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日益被更多的人所认同。
曾国藩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倡导和创办洋务，其流风余韵对晚清影响很大，他开创了洋务运动的先河，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曾氏早年潜心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但他并不囿于理学的空谈，而倡导经世致用，也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僚，只知安享富贵尊荣，他面对国家民族深重的危机，承袭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他曾倡言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求时第一要务”。早在1856年他就向咸丰帝奏称“制造轮船为救时之要策”。当然，曾国藩从来都不是一个只将行动停留在口头上的“言论家”。很快，他一旦征得清政府的首肯，就立刻积极地投入创办洋务的实践活动中。
曾国藩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情况，他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把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当作具有全局意义的政策。同治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用徐寿等试造轮船，接着又派容闳“前派西洋购办制器之器。”同治四年，他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厂，附设译书局。同时，曾国藩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据容闳说：当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门专家，无不毕集”。同治七年九月初二，在《新造轮船抑》中又提出由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于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书”。同治十一年，和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由买船而主张造船，由造船进而主张仿制工作母机，由仿制工作母机进而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主张了解西方在技术领域中的某些专门理论；同时鉴于“彼此文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失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而主张设立译书局，“专择有研制造之书，详细漏出”；由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进而主张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凡此种种，表明曾国藩对西方情况的了解，尤其是在技术方面，有了相当进步，与当时一般的封建士大夫相比，是高出一筹的。
学者姜锋在1989年发表的（略论曾国藩）一文，对曾国藩发起和倡导洋务运动的功绩，曾列举了六项事迹，并提了其中五项在中国近代过程中均属首创：一是1862年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揭开了中国用手工自制轮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办了百余台机器设备运回上海，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鼓励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它出书的时间和北京同文馆差不多，而出书的种类和数量则超过之；五是采纳容闳建议，会同李鸿章和丁日昌，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在办洋务活动中对资金筹集有个一贯的思想，就是重视农业，坚决反对向农户摊派。
他兴办军事工业的费用，主要以军费开支，这些军费中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厘金，但从未向农民摊派过团练费用。曾国藩对于洋务资金，使用很珍惜，他坚持铢金寸累的方式办工业，并谆谆告诫下级爱惜各色物料，他具体地提出了各色物料的管理办法。
曾国藩晚年在办洋务的生涯中，主要精力是放在西学东渐、培养科技人才方面。随着洋务实践的不断深入，他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1868年设翻译馆，招请“通晓中国语言文字”的译员，如英国的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的林乐知、玛高温和徐寿、华蘅芳、王德钧、李凤苞等，十年中译成西洋书籍近一百种，其中属于自然方面的四十七种，工艺军事方面四十五种，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曾国藩还开创了我国的职业教育。当时，西学刚传入中国，工人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很少，这对于引进和消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知识很少，这对于引进和消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是个大障碍。为了提高企业工人的技术素质，制造局创办了一个机械学校，叫工艺学堂，注意生产技术力量的培养。这是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
由于翻译西书，使曾国藩认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又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了兵工学校，并推行留学教育。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接受容闳建议，奏请选拔幼童出国肆业。他认为“选募学生出洋肆业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把选送学生出洋学习，看成是“当务之急”。他强调西人擅长之技，“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
在他的努力下，1870年中国派遣120名幼童分批赴美国留学。为了长久之计，曾国藩在美国建立了坚固壮丽的楼房，设立了留学生事务所。
此举被容闳誉为“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这次留学生虽然中途被顽固派破坏，但二十五年后曾国藩的留学教育事业“枯株复生”，“中国学生陆续到美国留学者，已达数百人”。曾国藩开风气之先，洋务派继续于后，继派幼童赴美留学后又陆续向欧洲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
在学习外国方面，曾国藩反对全盘照抄，认为“善学者自须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他学习外国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学，“学其所长”的过程中一定坚持“去其所短”，他能开眼看世界，更能洞察外夷的长短。曾国藩办洋务的具体方针政策是立足于自己动手试制，逐步提高制造能力，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创办自己的工业基础。这比起李鸿章接手经营江南制造局后放弃了自己动手制造，改为直接从外国购买的做法，在思想上要进步得多。
曾国藩开创了办洋务的先例，所办洋务虽然项目少时间短，但意在影响他人。曾国藩在十年间不讲收获，只讲耕耘，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从事洋务事业，他所从事的事业不仅初见成效，而且影响深远。曾国藩所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后来发展成为规模宏伟的造枪、造炮、造船的多功能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的创办和发展起了开拓作用和示范作用，在它的支援和推动下兴起了一批军民用企业，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最初的基础。
