军转化而成的回族将领也有明显区别。强烈的地区性和民族性，表明河州回族军事集团的政治根源不仅在官府，更主要的是植根于回族社会。
河州马家军事势力源于回族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门宦势力被教民一致拥戴的现象不同，回族军事集团投靠官府，表现为替官府服务，有背离回族斗争的一面。所以，无论从政治倾向还是从回族社会组织系统上看，他们与清代西北回族政治传统都有尖锐的矛盾。同时，对于回族，他们代表官府，对官府他们代表回族，这两重身份的结合也有一个渐渐被各方面接受和认可的过程。这两者的平衡不仅有待于认识的成熟，而且依赖着回族社会的客观变化。
河湟事变作为西北回族反清斗争的尾声，矛头所指固然针对官府统治，同时也透露出河州、狄道、西宁回族上层中存在着反对以马安良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势力。这一层矛盾比较隐蔽，但他们乘马安良部东调之时起事，至少说明他们不愿接受马占鳌、马安良所选择的道路，企图打破官府在这里规定的秩序。同时这也说明，河湟一带回族中仍有足以抵制马安良集团的力量，其代表人物从闵殿臣到马永琳、马维翰等前后相继，表现出这一政治倾向的连续和发展。而这一派代表均为宗教人物，反映出回族社会固有的宗教组织系统与军事系统的斗争趋于尖锐。当然马安良也并非仅仅拥有几旗马队，回族中的一些上层人物也赞同他所选择的道路，因此他返回河湟后才能有那样突出的表现。马永琳代表着传统，马安良代表着新的变化。大概有许多人摇摆于二者之间。马安良离甘后他们附和反清，马安良返回后又附和马安良。没有这种态度，马安良就不会对反清队伍起那样大的瓦解作用。
这是马占鳌降清后河州回族社会的一个深刻变化。宗教与军事两种势力的并存，二者的矛盾终于在河湟事变中爆发。显然，马安良等能够从回族和官府两方面寻找政治支持，所以取得了优势和主动。继瓦解反清斗争之后，马安良、马福禄掌握了负责河州善后的权力。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大刀阔斧地打击了宗教势力。由于马安良的关说，河州解围后，马永琳等“呈缴枪械，供应军粮”，似已被抚，所以河州不战而平。然后，董福祥、马安良等捉拿为首之人，“共擒获匪首一百三十七名，先后讯明正法”①。这当中包括马永琳、马如彪父子，周世祥父子三人，马显文，闵伏英等著名门宦教主家族和宗教人物。“马维翰为谟夫谛教主”②，在狄道和西宁有广泛影响，“杀之者董福祥，主之者马安良也”③。西宁的战事稍为激烈，甘军在镇压反清运动中将这里的宗教人物韩文秀、韩努力、马成林、冶主麻等一并杀害。马安良、马福禄同时对追随门宦的普通回民大肆杀戮。马福禄声称：“这次善后要使八坊每家都动一场哭声。”④他们每天向官府上交人头几十个，制造恐怖气氛，以树立自己的威势。他们还以安抚流民为借口，在回民中逐户勒索“罚罪款”，强征白银四十五万两，粮食两万四千余石。这笔钱粮一部分上交董福祥，其余皆落入马安良、马福禄私囊。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