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大学教育学院蓝耿忠
党的十七大对新时期高等教育提出的任务和要求只有八个字——“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可谓字字重千斤。高教领域把这个任务和要求称之为“质量工程”，并在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依靠科学管理，提高教育质量”仍然是高校乃至教育行政部门的主流观点。因此，本文立足于“质量工程”对“管理育人”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有限探讨，借此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表达一孔之见。
一、“质量工程”隐含的育人情结
北京奥运会刚结束，2008年度诺贝尔奖在10月陆续揭晓，对中国而言，13亿国人再次扮演集体看客的角色。长期陶醉于科学昌明却又饱尝一个半世纪文明失落之历史伤痛、眼下欲急切追赶的中华民族，对诺贝尔奖情结最主要表现为民族自尊心的表达和满足。但是，在学术界、科技界、教育界乃至国家政府部门，对诺贝尔奖的渴望，恐怕都难以用申奥成功和获得奥运金牌那种满足感加以诠释。在讨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热潮之中，自然而然地把对诺贝尔奖的期盼寄托在人才培养之上，希望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培养“四化”建设人才过程中，造就出我们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就是当前热议诺贝尔奖所隐含在“质量工程”中的育人情结。不管是培养“四化”建设人才，还是要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国力的竞争，都离不开育人质量。这里既包括学校（狭义教育）的育人质量，也包含社会（广义教育）的育人质量。所以“高等教育质量”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社会性概念和历史性概念，不同的文明时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科学环境、不同的用人机制，都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不同的质量标准和要求。“质量工程”必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严谨繁杂的育人系统工程。“依靠科学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显然是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育人具体观点，而管理的对象和质量的载体就是大学生，所以高等学校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原则，是育人工程的基础，是质量工程的保障。问题是，在贯彻“三育人”原则的过程中，管理者和服务者不一定都是教书者，但是教书者和服务者都必然负有管理的义务和责任，以此延伸开来，凡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各种管理，包括社会上与高教相关部门的管理，都会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产生一定影响甚至重要影响。当我们立足于“质量工程”的基点之上审视“管理育人”环节，我们会发现从高校到社会，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探讨并亟待解决，而且也可以说是隐含在“质量工程”中的育人情结。
二、管理育人面临的现实问题
从“育人情结”可以看到人们对高校育人的质量寄予各种各样的期待，高校也在向社会做出“办人民满意的大学”的承诺。但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得大学生管理乃至高校管理工作中出现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1）管理工作者觉得尴尬的问题。大学生能不能在学习期间结婚？校纪校规需服从于《婚姻法》；学生违反学校规定，按照校纪校规进行处分之后，学生可以从法院讨回“公道”，而且往往是校纪校规“缺乏法律依据”使学校“败诉”。其实，很多学生和家长都认为“生活中，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情、合情不合时的事情很多，作为学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多的同学及家长议论：“凡事还要讲个规矩，还要讲场合，比如农民在自己的责任田中解手，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若在马路上解手就不妥；大学毕竟是求学的时光和读书的地方，硬要把结婚这种在社会上自立之后才有能力做的事情，放在大学学习阶段里来做，虽不违法却不合时。”（家长谈话）有的家长不无理由地“质问”学生工作者：“找到《婚姻法》的学生，学校得让他们结婚，结了婚的学生找到《妇女儿童保护法》，学校是否还得为这部分同学修建幼儿园、托儿所？”类似问题令人尴尬。
（2）传统求学观念在现实中变味。自古有一种传统观念叫做“求学”，好像没有听说有“求教”的，现在有了。眼下更多的现象是老师“求”着学生学习，实际上就是老师“求教”。中小学是老师“怕”学生不完成作业，就想出了“家长画押”的“损招”，有时学生没完成作业，老师就把学生和家长一起“训”。在“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和“孟母三迁”的古时候，有谁听说过为孩子学习，父母陪着孩子一起挨训的？到了大学，长大了的一些“皇帝”们在毕业设计和就业设想中认为，只要职务高、薪水厚，总统、总理都敢当，但是连起床、早读、上课和晚自习还让老师“值班”监督。在这样激烈的就业竞争年代，按理说，应该是学生本身为自己的学业着急才对，可事情正相反：学生不急校长急。有的学生说“我交学费买教育，学校得让我毕业，何况就业率都是学校的事”（学生谈话）。“教”与“学”之间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3）育人规律与用人要求的错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古训，说明“树人”与“树木”不同。育人有很多自身的规律无法违背，比如育人周期就很典型，一般的大学教育通常要经过4年的时间，高等教育无法像做快餐面那样“及时”满足窗口食客的需要，不管当年新生入学时的专业设置多么合理、是社会多么急需的“对路”人才，4年学成毕业，一些大学生就变成了“不对路”的“过时货”。育人与用人之间的这种“错位”将是一道难以弥合的“边界”，也是学生就业教育中一个颇为迷茫的问题。
（4）个人发展与教育制度的矛盾。高等教育鼓励学生个体发展，特别是“自谋职业”和竞争就业环境下更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教育仍然无法突破“应试教育”的格局，而应试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齐步走”教育，照顾了一些学生跟上“队伍”，但是更优秀、更努力的学生不能“跑步”，结果，跟上“队伍”的学生“自我满足”了，不能“跑步”的学生虽然领了奖学金，却在鼓励和赞美的掌声中“被迫消极”了。所以有人把中国没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原因，归咎于这种个体发展与教育制度矛盾的教育体制。