曾国藩在培养人才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教育之先河，他选送幼童入美国中小学学习，冲破了封建传统旧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项突出的改革，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这批留学生在美国接受了资产阶级新教育的熏陶，学习了近代的科学基础知识，多数都成了我国近代最早的造船、铁路、矿务、电报、制造、海防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随着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增多，逐渐形成了我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促进了我国近代社会的不断进步。
应该说，曾国藩所举办的洋务运动，其主导动机乃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它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刺激了中国近代军事、民用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对以后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等，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另外，洋务运动在抵抗外来军事、经济侵略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工、民用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装备军队和投向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化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手段。例如1874年入侵台湾时，沈葆桢奉命加强台湾防务，当时“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而这些轮船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876年至1878年收复新疆，甘肃制造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天津机械局各厂“添做夜工”，枪弹日产增加一倍。金陵制造局在此期间，“蓐展兴，篝灯夜作”。除供应北洋军需外，还接受广东、云南、台湾等省订制的大炮175尊。甲午战争前夕，山东机器局为适应战争需要，扩大了生产，“以前日造枪子弹五万粒，今则日造十余万粒，铅九、铜帽、白药等皆十倍于平日”。可见，洋务运动的展开，使中国的武器装备能力乃至国防力量大为加强，这对于中国避免全盘殖民化和被肢解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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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西为中用
为了缩短中西差距，不致闭门造车，了解西方科技的最新知识，培养学贯中西的科技人才，曾国藩积极倡议走出国门，派遣留学生，从而造就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卓越的自然科学家。
古代中国文明在各个方面一直都处于世界前列，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中国几千年中从没有主动向外国学习其发展文明的历史。至明清时期，此一现象恶性循环，在文化上呈现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现象。正当世界已跨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时期，中国这个大帝国却仍以其旧有的发展节奏，在封建天朝大国的庭院中悠然漫步。及至鸦片战争，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国门时，封建士大夫一般还视为其为“蛮夷小国”，仍持有“夷夏大防”的心理，更谈不上主观地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当清王朝在内外交困情形下，王朝大厦根基已呈现摇摇欲坠的形势，曾国藩等人率先提出以洋务活动来拯救清王朝的统治，必须以先进的武器来捍卫帝国的秩序。
据当代学者郭汉民考察，曾国藩之开始向清廷建议派遣留学生始于同治九年（1870）。当时，曾国藩正在天津，着手办理天津教案。后来江苏巡抚丁日昌开始协商，拟选派聪颖幼童赴泰西书院学习。希望可以借他们的留西学成之后，使西人所擅长技术，为中国人亦能谙于心，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对于具体的携幼童出洋肄业的事务，则交由陈兰彬、容闳具体担任。
尔后，从同治九年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病逝前的近三年间，为派遣留学生一事曾国藩先后五次上书清政府，积极倡导，竭力主持，发挥了最关键、最重要的作用。可谓不遗余力，至死不渝。
第一次上书是在同治九年（1870）九月十六日，曾国藩论证了派留学生出国肄业的必要性，指出“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通微合漠，愈入愈精。其国家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人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年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他说自己“精力日衰、自度难策后效。然于防海、制器等事亦思稍立基绪，异日有名将帅者出，俾之得有所凭籍，庶不难渐次拓充。”在该折中他赞成丁日昌的建议，主张派留学生赴泰西肄业，为三年蓄文之计。当时，清廷已将他从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为了便于开展派遣留学生的准备工作，他奏调原在直隶“襄助一切”的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随他到江西，暂操练轮船，将来实力讲求悉心规划肄西洋各事。可见，曾国藩此时已开始为派遣留学生作舆论和组织准备了。
同治十年正月，曾国藩又一次上折奏请派遣留学生。但在当时，对于是否要派遣学生留学的问题，朝野上下仍然有很多异议，有些人认为，当时国内有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已经设局仿造洋人轮船枪炮军火，在京师则更设有同文馆负责选录满汉子弟延请西人教授，上海广方言馆也在选录文童援西洋之学。于此之外，再耗费财资，派文童远涉重洋，似无此必要。针对这些议论，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同治十年（1871）五月初九联名致书总理衙门，详论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的好处。并在文中指出：“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兴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而且西学的根本在于“致用”，所以新理辈出，常换常新，中国人要学到真正西学的精髓，必须长期地浸濡文化中，对其学理遍览久习。这些说法可谓切中要害，指出了赴洋肄业与在本国学习的不同。
在此次上书中，曾、李另外还就派遣幼童留学生出洋问题中已回现的选材、酌费等项事宜拟定十二条章程，附呈总理衙门审核。在得到总理衙门“以为可行”的复函后，至同年七月底，正式开始办理此事。到此为止，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一事基本上算大局已定。尔后，李鸿章就首批幼童明年将赴美国留学事宜与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函商，美使欣然允诺持其执照搭乘美国船前往，“船票银可以减少一半”。这样，中国幼童留学美国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
