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全党要大力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人民群众的各个阶层，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使人民群众懂得革命战争的目的和自己的责任，激发他们投入战争的热情和责任感。二是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在领导战争的全过程中，真心实意为民众着想。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将农民投入战争与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土地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翻身农民志愿投入战争。三是实行正确的统战政策，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作战对象，及时调整和制定正确的政策，把尽可能争取过来的阶层和人，争取到人民一边来。如抗日战争期间，将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及时调整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争取了地主、富农中的开明分子、蒋介石营垒中的有民族气节的上层爱国分子以及大批海外侨胞，本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不同程度地加入到我们的抗日行动中来，从而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打击日寇和投降日寇的汉奸卖国贼。
人民群众投入战争的形式，总体上可分为直接参战和支援战争两种。直接参战包括参加人民军队和地方游击队、民兵等，多种形式地为前线的作战服务和提供物资保障。如解放战争中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大决战，我方投入的野战军201万人（部分重复运用）、地方军62万人，民兵40万人，支前民兵539万人。仅淮海战役，光人民群众支前的小车就有41万辆，为前线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弹药等物资。陈毅元帅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3年解放战争中，人民群众为军队补充兵员520万人。广大群众，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全力支持战争，做到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军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所以说，我国人民革命战争，是一部伟大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3.实行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创造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是为适应实行人民战争指导思想的需要。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采用主力红军、地方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三结合体制；抗日战争期间采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人民自卫军（民兵）三结合体制；解放战争时期采用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体制；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采用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三结合体制。
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能够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各种力量有效地调动和协同起来，使人民战争的威力得到更好的发挥。毛泽东认为，三种武装力量的正确划分和相互配合，可以形成强大的武装力量体系。敌人敢于进犯，就会陷于到处挨打的困难境地。再凶恶的敌人进来，也必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逃灭顶之灾的下场。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1958年到中国访问并观看了民兵的军事表演后，感慨地说：“进攻中国应成为军事上的一条禁律……任何聪明的军事家，都不要到中国去作战，那里是无底深渊，进去了是不好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有一篇评论写道：“中国已经具有最可靠的防御力量——10亿人民，广阔领土，军事化的纪律及其政治上的统一性。任何外国都是无法征服中国的。凡是有理智的人，都不敢进行这种尝试。”
在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中，人民军队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毛泽东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作骨干，就不能有效地消灭敌军的主力，粉碎反革命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就不能使人民群众的斗争得到有力的支持；就不能开辟、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和战略后方；就不能使人民战争生动活泼、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支持下去。战争年代以及建国以后，党总是通过军队派出大批干部和人员，去组织和训练群众武装。我们必须看到，没有广大群众组织的人民群众的协同与支持，光靠人民军队，也是不可能取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的，也不可能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国防，骨干的作用是榜样的作用、支柱的作用，但不能把它片面夸大为可以否定或排斥其他力量而陷入“唯军队论”的歧途。
4.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斗争形式密切配合
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不经过武装斗争，是不可能推翻由几百万军队维系的强大的反动政权。仅靠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斗争，就想让敌人自动放下屠刀，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中国革命用血换来的结论。
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靠武装斗争还不够，还必须将其他战线、其他形式的斗争开展起来，与武装斗争相配合，发挥对敌斗争的整体效应。毛泽东指出：“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为此，必须开展协同于战争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种战线的斗争，包括与敌人的政治谈判斗争和争取敌军、瓦解敌军的斗争。解放战争前的“重庆谈判”，起到揭露美蒋反革命的伎俩、争取社会各界、教育全国人民的作用，使人民对蒋介石的反人民动向引起警觉。随后的“北平谈判”，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企图取得喘息机会以便卷土反扑的阴谋，使人民在精神上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准备。在解放战争激烈的军事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又将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人的工作加以密切配合，争取了大批敌人的起义、投诚或接受和平改编。我党在敌占区内，也精心组织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多条战线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蒋管区农民的抗租、抗捐、反抓丁、反恶霸的斗争，城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左翼文人在文化战线上的反蒋与民主爱国斗争等，形成波澜壮阔的对敌合围之势。从而使敌人陷入到处挨打的困境，显示了人民群众的整体威力，加速了敌人的灭亡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
5.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是在批判和纠正红军队伍中存在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阐明了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路线的必要条件，并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加以重申和系统化。毛泽东把根据地比作执行战略任务的战略基地，他说：“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在解放战争中，他又进一步告诫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革命根据地是进行革命战争的依托和战略基地，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条件。革命根据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上，是团结人民的中心，具有强劲的吸引力。如当年的以瑞金和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犹如灯塔一样照亮着人们的心，指引着人民斗争的道路，成为中国人民大众向往的圣地，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奔向革命；军事上，是战争的依托，人民军队在根据地内如鱼得水，依靠良好的群众条件，有效地歼灭敌人；是军队战斗后休整、补充和训练的基地，使军队能及时得到补充，安心休养生息，无干扰地组织练兵；经济上，是提供战争所需财力物力和各种战争保障的后勤基地，保证军队的生存和发展。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第一年的后半年，他集中了34个旅25万兵力进攻我陕北根据地，企图一举消灭我根据地，消灭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当时毛泽东身边只有6个旅的2.7万人兵力。毛泽东基于这块根据地对全国解放战争中的巨大影响，坚持就地与敌人周旋，引诱敌人和调动敌人，使敌人四处奔波，却始终找不到毛泽东和我军主力在哪里，敌人在混混沌沌中，接连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个战役中，被我全歼3个旅又一个保安团，使我军稳住了战局。陕北三战三捷的战例，充分显示了革命根据地的威力。陕北根据地是我党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军民血肉相连，人民群众自觉地掩护我军、封锁消息、把握敌情，因此，战略上我军虽处劣势，但在战役战斗上我军能自如地形成优势，从而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6.创造一整套适应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战略战术是进行战争的方法，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方法。中国人民进行的人民战争，区别于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因此，必须创建适应人民战争特点所需要的方法。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毛泽东在指导中国人民开展人民战争过程中，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原则，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地指导战争，从而创造了我们自己的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显示了如下3个特点：一是阶级性。毛泽东曾经指出：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可见，由于阶级特性，敌对阶级、敌对军队永远也学不到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永远找不到对付它的方法；二是科学性。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军事战略和策略的体现，正确地解决了战略与战术、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歼灭战与消耗战、强与弱、优与劣等一系列辩证关系，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三是求实性。实事求是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根本思想路线，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根本点，也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显明特点。朱德指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新兵法。”“这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
四、毛泽东人民军队思想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他从建国开始，就确定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并规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任务、政治工作制度，以及内部的民主制度和严格的纪律。引导我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保证了我军的健康发展。
（一）人民军队的性质
毛泽东从“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原理出发，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的思想，指明我军必须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对于敌对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对于人民大众，它是人民利益的卫士，“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确保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原则。从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开始，毛泽东就规定了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设立党代表制度，党支部建在连上。随后又明确在军队内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和党委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形成了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和方法措施。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历来重视团结一切爱国的、拥护革命的民主党派，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民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在共和国土地上允许建立和发展组织，唯独在军队中，不能设立其机构，发展其成员，更不允许他们参与对军队的领导。人民解放军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此，这种领导称为绝对领导，它是保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领导制度。
（二）人民军队的宗旨
人民军队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这支军队的无产阶级和人民性的统一。毛泽东把人民军队的政治任务同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强调人民军队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他明确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建军原则的核心，是我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本质特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毛泽东将它一字不改地规定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这支军队必须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要求。我军在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长期斗争中，始终遵循这一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