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奎、丁化
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一个以回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联系农区和牧区、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结合部”。
临夏古称河州，早在汉唐时期，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驿站，唐蕃古道的通途，明代又是著名的四大茶马互市之一，现已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人称“旱码头”。
临夏回族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改革开放以后，临夏回族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显得十分活跃，他们传统的经商本领得到施展机会，商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研究总结临夏回族商业经济的昨天与今天，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充分发挥回族人民的经商传统和优势，振兴地方民族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临夏回族商业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及特点进行探讨，简陈管见，以就教于识者，并期引玉。
一、临夏回族经商的缘起及茶马互市
临夏回族缘何能够形成善于经商的优点？这和民族传统、信仰伊斯兰教及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一）伊斯兰教对回族经商的积极影响
回族的远祖是来自中亚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等国人。自古以来，经商就是许多阿拉伯人的职业，先知穆罕默德青年时代也是商人，他曾说过：“我的民族的给养，十分之九是来自商业”，“最尊贵的营生是自食其力，所有的买卖都应是正当的。”伊斯兰教认为，宗教信仰与赚取利润并无利害冲突。即使一年一度的朝觐季节，伊斯兰教也允许穆斯林在完成功课之余，可以利用这世界性的穆斯林盛会进行买卖交易。《古兰经》和“圣训”中也有许多鼓励和赞同穆斯林从事正当商贸活动的规定。如买卖公平、不欺行霸市、不乘人之危、不随意抬高市价等。《古兰经》中的古莱氏章，则专门讲述古莱氏人经商的情况。《古兰经》里还有10多次提出过这样的警告：“真主允许做买卖，而禁止高利贷。”伊斯兰教经典中这种浓厚的商业意识和商业道德，无疑对回族从事商业贸易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临夏回族先民的商业活动
唐宋时期的西域人，是临夏回族最早的先民。公元7世纪，大食与唐正式建交。其后，两国交往相当频繁。当时丝绸之路的南道自内地经临夏、乐都而到敦煌（为丝绸之路三条通道之汇合点），然后穿过新疆，经葱岭到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那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国家，经济也很发达，不少西域人经丝绸之路来长安等地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宋代，西域来华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往往散行陕西诸路，久留不归”。为便于管理，宋朝政府乃在熙州设驿站，接待使者、商人暂住。“同时在湟州、河州（今临夏）设榷场（专卖机构）进行茶马、绢帛交易，使利归于国家”。这一时期，来临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等，大多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其中一部分留居临夏后仍然从事商贸活动。从历史渊源上讲，他们是临夏回族最早的先民，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是临夏回族商业经济的开端和雏形。
（三）“茶马互市”之地为临夏回族商业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临夏地区有着连陇右、接河湟、通洮岷、达金城的特殊地理位置，历史上曾以“河湟雄镇”著称，是有名的商品集散地。据史料记载，这里的正规贸易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后历经唐、五代、宋、金各代，经久不衰。13世纪初，成吉思汗出兵中亚，将俘获的许多工匠编入“签军”，还有大量的回回军、商人和平民，随军到达中国各地，河州城为集中地之一。这些回族先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利用临夏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良好的经商环境，又兼营牧业及手工业和商业。作为善于经商的民族——回族组成部分的临夏回族，其经商优势从元代奠定了基础。
