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常副司令亲自带队到现场检查，发现有两项成品附件未达到协议要求，试飞领导小组认为7月1日上天的条件不具备，并向上级做了书面报告。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也就此问题书面报告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于同年6月29日批复指出：“七一”不能上天，同意不要勉强，要继续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争取早日试飞成功。随后，试飞办公室发动厂所科技人员和工人全面复查图纸资料，查找存在问题，制订解决问题的措施计划，并限期解决。同时抓紧进行各项试验，落实成品附件。经有关厂所半年的共同努力，歼8试飞准备基本就绪。
1968年12月13日，常副司令再次来沈阳，听取了厂所汇报歼8试飞准备情况，并召开试飞领导小组会议，要求12月17日向空勤组交飞机，拟于24日首飞。
12月19日14～16时，歼8型号01架首次进行地面滑行，空军副司令员、歼8试飞领导小组组长常乾坤、三机部试飞局局长、歼8联合指挥部负责人刘增敏、630所副所长苏国华等指挥本次滑行。歼8联合指挥部成员及厂所领导和有关同志观看了这次滑行。滑行分别由尹玉焕和鹿鸣东执行。首次滑行结束后，尹玉焕报告，歼8滑行方向性、安定性较好，发动机加速性能比较好，飞机转弯性能好。但存在前轮摆振、左发排气温度低、油门比较紧，刹车冷气耗量大等缺陷。次日，由试飞员鹿鸣东接着滑行。但空军科研部一位处长提出要把歼8摔打摔打，要来个蛇行滑跑，来回滑、滑S形，硬要歼8飞机从跑道南端扭到跑道北端，再由跑道北头扭到跑道南头。这个方案既未征求设计人员的意见，也未采取应急措施，更未经上级批准，是一场超实际使用常规的恶作剧。当进行中速滑跑时，试飞员发现前轮摆振严重，采用紧急刹车，当飞机停稳后，左侧主轮胎爆破，于是停止滑行，使这次试飞未能成功。
事后，一个晚上，由军管会主任丁萍主持在办公楼召开会议，用广播通知要王南寿去参加。王事前一无所知，正处在隔离审查之中，肯定不是好事。
王到会时，丁萍、孟仲明、叶正大、顾诵芬、刘锐琛已到场。丁萍说明大意后，由孟仲明（革委会生产组长）介绍飞机滑行时，发现起落架连接强度不够……他说后没有人发言。丁萍指明要王南寿发言，这时王南寿同志完全意识到这是又一次给他栽赃的安排。但是，他仍以一个科技工作者求实的品德，理直气壮地说：“歼8的起落架落震试验是完全合格的，前、主起落架的连接强度也是合乎设计规范的，分别达到105％和115％。起飞着陆可以保证安全，可以放心地使用。”并说：
“一是按我们沿用苏联的规范，主起落架的剩余强度少一点，但仍然是有大余量的，可以通过使用、实习、积累分析、制定出我们自己的规范；
二是我是搞使用维护出身的，如果在使用中万一出现有连接强度不足，使用部队飞行前后，都是必须检查的。而出现裂纹，这种敞开的部位是容易发现的，能及时消除故障，因此可以放心地飞。”
王南寿深知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必须如实地说明情况，他们硬要栽赃也只有以后再说了。事实果然不出所料，这次会议就是逼王南寿发言，以获取整人的资本。王南寿发言结束，丁萍马上就说：“王南寿你过去破坏歼8，现在还要继续破坏。”结论下了，会议也就散了，这种笨拙的手段，真令人可恨又可笑。
后虽经查明，是减摆器叶片严重超差、致使强度不够造成叶片折断而引起前起落架扭力臂折断，不是起落架系统本身设计问题。尽管前起落架已按常规进行6000次垂直载荷的落震试验，还千方百计地进行了我国从未进行过的、同时加垂直和水平两种载荷的落震试验，经这样严格考验取得试验成功并得出肯定结论，但仍有人对前起落架支柱强度发生怀疑。后来只好将防扭臂的材料由铝材改成钢材，并改了气门芯，无端地增加重量10多公斤。后来计算研究表明，蛇形滑跑对机轮、起落架防扭臂，都远远超过了设计标准，也远远超过实际使用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状况。不照设计规范使用，任何部位都可能出现极限而损坏。
首飞出现蛇形滑跑的插曲之后，广大设计人员心中产生了无形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个个谨小慎微，飞行工作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
