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回回的朝贡贸易，带动回回私人贸易的微弱出现。明廷出于“厚往薄来”的原则，永乐时规定“凡进贡回回有马欲卖者，听于陕西从便交易，须约军民，勿侵扰之”[38]。其实早在帖木儿遣回回朝贡后，即有“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39]。永乐元年冬月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尼等朝贡，附载胡椒与民互市[40]。尽管这一时期官方贸易仍占主导地位，但回回私人贸易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的出现，必将冲击着回回的朝贡贸易。
（二）洪熙初至天顺末（1425～1464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朱棣去世，仁宗即位，对回回朝贡进行了限制，“除哈密忠顺王及亦力把里、撒马儿罕等处，番王遣使朝贡，许令送赴京来不过一、二十人，正付使给与驿马，余与驿驴”，对于所贡之物，除国家所需之马“令就甘肃给军士，余一切勿受”[41]。仁宗在位不到十个月即去世，朱赡基承父遗政，并对其回回朝贡贸易制度“绳衍纠缪”，保证了终宣宗一朝，各国回回贡使不绝于朝。如宣德九年回回朝贡次数，《明宣宗宣德实录》载，撒马儿罕有8次，哈烈有1次，吐鲁番4次，亦力把里有3次，天方1次，哈密4次，肉迷3次，坤城2次[42]。
正统时期，瓦剌兴起，并与哈密等卫所发生联系，哈密诸卫所间受瓦剌影响内乱迭起，卫所作用开始削弱。瓦剌势力的出现，虽曾一度引起混乱，但并没有中断回回的入明朝贡，“瓦剌很快把哈密到嘉峪关一带进入中原的要道夺取到手中，瓦剌利用这条西域要道和东边大同一道贡道，分头向中原频繁入贡，并进行贡马和其他私市”[43]。同时，由于战乱，大量的回回亦借朝贡之名，大量入附中原，这在《明英宗正统实录》中可约略反映出。英宗在天顺元年（1457年）和七年（1464年）两次重新向外派出使臣，积极招徕“远人”，如天顺七年派海荣、詹升等11名官员分别使往哈密、哈烈、撒马儿罕、吐鲁番、加思兰等处，这亦大大影响了回回朝贡贸易的程度，使这一时期的回回朝贡贸易继前一阶段后呈现继续发展的趋势。
这一时期，特别是正统期，西域回回私人朝贡数多。由于战乱，大量的回回纷纷假借朝贡之名而入居中原，这在后篇将论及，此不赘言。明廷对于朝贡回回允许沿途与民交易。如正统八年九月丙寅上敕谕回回太尉哈三、火者肉迷等曰：“尔等远来朝贡，并买卖生理，其带到马驼等物听于大同府及缘途交易，若欲带至京师买卖，亦从所便，已令边将禁约下人，不许搅扰偷盗，尔等可乘己马从容而来”[44]。回回人亦有参与明廷开中制度者，如宣德五年六月庚辰，户部奏称：“坤城回回者马儿丁等朝贡至京，输米一万六千七百六十石于京仓，中盐。今者马儿丁等欲还坤城，言愿以所纳米献官。”后上令户部“计直当以布八千匹、绢四千匹，偿之从之”[45]。再如正统十一年六且乙丑，回回人马黑木纳马宁夏，中云南盐，后明廷将其所中盐，每引给与钞一百贯[46]。这亦表明朝贡回回在内地商业活动之活跃。
（三）成化初至嘉靖二十四年（1465～1545年）
这一时期，回回入明朝贡之路上兵连祸结，扰攘不息，尤其是明王朝与吐鲁番针对哈密地区展开的角斗角逐，更是日甚一日，明王朝时不时亮出“闭关绝贡”之王牌，以离间吐鲁番与其他诸势力的关系。这使回回朝贡贸易受到一定的影响。如见于《明实录》的回回朝贡贸易，成化年间，哈密仅3次，天方国1次[47]；弘治年间，虎剌撒回回怕鲁湾朝贡1次[48]；正德年间尚未见有记载；嘉靖朝前24年间，天方回回朝贡3次，鲁迷1次，吐鲁番3次[49]。
明朝中央政府出于“怀柔远人”的政治目的，对于回回朝贡“厚往薄来”，然而，以高于贡品数倍的代价作赏赉，朝贡次数越多，负担就越大。同时，回回诸国慕利而来，朝贡一次就伴随着进行一次大宗贸易，一年数贡，来者不止。面对这些矛盾，明初朝廷认识到了，但这一时期政府对回回朝贡贸易作了更进一步的限制，以防造成财政支出过分扩大。