（5）完成学业与就业愿望有出入。就业竞争激烈，大学生的最大愿望是毕业后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当他们看到“师兄师姐”们惊呼“我毕业了，我失业了”（见前几年的某一期《中国青年》），“原本心中那份大学的神圣光环就暗淡了许多”（学生的谈话）。甚至有的学生对“大学助我成功”的自我观念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学习的态度和热情无形中受到影响。有的学生对所学专业都感到茫然，对学校各种奖惩手段和管理制度更觉得是“多余”的，如果觉得毕业后找工作“无望”，那么学校对他们的一切“管教”都是苍白的。尽管这些想法存在某种片面性和过于悲观，但这种想法和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却客观地存在着。所以，有的学生连文凭都不想要，据了解，个别毕业生和往届生之所以宁可欠学费或欠银行贷款也不要文凭，其中的一种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工作，也就不需要文凭”，再就是“专业不对口，找到工作也不需要文凭”。很显然，这些问题仅靠“三育人”原则是难以解决的。
三、结合实际探讨应对的办法
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并非全面和全部，这里要探讨应对和解决的办法，多属思考性建议，不可能穷尽和完美，而且谬误难免，甚至“抛砖引玉”都谈不上，只是育人使命所然而略述以下几点：
（1）校园小社会要面向大社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很多高校积极奉行“推到围墙办大学”的理念，高等教育早已经走出“象牙塔”，“与社会联合办学”的呼声越来越高、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形势下，相对封闭的高校校园小社会，也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与大社会接轨。有的同学说“社会上的事物，包括观念行为，校园内无所不有，只是有些人不愿承认”，一些年轻辅导员说“过去有人戏言给长江加盖可以省掉许多麻烦，现在的互联网谁能盖得住？”有的学生干部提醒“同学们终究要从校园小社会飞向大社会，管理制度和管教方法要着眼于同学们适应未来的能力，否则学校的管理效果不敢恭维”。这就是要求对大学生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有“大社会”意识，那种自我独尊和孤芳自赏的“学府殿堂”意识已经成了“皇帝的新衣”，幼儿园保姆式的错位“关爱”和家长式的畸形管理方法要改变。
（2）完善和试行育人三大机制。有人建议高校应该建立新的“知识传授机制”、“政治引导机制”和“行为规范机制”。“知识传授机制”可以同社会上和国际上进行更广泛的“接轨”，“政治引导机制”主要是保证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同时加大和加强对违纪但尚不违法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行为规范机制”则应该在“以人为本”的观念上，致力于对大学生的行为方向引导，强化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除了引导性的学习生活秩序管理之外，对学生处罚性的管理规定和实施办法纳入“法律范畴”，奉行“依法治校”主张，这是学生和家长以及法制社会的要求，近几年来“状告母校”的一些官司就表明了这种诉求倾向。这些建议有一定道理，但很多环节尚需研讨和论证。
（3）深化高教的市场经济意识。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更不是福利慈善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学生和家长说得很直接：“我们交学费就是要买教育”，活生生地把高等教育推向赤裸裸的“买卖”关系，乍一听很刺耳，稍加思索也有道理。市场经济就是要讲“一分钱一分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投资与收益关系，学生及家长是在这个前提下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所以，按照“买卖教育”的逻辑，学生只要交了学费，老师按规矩教学，一切就应该进入市场经济运作轨道，就像“买票看戏”那么简单。当了老板的往届生说：“买票看戏，总有人看得懂和有人看不懂的事，与戏院无关。交了学费是肯定享受教育服务的，但是否‘买’到专业知识，还在乎个人。”不管“教育买卖”的说法是否得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高等教育必须深化市场经济意识。
（4）尊重高教规律讲服务社会。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高校办学竞争加剧情况下，高校更要尊重高教育人规律，避免浮躁，理智地服务于社会。高教不具有打排球那样“短平快”的功能来实现育人目标。高等教育有自身的生存、运作和发展规律，如果违背高教的育人周期规律，以损害长远的利益为代价来“顺应”社会急功近利的所谓“人才需求”，社会人才将会“退化”。如果把育人当成创收手段的所谓“服务社会”，以求所谓的发展，这只能是“饮鸩止渴”，加速高等教育走向自我否定。
（5）培养学生个体创新的意识。早些时候就有人提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应该突出个体发展。有的“老外”说中国学生应试能力堪称“世界前茅”，但是“齐步走”的弊端又剥夺了中国学生成为“世界前茅”的能力，因此，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虽然诺贝尔奖并不代表一切，但是它在“满足和表达民族自尊心”之余，至少还能促进个体智慧的开启和激励创新意识。在科学发展和创新道路上，许多科学巨星，并非是学校“同一个答案”考试成绩的佼佼者，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起码也是诺贝尔奖的积极意义所在。1984年6月4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回母校清华大学演讲时说：“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还没有一位在学校里经常考第一，经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位。”这就是提醒我们的高等教育只看“齐步走”的考试高分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学生个体能力的发展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总之，高校管理要立足于“质量工程”，与时俱进地更新育人理念，深入研究新时期育人的新情况，努力解决管理育人过程出现的新问题，才可能有效保障“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不辱使命。
论高校教学管理工作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郑刚
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高校如何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教学管理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