1968年12月22日，常副司令再次召开试飞领导小组会议，分析歼8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安排意见，并书面报告军委办事组、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报告》指出，歼8飞机当前试飞条件尚不具备，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建议各厂所迅速建立相应领导班子，专人抓总，切实负起责任，飞机上天前，应全面提出对飞机的肯定结论，要求对歼8设计、工艺资料进行全面复查，按系统作出可靠结论。并抓紧完成各项试验。1968年12月24日至1969年1月8日，歼8试飞办公室组织科研人员与参加歼8试飞的空地勤人员，查、摆问题，组织攻关。同时，厂所广泛动员，发动参加研制的人员复查歼8图纸资料、复查设计、工艺、装配质量。据有些史料记载，通过全面复查，共查出“问题”23个。如平尾效率、前轮摆振、舱盖抛放性能、空中弹射过载，等等。其实在这23个问题中，除了两个因成品不合乎要求外，其余不能算是影响试飞的问题，有些本来就是要通过试飞来验证的。如果不把总师办的总师们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抓起来隔离审查，甚至当成歼8飞机的破坏者而进行批判斗争的话，他们在试制现场立即就可以说得清清楚楚，不必兴师动众来“攻”这23个关键问题。但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一所也不得不组织近200人，经过3个月的“攻关”，对23个问题中，除空中弹射过载外均有个说法。面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厂所面临巨大的技术风险，更主要的是政治压力，外界的舆论压力也很大，一时冷风四起，有的认为：“歼8设计失败了”，“歼8飞机太重，平尾太低，效率不高，因而飞不起来”。有的还说：“还是老老实实的搞仿制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真有黑云压城之势。
但这些冷风没有使奋战在歼8研制第一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退却，因为他们是实践者，心中有数。后来见到当时的一些同志，他们告诉我，这些压力反而使他们更加憋足了劲，不把歼8飞机安全送上天，誓不罢休。
1969年6月29日，空军副司令员、航空领导小组负责人曹里怀同志仅带秘书1人来沈阳检查工作，听取厂所关于歼8试制情况的汇报。
曹里怀副司令是湖南省资兴县人。1955年授衔时的中将。他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红军大学第四、第六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处参谋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长春卫戍区司令员，吉林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军长，湘西军区司令员。解放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军训部部长，空军副司令员。1969年，曹里怀同志兼任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组长。1971年9月29日至1973年5月20日兼任空军五人小组组长。先后负责组织强5、轰5、歼6、歼8等型号战斗机的试飞定型等工作，为我国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
歼8型号大队技术负责人钟敏昭向曹副司令详细汇报了23个关键问题的攻关情况，除弹射救生设备在空中试验时，辅助弹射弹过载值偏高一项未作结论外，其余22个问题，均已解决。曹副司令详细听取了攻关汇报，仔细询问了具体情况，已胸有成竹。他说：“歼8弹射系统的主弹射弹是沿用米格-21的，主弹射弹既然和米格-21一样，辅助弹射弹是新研制的，而且地面试验都合格了，所以米格-21能飞，歼8也能飞，如果弹射弹万一有问题的话，责任由我承担。”当即让秘书通知十一航校副校长胡树和、试飞员尹玉焕、鹿鸣东和630所副所长苏国华来沈阳试飞，并要求厂所领导进一步发动群众，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
6月30日，曹副司令又召集歼8联合指挥部、歼8试飞办公室和厂所有关技术人员开会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歼8试飞条件已具备，可以上天试飞。