第一，规定贡期，限制人数及贡品数量。早在永乐六年，明制规定：回回“凡来进马者，令人带来马一匹，路费马一匹，俟至京余马准例给价”[50]。至正统十三年十二月迄北买卖回回朝贡，报昌870人，明廷令会同馆查实为752人，俱当究治[51]。对其虚报朝贡人数而冒领赏赐进行究治。嘉靖十三年六月丁酉吐鲁番回夷至各边市易，求入贡，边臣以闻礼部言；“回夷入贡以三年、五年为期，系累朝定例，今吐鲁番旧来贡者，尚未还国，今又违例要求，不可许”[52]。上然之。嘉靖十九年七月丁酉，吐鲁番使未列陈都民等违例进贡，是被“奸回火者皮列所诱，遂先期入贡”。对于这些违反贡期的回回朝贡，明廷“抚按谕阻，请权驻内地自食，以待贡期许焉，乃行”[53]靖嘉二十六年十月，吐鲁番夷使火者阿克力等800余人，入华朝贡，明总兵官仇、都御史傅凤不能阻回，尽验入安插甘州。稍后都御史杨博代傅凤，“诸夷固欲先期起送，曰不愿分住肃州”，杨博仍分其半往肃州。明政府对于此，令其“例当起送五十，存留二百，阻回五百有奇，令诸夷以候，久乞哀请于阻回数内更留百人减半，给赏不为例……诸夷马例止二百四十五匹，今已验收九百八十六匹，当退还者七百四十一匹”[54]。对回回朝贡的贡期和贡品数量进行严格限制。《明会典》规定：“迤西诸夷惟哈密许每年一贡，每贡三百人，每十人起送一人到京，其哈密、吐鲁番、天方国、撒马儿罕等路经哈密来者或三年、五年一贡，起送不过三五十人，其赏赐存留，一以哈密为例”[55]。
第二，限制回回贡使的行动和交易。明廷为确保对回回朝贡贸易的绝对控制，为防止回回贡使与内地人随便接触，以发生相互勾结或泄漏事件，对贡使的行动和交易进行了限制。永乐七年明廷署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中国罗绮旧制禁出境迩者，朝贡使臣及往来市易之人，往往有私出者，更严禁约，若称朝廷赏赐亦必验实，方许放出”[56]。对回回贡使返国所带物品进行限制。
明廷对于朝贡回回市易物品的种类严加限制，如铁、茶严禁私市出境。弘治二年（1469年）四月壬子，“先是吐鲁番使臣火只哈辛赴京进贡，至临青州收买违禁禁食茶、段段五十余柜。至是，上命执伴送人于法司论罪”[57]。正德六年（1511年）四月戊子，哈密忠顺王速檀拜牙即遣使臣阿都火者等入贡，“私货茶于民家，事觉，诏以其故违国禁，法宜减赏，但业已给之，以后勿遣入贡”[58]。成化六年（1470年）十二月丙午，哈密等地面使臣马黑麻等请以所带玉石、大黄、硇砂，“易买纱罗、段并布、绢、瓷器、铜、锡、药饵，鞍髻等物及铁器，不可许；其余宜准于会同馆开市，令与民交易。从之”[59]。另外，对于朝贡回回与内地人交往亦进行了限制。如成化七年夏四月，礼部复奏请移文甘肃巡抚等官，“今后各夷入贡，必须遇之以礼，禁约在边军民不许交通漏泄事情；仍令琬译写番文，晓示哈密王母，凡遣使可选老成之人，戒约而来，不许混以他种番人冒入，果系传报边情止可数人，不必过多”[60]。
（四）嘉靖二十五年至明末（1545～1644年）
这一时期，回回朝贡贸易逐渐趋于沉寂，但如缕细丝，游而不绝。
嘉靖二十四年，吐鲁番速檀满速儿死，其后代自相残杀，对明廷未有何犯难。明始按“存纲纪而节财用”的原则，对回回朝贡贸易制度进一步修改订正。如进一步减少朝贡次数，并缩短在途延滞时间，嘉靖十六年（1537年）要求回回“伴送人员，严立限期”，并“行文知会陕西、河南巡抚，各转行回夷经过处所，预备车辆人夫，遇到即便差拨防护起送，不许滞留久住，就将经过并起送日期，申呈巡抚衙门，类造清册，咨送本部查考”[61]。万历四十年（1612年）定死为往返以三年为限，逾期先将食粮住止[62]。杜绝自进、复进名色，严禁入贡珍禽异兽。万历十四年（1576年）礼部议覆：“以后如遇回夷进贡之年”，“除正进验收外，其余多带者着于本地自行货卖，不许仍带来京，设立自进复进名色，希图赏赐”，并且“珍禽异兽，严加拒绝”[63]。通事改用汉人。原通事“皆以色目人为之，往往视彼为亲，视我为疏，在京则教其分外求讨，伴回则令其潜买禁物”[64]。为此，“于四夷馆内选令汉人学习番语，前项序班，俱以汉人充之，不惟不肯漏泄中国事机，亦示彼夷谓中国之人无所不能”[65]。这些改革，虽能存纲纪，节财用，但却严重地限制了遣贡国和回回贡使的所获，其后果之一，便是这一时期回回贡使减少，贡路显得较为冷清。当然这与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有关。
