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西北回族农业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门类，则主要是从元代开始的。蒙古人在宋末崛起于漠北草原，1212年发起西征，然后挥师东上进入中国西北地区，以此为南下灭宋的基地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被签发的回回人在西北地区筹粮秣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这些驻军的大部分在元朝统一中国后，于1273年“随处入社，与编民等”。“社”是元代农村户籍单位，这些回回军人也就因此而脱离军籍成为普通农民，与另一部分尚在军籍的回回人，从事农业生产。冯增烈先生据有关史料分析说：在陕西及今宁夏部分地区，“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赡思丁·赛典赤出任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时，曾带领一批穆斯林官员和军民来陕，三年之间增加军民21820户，其中当有回族人口。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世祖又将安西王府所管编民200户安插于栋阳（临渔）、泾阳、终南（长安）和渭南屯田。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又‘督斡端（和田）、可失合儿（喀什）工匠四五十户屯田’于陕西和甘肃等处。”[28]管理这一工作的是回回人忽撒马丁，他被任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屯田等户达鲁花赤。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军又在延安、凤翔、六盘等处屯田。二十一年，也于“宁夏屯田成功”。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甘肃旷地也被赐给回回昔宝赤·合散等人“伸耕种之”。至此，陕甘宁地区成为西北回族的重要农业经济地区。“元时镇守青海地区的多为王室成员，如西平王奥鲁赤、西宁王阿答里迷失、西宁王拥鲁蛮（速来蛮）、验马章吉和他的后人。这些王室成员及其部众多信仰伊斯兰教，如奥鲁赤、速来蛮……进入青海的西域回回和蒙古回回，随着战争的结束即随地入社，进行耕牧”[29]。这一时期在新疆的和田、喀什，有回回屯田户1050户，在滕竭儿（今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县）有屯田回回3000户。
元代西北回族的农业活动尽管是点状分布结构，但它对西北回族社会的最终形成却有重要意义。在人类民族发展史上，有许多以经商著称的民族——回族在历史上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没有哪个民族是靠纯粹的商业经济而形成的，没有第一、第二产业基础，就没有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条件。元代西北回回人以点状结构分布在西北各个屯田区，从而定居下来，建立清真寺，形成为一个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区，奠定了后来西北回族社区的基础。而陕西至宁夏、甘肃河西走廊及新疆昌吉等几个大的回回屯田区域的出现，则从地缘上孕育了西北回族社会。
明代至清代同治年间，是西北回族社会农业经济在地缘上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回族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回回人的商业活动失去了元代那样的社会优势。一些回回商人便开始转行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残元蒙古回回归附后，也被安置在西北屯田，在一部分西北回回人被移往内地、江南的同时，又有一部分江南回回被移到西北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一部分回族将领受封而在西北获得土地；更多的则是由于数百年来西北地区回回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扩大了土地垦殖面积。“据明人记载，关中东部自华以北渡渭水，投清凉寺，一望漠漠黄沙，无寸草人烟，仅有小村皆回回种类，，而其他地区所谓的‘回夷’，即‘西（西安）、延（延安）、庆、平（甘肃庆阳、平凉）、凤（凤翔）、汉（汉中）间夷也’，”[30]。元代回回世家纳速拉丁“子孙众多，分为纳、速（苏）、拉（喇）、丁四姓，留居各省。故宁夏有纳家户，长安有剌家村。今（明代）宁夏纳氏最盛”[31]。“迄明末清初，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泯，所谓甘回及东干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32]。署理陕西巡抚毕沅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奏：“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同治年间，宁夏回民“平罗38堡，金灵500余寨”。陕西则有回民800余坊。在新疆，乾隆三十六年的户口统计中，有从甘肃等地迁居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回民20000多人，在大坂城也居住有回民500户。咸同年间回民起义时，叶尔羌驻军半数以上为回族。据阿古柏伪政府时俄国使团的调查，当时仅南疆西部回族士兵已达15000人。
明代至清代同治年间以前西北回族社会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使西北地区成为中国回族的第一大聚居区，回族在西北农村，从元代的点状分布结构发展成为网状分布结构，回族从而在西北地区有了更为牢固的社会地缘基础和经济基础。
西北回族社会农业经济的厄运，是从清代同治年间回民起义期间开始的。战争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灾难的降临，而这次回民起义中清朝政府地方官员对回民的屠杀及起义失败后左宗棠对西北回族的“善后”安置，则对西北回族社会农业经济给予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在同治以前，陕西总人口约1200多万，相对集中于八百里秦川，这里回汉比例为“回三汉七”，因而回族人口至少约在100万上下，经过战争中的死亡及清军的屠杀，还有战后的迁出，陕西回族剩下的已不到十分之一，从而也失去了关中平原肥沃的土地。在同治以前，甘肃（包括今宁夏川区、青海全境）为“回七汉三”，开发出了银川平原、河西走廊。战后，这里的回族人口仅存十之二三，“自是甘、凉、安（西）肃一带无回族聚处”[33]。宁夏川区的回民也被迁至“三边（河滩边、碱滩边、湖边）两稍（山水沟稍、渠稍）一山（南部山区）”地带。