6月30日，十一航校胡树和、尹玉焕、鹿鸣东赶到沈阳，对歼8飞机仍有疑问，提了9个问题。曹副司令随即让一所歼8型号大队技术负责人钟敏昭和歼8试飞组组长孙绍孔到军区二招将问题一一解答清楚。此时曹副司令的秘书仍持反对意见，认为要多考虑十一航校的意见。曹副司令在即将作出重大决策时仍然受到秘书干扰，显得颇为生气，用严厉的口气说：“你有意见可以提嘛，但我的决心下定了，你通知空地勤人员做好准备，后天就开始滑行。”此时沈空副司令员邹炎亲自指挥，帮助空地勤人员先进行准备工作，熟悉座舱，准备滑跑起飞动作，研究意外情况处置等。
为了确实做到心中有数，6月30日下午和7月1日全天曹副司令又分别找设计人员、机务人员、试飞员、指挥员开座谈会了解情况。设计人员又认真细致地检查各个环节，没有发现影响上天的问题。
机务人员心情十分激动，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检查飞机，又反复进行了地面检查试验，确保飞行安全，他们高兴地说：我们就“盼望这一天！”曹副司令员认为，确实做到了心中有数，放飞有底。7月2日歼8第一次滑行。空军曹副司令、沈空王毓淮司令员、邹炎副司令员、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都到了现场。这一天观看滑行的还有沈空所属各单位军、师领导等。共滑行三次，都由试飞员尹玉焕执行，速度分别为20～70、150、200公里／小时，滑行结束后，试飞员反映飞机滑行稳定，增速性能好，滑行有点右偏，其他都正常，领导决定次日继续滑行。
7月3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曾绍山也来到机场，试飞员尹玉焕向陈司令员报告了滑行课目。第一次滑行速度200公里／小时，飞机滑行正常，还有一点点右偏，问题不大。陈司令员说：“你们要解放思想，能飞就飞吧，科研为使用服务，使用部门说行就行了嘛。”王司令员说：“昨天我们所有师长、军长都说拉起来算啦！”尹玉焕第二次滑行速度为250公里／小时，滑行结束后，陈司令员说：“1965年去一所看木头模型（指歼8）我就鼓励你们，我们不能老仿制，我们自己要搞新飞机。”
当晚陈司令员、曾政委接见试飞员和歼8跟产人员代表。陈司令员勉励大家说：“对歼8飞机要下决心抓好！抓下去！这个飞机前途很大。”曹副司令也说：“这是一架好飞机。”
7月4日，试飞办高仲云赶到沈阳，下车后立即赶至军区二招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冯振沧、周洪波、苏国华、胡树和、试飞员尹玉焕及厂所有关人员。曹副司令员问高仲云：“你们办公室对歼8飞机怎么看的？”高仲云汇报了自4月会议以来所做的主要试验结果，最后说，根据目前情况来看，歼8安全上天是有把握的。接着试飞办公室政委冯振沧汇报了人员的思想情况，认为工作是可靠的，上天是没有问题的。曹副司令员说：“这次常副司令让我亲自来现场看看，我连机关的一个人都没有带，独自来的，看了看、听了听，了解不少情况，歼8飞机的实际情况和我在北京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也给歼8泼过冷水，曾对常副司令说过，还是早一点停了吧！现在我的观点转变了，我就相信广大科技人员、工人。”最后曹副司令斩钉截铁地说：“歼8飞机明天放飞，出了问题，我负责。办公室回去给毛泽东主席写一个报告电报，飞机上天后陈司令员（陈锡联）那里发出去。”
试飞指挥员苏国华7月4日上午召开了试飞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试飞指挥员胡树和、试飞员尹玉焕、鹿鸣东及厂所有关人员。会议决定，5日上午8点高速滑行抬前轮，9点半上天，一切保障工作在上午7点前完成，并具体确定了飞行高度、速度、操纵要领等。
1969年7月5日，这个永载新机研制史册、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终于在众人久久地期盼中来临了。
7月5日一早，曹副司令就来到112厂小楼招待所，在场的有试飞指挥员苏国华、胡树和及刘增敏、高仲云等，曹副司令询问他们试飞准备情况。苏国华说：“一切准备就绪。”而胡树和说：“还是考虑考虑吧！”曹问：“为什么？”“歼8平尾太低。”“又是平尾低？平尾低！我命令你们飞。”“命令我服从，但我有意见。”此时刘增敏主动请缨说：“首长，请批准让我试飞吧（刘曾在六航校任过飞行大队长和飞行师副师长）。”曹副司令让沈空邹炎副司令做工作，随即离开招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