四、回回的贡品及朝贡回回的来源
一个时期，学术界对于明代的朝贡贸易似乎有这样一种理解，即认为海外诸国朝贡的物品大多是为满足明廷上层统治者奢侈生活的珍禽异兽和香料药物等。在明代回回的朝贡贸易中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有。宣德八年天方回回沙献等贡麒麟、象诸物[66]；弘治五年九月虎剌撒国回回怕鲁湾等从海道至京贡玻璃、玛瑙等诸物[67]；嘉靖六年正月鲁迷回回火者好把丁阿力等来贡狮子、犀牛诸物[68]。有时，进贡的此类物品数量颇大，如景泰三年十一月庚辰，亦力把里地面回回哈马鲁丁等续进玉石400块、重3822斤[69]；翌年十一月乙卯瓦剌使臣火大只你阿麻回回进玉石5900余斤[70]。其他的贡品尚有金银器皿、玻璃、玛瑙、玉碗、香药等。但这类物品在明代回回贸易中不占主要成分，有时还遭明廷上层统治者的反对。如永乐朝，回回进玉碗，成祖谓礼部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其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库府亦有之，但联自不用。”又曰：“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71]再如弘治二年（1489年）十一月撒马儿罕回回从满剌加取海路贡狮子、鹦鹉等物至广州，结果引起骚扰百端，摩费无算，朝臣纷纷上疏非议[72]。
明代回回朝贡贸易，据《明实录》所载，其主体成分是马。几乎在《明实录》中所记的每一个回回朝贡事例都少不了贡马的反映。中国古来是不产马的，历代的战马是仰给于西域与蒙古的，因为不断地和北虏发生战争，所以不得不牺牲其大部财政支出以充北边的警备费的明朝政府，也就以很大的努力去购求军马的供给。在明初战乱时，需求的马最多。洪武时，撒马儿罕回回即有驱马抵凉州互市。永乐时，成祖朱棣剌谕甘肃、宁夏等地官员：“凡进贡回回有马欲卖者，听于陕西从便交易，须约束军民，勿侵扰之”[73]，“凡回回、鞑靼以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牡马则全市之。”[74]对于前来贡纳或市马者，一律从优给价：“凡西域各地来市马者，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75]。与同期安定卫差发马报酬相比，其价格高出二倍以上。如《明太宗实录》卷27载：永乐二年三月，安定卫上纳差发马，因运茶艰难，以绢布给之：“上马每匹给绢二匹，布二匹；中马绢一匹，布二匹；下马绢一匹，布一匹。”回回贡马的数量很大，永乐十七年九月丁巳，哈密回回满剌撒丁等250人，贡马3546匹[76]，其他诸如永乐元年哈密回回马木沙、浑都思一次进马近5000匹，二十一年回回兀马儿火者进马千匹，二十二年回回兀马儿火者又进马6000余匹[77]。
贡品中还包含有羊、驼、硼砂、回青、鹰、大黄、胡椒、缤铁刀剑、甲胄、硇砂、豺、貂、鼠皮、刀锉等。
至于赏赉品，主要有各种丝绸、棉布、瓷品、钞币、金银等。其中尤以各种丝绸、棉布数量最大。如永乐十五年（1417年）给苏禄国东、西、酮王的赐品中分别有罗锦文绮200匹、绢300匹[78]；赏赉品中还值得提起的有钞币，明廷赏赉朝贡回回钞币的数量很大，如洪武二十一年九月丙午，赐撒马儿罕回回答术丁等59人白金人60两及钞有差，翌年又赐撒马儿罕回回满剌哈非思白金400两及钞锭；永乐七年九月赐哈密等处回回你昝等钞3700锭；永乐十七年三月己巳赐哈密、吐鲁番等处回回钞万锭，九月丁巳又赐回回满剌撒丁等250人钞2.2万锭[79]。大量赐予朝贡回回钞币，造成明朝货币输出国内，流通于朝贡回回的来源地，加强了中外货币交流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