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各社会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地区、组织和个人发生更为密切的联系。组织之间的竞争也逐步升级，国际化竞争对各组织查收越来越大的影响。各级组织都处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环境之中，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代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资源如何丰富、资金如何雄厚、技术如何先进、国内市场如何广大，都不可能在一国独立地进行现代化生产和产品销售。”
（四）非线性和突现
知识社会中社会组织体现出更多的非线性发展和突现的特征，过去一些管理方法都变得无效，如相似分析的方法在知识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难以运用。相似分析指基于相似条件产生相似结果的假设，在以往的企业管理决策中最重要的决策方法之一。在工业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在这种线性的简单系统中相似分析的前提假设是基本正确的，企业可以通过相似分析来进行管理决策。在知识社会中，企业以及企业生态环境的复杂性都大大增加了，整个企业生态系统日趋复杂，在复杂的知识社会企业生态系统中，由于系统对边界条件十分敏感，微小的初始差异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相似分析的作用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效。
由于非线性和突变的加剧，创新成为知识社会中组织的基本需求，正如德鲁克所说“我们需要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正常、稳定和持续的行为。”
三、知识成为管理最重要的工具
知识社会对管理产生的最显著的改变是用知识取代资本和暴力成为基本的管理工具。正如托夫勒所描述的那样，“暴力没有消失，但是它的形式和作用却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工业世纪里改变了。权力转移的确切含义不是简单地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或是从一个集团转给另一个集团，而是由杰出人物们操纵的、为保持控制而进行的暴力、财富和知识交织在一起的根本转变。今天，正如工业革命把暴力变成法律一样，我们正在把金钱（事实上广义地说是财富）变成某种新的东西。……我们正处在一次新的权力转移的边缘。”
在知识社会中，“原材料的作用日益降低”，知识成为最宝贵的资源，是工业社会中最重要资源“资本”的最终替代物，或者说知识是知识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本形式。“由于知识是（资本）最终的代替品，它已成为产业的最终资源。因此，迄今我们业已知道的是，在任何经济中，生产和利润不可避免地取决于三个主要的权力来源——暴力、财富和知识。暴力被逐渐转变成法律。现在，资本同金钱一样，正依次转变成知识。……由于知识减少了人们对原料、劳动、时间、空间和资本的需要，因此，知识已成为先进经济的主要资本。”
成为资本的知识要求管理进行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就是必须把知识作为管理的基本工具。托夫勒用“权力的转移”来描述这一变化，“不根本改变雇员与老板的权力关系，崭露头角、代表未来的灵活公司是无法运转的。下面我们将看到，这种权力的变化正在萌发。权力的转移不仅安生在企业领导人的办公套间，而且也出现在车间厂房。”
管理者不能再依靠暴力或者金钱对被管理者指手画脚，在很大程度上，知识社会中的管理者必须是知识的规划者、协调者、交流者及引导着，或者，在有些方面，成为知识的提供者。知识社会中的管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知识的管理的成效，而对知识进行管理本身就需要一种高级的知识，这种作为管理工具的知识是知识社会中管理者创造价值的基本工具。
从以上对于知识社会中管理的效率、组织的复杂性和管理的工具状况来看，知识社会对于管理科学水平的要求是大大超越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
知识社会向管理提出了高水平的人性化要求
知识社会在管理方面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向管理提出了远远高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人性化要求，下面就知识社会中管理人性化的面、管理人性化的量和管理人性化的质做一个分析和认识。
一、知识社会以人性化对象范围的最大化为目标
在20世纪里接连出现了数波的“民主化浪潮”，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同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和日本成功地进行民主化，成为后来政权改革的理论模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产生了去殖民化的浪潮，而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大多也采取了名义上的民主制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都采取了自由市场经济，并发展出福利国家制度——反映出其选民和政党的一般共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国家和共产国家都有相当高的经济成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在名义上都采纳了民主制度，不管这些民主制度中的大多数的选举制度如何不符合民主的基本要求，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进一步的民主化浪潮则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更实际的自由民主制。南美洲的一些军事独裁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转变为民主制度。东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陆续民主化。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都展开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进程。民主化浪潮也在20世纪90年代散布至一些非洲国家，最突出的是南非。
在知识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不仅政治上的民主化进程在加速，由此还促进了其他领域民主的发展，包括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在内的新型民主观念也日渐深入人心（本书第四章将做进一步的考察）。
这些民主观念的普及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组织管理人性化的看法。一方面，在新的民主背景下，人们要求管理为组织全体成员（至少是大多数成员）服务而不能只为某一小部分人服务（在阶级社会中是统治阶级）；另一方面，在组织中存在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冲突的时候，新的民主观念不再单纯以维护多数派的主张为目的，管理不能沦为“多数派”暴政的工具。知识社会中的管理要在维护多数派权利的情况下也照顾少数派的合理权利，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知识社会中成为现实，这是因为知识是知识社会中最主要的资源或资本，这种资源或资本不像物质资源或货币资本那样具有单纯的稀缺性，知识资源是可以共享的。而人们在知识社会中的关系也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状态，逐步走向以合作为主的竞争关系。
总之，知识社会以人性化对象范围的最大化为目标。
二、知识社会要求实行全面的人性化
知识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为社会的人性化进程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而民主观念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为社会的人性化进程打下了良好的精神基础，知识社会对于人性的追求是全面的。正如托夫勒在揭示组织的社会责任时所说，“因为随着第三次浪潮而来的，是日益要求一种新型的机构——大公司不再只管赚钱和生产商品，而同时要对解决极为复杂的生态环境，道德标准，政治影响，种族歧视，两性地位和社会问题等问题负责。”组织必须在各方面满足其成员和社会的合理需求，现代组织对于人及其需求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如有学者指出：“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到一点：人、人、人、人、人。”