明初，政府在河州等地设立了管理民间农牧贸易的行政机构“茶马司”，主要负责中原地区与藏区的茶马贸易。茶不单纯指生活饮用茶，而是泛指其他农产品和生活用品；马也不仅是民用和军用马，而且也包括羊毛、牛皮等畜产品。“茶马互市”其实就是对当时民间农牧贸易的简称。临夏回族在茶马互市中，积极参与茶马交易等商业活动，使茶马互市成为他们发挥传统经商优势、从事商业贸易的主要依托和发展商业经济的一个有利条件。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的：“明代挑选建立的内陆商埠的河州正是元初以来已形成的回族聚居区。即使撇开这个地方由于回族经营了近百年在事实上已成为农牧贸易的中心不说，也可以设想河州经济地理上的地位原来就具有十分适合于回族发展的条件，建立‘茶马司’之后更便于他们进行商品流通活动，因而巩固了这个民族聚居区。”到了明朝后期，临夏回族商人在进行茶马贸易的同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始经营饮食服务、小型皮货加工、牛羊屠宰、鲜货、杂货零售等生意，进一步扩大了商业活动的领域。
二、清代及民国时期临夏回族商业的发展变化
（一）清朝前期临夏回族的商业情况
清朝时期临夏仍是甘肃回族主要的聚居区和商业中心。自清初至乾隆，“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国民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迄清中叶，回回“惟河州为最多，其种类亦强”。“盖八方（坊）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富甲省垣，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族”。
这一时期，回族农民和居民中以搞副业为生的“脚户”（行商）不断增多，商业队伍日益扩大。“脚户”们历经长途跋涉，将陕西、四川等地的茶叶及其他地区的辣椒、旱烟、调味品、纸张、杂货等，贩运到临夏，丰富了商品货源，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清同治初年和光绪二十一年，临夏回族人民因两次反清起义的失败，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农业生产及商品流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萧条达二三十年之久。
（二）临夏回族商业向藏族地区的拓展
清中叶以后，在临夏回族商业得到发展的同时，中部较先开发地区的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省客商，也陆续来临夏经商。他们设立字号，成立庄口，当地商人称其为“客货家”“字号家”或“山陕商”。这些外地客商大量运销土布、棉花、小百货、副食品等。随后，京染市布、洋布料子等新产品和舶来品，也经客商之手，出现在临夏市场。这种形势，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刺激了临夏的回族商业，使原先经营杂货的回族商人也开始兼营土布，还新设了许多专营百货、布匹的零售商店；另一方面，客商的大量出现，对不少本钱小、信息闭塞的本地商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一部分回族商人，开始将经商的目标转向气候严寒、客商很少涉足的甘南及青海藏族地区。他们根据藏族的生活习俗和需要，将青稞（藏民做炒面的主要原料）、松州大茶、布匹、装饰品及宗教用品等，用牲口驮运到拉卜楞（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赶“丛拉”（集市），向藏民销售商品。同时，从藏民手中收购羊毛、皮张等土特产品，贩销给临夏及东部地区的商人。就这样，临夏回族商人凭着机动灵活、吃苦耐劳的精神，寻到了新的经商基地，自发地开始了与藏区的贸易。
临夏回族有一句谚语，叫“学了藏话值银子”。为了做好与藏族的生意，临夏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刻苦学习藏语，加强与藏民之间的联系，在藏族中树立了威信。一部分临夏商人在拉卜楞设立商号，成为当地的坐商。其中比较殷实有名的有“同心盛”（经理马福林）、“同心马”（经理牟来福）、“义兴马”（经理马五子）、“世兴锡”（经理马乐天）、“德兴元”（经理马云清）、“公兴元”（经理马仁轩）、“天顺祥”（经理马曼巴）等。这些商号的经理和雇佣人员都会说流利的藏语，与当地寺院的喇嘛、活佛交往密切，关系融洽。有些商人，还逐渐深入川北马尔康及海南、果洛、玉树等藏区，认当地千百户为主人家，穿行于牧民帐房之间，以物易物，换取羊毛、皮张、牛羊、马匹、野牲皮、麝香、鹿茸等。