回族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形成的民族，他们的先民在进入中国以前，阿拉伯、波斯、中亚地区也已经进入了农业时代，唐宋元以来，西北回族屯垦于黄河流域的广大川区，历数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川地耕作经验，而同治以后，却被迫进入了陌生的山区、碱湖上，从刀耕火种做起，重新开发。这就使西北回族社会的农业经济，倒退了数百年，失去了它原有的坚实基础。西北回族社会农业经济的这种历史大倒退，对同治以后西北回族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而久远的影响。
从唐代到新中国成立前，西北回族的第二产业一直是薄弱环节，手工业发展没有像商业与农业那样的辉煌时期，工业几无基础。西北回族社会历来不太重视工业的发展。这尽管是由中国社会与西北地区的种种客观因素造成的，但无论如何，它使西北回族社会的畜牧产品及土特产品失去了消化与深加工的环节而直接以原材料的低廉形式进入了流通领域，也使西北回族社会的商业经济无法建立在稳固的民族工业经济基础上，这无疑是西北回族社会经济的一个重大缺憾。从明代以来，由于民族人口、社会政治、文化和战争等原因，及其导致的西北回族社会发展的艰难性，从总体上来说，西北回族社会经济，无论是商业经济还是农收业经济，其规模都小于西北汉族社会经济。回族中的大地主、大豪绅比例也较小。
三
历史上西北回族的商业经济与农牧业经济活动，在西北回族史、西北地区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早期回回先民的商业活动，为西北地区带来了一个新的民族成分。元明清以来的西北回族商业活动，促使了西北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这对于加强西北地区与内地及沿海的经济联系、从经济基础上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近代以来西北回族的商业活动深入到西北蒙古、藏族及新疆南北边境地区，从客观上密切了西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西北地区兰州、西宁、银川、西安、乌鲁木齐、张掖、酒泉等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历史上西北回族的商业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临夏、夏河、吴忠、同心、宝丰、石嘴山、三营、平凉、张家川等西北重要集贸市场的形成，则是西北回族社会商业经济的直接结果。西北回族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促成西北作为中国回族第一大聚居区形成的重要因素。更具历史意义的是，经过西北回族人民数百年的艰辛开发，这里大量的荒地、山地变成了可资耕牧的良田草原，农业经济在西北地区经济中比重的上升，将历史上中原汉族与北方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纷争地带从陕西北部—宁夏—兰州—西宁一线向北、西推至包头—阿拉善盟—嘉峪关—西宁以西、进而至新疆—西藏地区，最终为在明清以后结束农业地区（民族）与牧业地区（民族）之间的交错纷争提供了经济前提，它与近代西北回族联合西北各民族共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卫国斗争，筑起了一座座保障中原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坚强堡垒。这又是一种难以用经济数字所能概括或评价的、对多民族国家的可贵奉献。
注释：
[1]《古兰经》第62章第10节。
[2]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17页。
[3][8]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3页。
[4]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引《太平广记》卷28，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5][11]高占福：《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82、311页。
[6]《资治通鉴》卷219，“肃宗至德二载”。
[7]《太平广记》卷402，“宝类·径寸珠”。
[9][27]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99、62页。
[10]《马可孛罗游记》，福建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1页。
[12]马霄石：《回族的来源与形成》，1982年铅印本，第37页。
[13]胡振华：《中国回族》引马祖常《河湟书事二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14]许有壬：《至正集》卷53。
[15]（明）《河州志》，卷1。
[16]《洮州厅志》。
[17]杨新才，吴忠礼：《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18]吴忠礼：《宁夏近代历史纪年》，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页。
[19]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1页。
[20]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1～203页。
[21][22][23]《清实录》，雍正七年条；乾隆四十三年条；嘉庆十年条。
[24]《皇明世法录》卷81。
[25]丁国勇，王永亮：《宁夏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4页。
[26]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83页。
[28][29][30]胡振华：《中国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3、92、134页。
[31]《陕西通志》。
[32]《河湟诸役纪要》。
[33]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34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