现代管理思想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到复杂人的发展转变也是对人的需求的不断探索、深入认识的结果，其中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对人性的认识由片面逐步向全面提升。知识社会中的管理思想无不以追求全面人性化为目标。
三、知识社会要求实行高水平的人性化
知识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对于人性化的要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人们的集体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城市成为人类居住主要聚集地，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城市化率都已达到80％以上。随着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人类以大城市聚集为主的方式正在改变，城市人口开始了由聚集到扩散的转变，中心城市发展速度减缓，并出现郊区化现象。大城市人口的外溢使城市从传统的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工业社会中城市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生产的高效率，而知识社会中城市发展的变化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于集体生活中高水平人性化的追求。不仅仅是城市，其他形态的集体也无不以满足人们高水平的人性化需求为目标。
其次，人们的个人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数字化生活方式正在形成。如同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一样，知识社会新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形成。在信息社会，智能化的综合网络将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电视、计算机等各种信息化的终端设备将无处不在。“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们都可以获得文字、声音、图像信息。知识社会的数字化家庭中，易用、价廉、随身的消费类数字产品及各种基于网络的3C家电将广泛应用，人们将生活在一个被各种信息终端所包围的社会中。数字化生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性化，即满足人们对于方便、快乐、安逸等人性化需求的追求。
总之，知识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要求相应的管理方式实行高水平的人性化。
知识工作者群体的崛起使服务型领导成为现实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识到，知识社会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两方面都对管理提出了高水平的要求。而服务型领导的管理方式正是由于具有高水平的科学化水平和人性化水平而适应知识社会对于管理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适应需要人这种最关键的因素进行推动，知识工作者正是这种因素。
一、知识工作者的定义
自从德鲁克首先提出知识工作者概念以来，这一概念成为主流管理学家们最热衷研究的问题，因此也有了多种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无疑都至少从一个方面对知识工作者进行合理的揭示，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总结。
（一）知识工作者概念的提出
知识工作者这一称谓是德鲁克最早提出的。他在1959年发表的文章《明天的里程碑》中正式发明了这个词，其含义是“把自己从学校学到的知识而非体力或体能投入工作，从而得到工资的人”。知识工人与传统的所谓“蓝领工人”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思考的是如何做正确的事情，而后者则只需要学会如何正确地做事情。
德鲁克就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时代，首要的资源是知识，而不是厂房、机器。知识工作者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生产力”。德鲁克提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后资本主义社会或知识社会。伴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人类将会发生知识管理革命，知识将成为下一个社会的主要生产动力。知识工作者的专业知识，就是自己的“生产工具”。
德鲁克举例说明了知识工作者的重要性：19世纪50年代，英国失去了工业经济的领先地位，先是被美国然后是被德国所超过，其原因既非经济的，也非技术的，而主要是社会的。因为从经济上特别是金融上来看，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属世界强国；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科技成就也很夺目。但英国却不承认技术发明人员的社会地位，技术发明人员始终剥离不了“技工”的身份，他们不能成为“绅士”。知识工人落后的管理观念是导致英国失去工业经济领先的最主要原因。
（二）有关知识工作者的主要观点
关于知识工作者，管理学家们存在多种观点，下面做一个简单的考察，以便我们对这个概念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1.所有员工都是知识工作者
工作中每一个人都要运用知识，如果将某些人划分为非知识工作者，就不能反应在当今知识经济环境下的工作实践。托马斯·斯图尔特（Thomas Stewart）指出，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工作逐渐代替了体力劳动，常规工作也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在工厂里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已经成为机器的专职，生产线上的工人不再是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了，新的工作是知识工作，过去的工作也将变成知识工作。维纳·艾莉（Vena Alley）认为，现在人们完成其工作所需要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比过去大得多，在每个人的工作中知识成分已大大地提高了，如果知识存在的话那么它就无处不在。在一个系统中，每个部分的功能对于整个系统都是关键的，并没有某种特殊的知识工作者，每个工作者都是知识工作者，都会因为被看做是有智慧、有知识的人而受益。
2.从事特定职业的人是知识工作者
瑞克·德福（Rick Dove）指出人们经常从一系列的职业列举出发来定义知识工作，特别是专业职业，多数情况下这些专业人士都属于较高的社会群体，享有着很好的社会地位。知识工作者是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律师、外科医生和会计师的群体。有些学者尽管不指明特定的职业，但将教育背景、职业资格作为知识工作者定义的核心，如宾利·特沃（Bentley Trevor）将知识工作者定义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训练的人。
3.具有特定行为的人是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被定义为工作场所中的一类行为，这类方法着重于员工日常的实际活动，如卡罗维·科尔文（Kelloway Kelvin）和巴林·朱利安（Barling Julian）认为在公司中凡是从事知识捕捉、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活动的人就是知识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