（三）清末民初羊毛商与皮货商的兴盛
临夏回族商人在藏区收购羊毛、皮张后转销临夏的经营活动，使临夏的皮毛市场逐渐活跃起来，形成了一批专营皮毛的皮毛大商。从清末开始，驻天津的英、美、德等国外商洋行，如“新泰兴洋行”“聚利洋行”“高林洋行”“怡和洋行”“天长仁洋行”，相继派买办（经纪人）来临夏设庄，销售洋货，收购羊毛。这一贸易的开展，进一步带动了临夏羊毛商的兴盛。
洋行经纪人来临夏后，与当地羊毛商取得联系，议订羊毛价格及交货合同，委托羊毛商代理收购、承运业务。当时，承揽羊毛生意的临夏回族商号主要有“同兴店”（经理王圭璋）、“昌兴店”（经理海安轩）、“天庆魁”（经理兰晓轩）等。这些商号派人去拉卜愣等地大量收购羊毛，用牲口驮运到临夏境内的黄河岸边（今临夏县莲花乡），将羊毛整装于牛皮袋内，联成大筏（每筏装4万斤左右），雇佣当地的专业筏子客（俗称水手），从黄河经兰州运至内蒙古包头，交洋行收验结账，然后由洋行装大车运到天津出口。
当时，临夏的羊毛商因本钱的大小，拥有牛皮袋及其他水运设备的多少，承运羊毛的数量各有不同。如“同兴店”，每年可承运40～50万斤，较少的也能承运10余万斤。当时每万斤的全程运费为1700两银子。承运商除开支拉卜楞至临夏的陆路运费，黄河筏子客的工资及水上沿途税务费用外，每4万斤的一个大筏每次可获得纯利润2000余两银子。羊毛商如此承运几年，收益甚丰。同时，也给临夏城乡近2000户居民提供了驮运、筏运、择晒羊毛等劳务，增加了收入。民国9年前后，驻临夏的洋行经纪人陆续撤回天津。从此，临夏羊毛商开始自购自运，将所收购的羊毛直接卖给天津洋行。其后一段时间，羊毛畅销价格上涨，使羊毛商财运亨通。出现了“复兴隆号”（经理王慎奄）、“王盛公号”（经理白洁如）、“隆顺和号”（经理毛福亭）、“步云祥号”（经理马步云）、“福顺祥号”（经理马肇业）等新的羊毛大商，他们拥有资本十几万或几十万元不等，其中“同心店”经理王圭璋（时任临夏商会会长）成为百万富翁。到民国15～16年，羊毛生意达到鼎盛时期。随着羊毛生意的兴隆，羊毛商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大，视野不断开阔。他们在天津出售羊毛后，遍游津、京、沪、汉及景德镇等城市，大力采购布匹、绸缎、百货、瓷器等商品。京津的货物由火车运到包头，再雇牲口到临夏；沪汉等地的货物装火车运到潼关，再雇畜力车运到临夏销售，丰富了市场货源。可惜到民国17年，国民军火烧临夏回族商业的中心——八坊，商业贸易随之中断。至民国20年，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羊毛生意才得以恢复。
在羊毛交易兴旺之际，天津外商还从临夏订购肠衣（羊肠）。肠衣货源主要还是依靠藏区，临夏“琳义成”（“同心成”分店）商号专做肠衣生意。为了满足外商的需要，“琳义成”派专人分头去拉卜楞及青海同仁、贵德、湟中、西宁等地，收购肠衣，并就地进行腌制加工后，运至天津，卖给外商，每年的转销量为5～6万副左右，收益也不错。民国26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天津等地沦陷，临夏商人与外商的羊毛交易及肠衣生意中断。
皮货商是临夏回族商业中与羊毛商并驾齐驱的另一支商业队伍。皮货商业在时间上也有百余年的历史，初期由于交通不便，收购及加工数量较少，只在本地及兰州、川北部分地区销售。进入民国以来，皮货的产销量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临夏的皮货商业是和皮货加工职系在一起的，即先由皮货商分头去甘肃甘南、青海海南藏区及河西武威、永昌等地收购羊皮。一般以收购羔皮为主，也收少量的老羊皮和野牲皮，运到临夏后出售给皮货作坊老板，由皮匠经过浸泡、发酵、清洗、裁剪、缝纫等工序，制作成各式男女皮袍，尔后再由皮货商运到各地销售。
当时，藏区产的羔皮称番皮，河西产的羔皮称江北皮，其质量虽赶不上宁夏滩羊皮，但数量上要比宁夏多。番皮皮袍适销于四川、汉口、西安、北京；江北皮皮袍远销上海；野牲皮及其皮衣大多由外国商人购买。在皮货商业发展旺盛时，较大的皮货商一般每年购进羊皮5～6万张，从事加工缝制皮袍的作坊有几百户，每年加工销售皮衣达万件以上。皮货商在销售皮货的过程中，熟悉了经营渠道，进一步掌握了市场行情，后纷纷在西安、成都、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设立常住庄码，一面销售皮货，一面采购各地新式产品及西北少数民族用品，运到临夏销售，进一步沟通了临夏与各大城市、商埠的贸易渠道。
关于临夏皮毛商的兴盛，甘肃省文史馆馆长张思温先生在《河州经济琐谈》一文中指出：“民国初年，外商洋行收购皮毛，刺激了河州市场。于是回族资本家和军阀官僚资本大多开始皮毛的贩运销售，直走天津，回程即贩运百货。市场情况为之一变，皮毛商资本跃居河州商业的第一位。……当时八坊（今临夏市南关）货物云集，超过兰州，号称‘小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